所谓四处绞杀、强大无比的雅利安人，就是个近代西方编造的神话

坊间，有许多关于雅利安人的神话。

比如，说雅利安人杀向哪个方向灭了谁，又杀向哪个方向灭了谁；比如，说雅利安人曾经来到中国，结果败在了妇好手下。

前几日，在头条上写了一篇关于贾湖骨笛的小文，有人留言说，贾湖遗址与华夏无关，经DNA检测是雅利安人曾到过这里。

总之，“雅利安”似乎是一强悍无比的民族；又似乎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远征军，满世界任其绞杀。

然而，真相到底如何？

（据称为《梨俱吠陀》的早期版本）

关于“雅利阿”或“雅利安人”的最早记载，出于印度教最古老的《梨俱吠陀（Rig Veda）》。里面说，战神因陀罗（Indra）乘着马拉战车，冲向那些污秽的敌人达萨（dasa）人，捣毁他们的堡垒。因陀罗所保卫的，是“雅利阿（arya）”或说雅利安人的土地和水源。

以古梵语创作的《梨俱吠陀》，一定是在距今3800年之后。此时，古梵语已在“印度-伊朗语族”中与伊朗语分道扬镳。而其被记录于文字，至少要晚1000年左右。

另外，考古发现也是重要的参照因素，就是《梨俱吠陀》中所说的马和辐条轮式战车。在上述时间点之前，印度河流域文明并未达到使用马匹的阶段，也没有辐条轮式车辆。唯一发现的，是由黏土制成的、牛拉的有轮车雕塑。

（书籍中的古印度牛车泥塑）

但是，仍不免有人猜想，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崩溃，是因从北部和西部而来的移民所导致——他们，就是所谓的“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s）”。

英语转写的“Aryan”，来源于古梵语无疑。而古梵语的“雅利安”，本义是“高贵”。其实，这与印度河流域长达三千年的 “种姓制度”有关。

上述猜想，包括“雅利安”所含“高贵”之义，在19世纪中叶，就被欧洲的种族主义者如获至宝。

cc（雅利安人种理论始作俑者戈宾诺）

法国的约瑟夫·阿瑟·戈宾诺写了《人种不平等论》一书。其以人种的特殊性、混血、灭亡解释历史，明确划分人种为“白、黑、黄”三种，属于雅利安人种的白种人是“高贵”和“文明”的代表。

他的弟子德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进一步发展了戈宾诺的种族理论。他组织了“戈宾诺协会”，吹捧戈宾诺是“19世纪最卓越的人之一，得到了神的灵感，是救世主。”

（戈宾诺的弟子张伯伦）

古人类DNA领域的世界级领跑者大卫·赖克说——

“包括纳粹在内的欧洲种族主义者，对此入侵理论赞不绝口：与北欧有关的浅肤色战士征服了黑肤色的原住民，并在此建立了森严的种姓制度，严禁不同种姓之间通婚。对纳粹之类的人来说，印欧语系的传播，意味着一支古代的征服者迁出了古老的家园，镇压和取代了被占领土地的居民。这同时意味着，欧洲延伸到了印度，而近东地区的犹太人则很少获得垂青。纳粹做梦都想重现这样的场景。有些人甚至认为，印度-雅利安人的发源地在欧洲东北部，其中就有德国。纳粹同样吸纳了吠陀神话，按照《梨俱吠陀》中的说法自称为雅利安人。”

希特勒本人，狂热喜欢张伯伦岳父瓦格纳的音乐作品，更从张伯伦那里找到了纳粹的种族主义精神支柱。毋庸置疑，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是希特勒和纳粹种族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追求真相的严肃学者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希特勒和纳粹的鬼话。但直到近些年遗传学和古DNA研究的突破，终于找到了可以证伪所谓“雅利安”神话的科学依据。

印度河流域，并非人类农业的起源地。不过在数千年前，近东地区的“冬雨型作物”和中国的“季风性夏雨型作物”几乎同时就都在印度河流域栽种成功——广袤的土地，吸引着周边的族群；这里，于是成为理想的移民场所和近东农业与中国农业第一次交汇之处。

长达数千年的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也使印度河流域人群的遗传基因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欧洲人、中亚人、近东人，包括东亚人的先祖基因痕迹——印度河流域人群的外表各异，为此地区的混血事件，提供了天然证据。

概括地说，印度河流域人群，都是古人群的“混血儿”——比如在印度人中，第一支人群，与欧洲人、中亚人、近东人有关；第二支人群，则是东亚人的远亲。

具体讲，在距今4000-2000年之间，首先在印度人群中留下遗传印记的，是来自“小安达曼岛”上的说“达罗彼荼语”的“南部基因”；其次才是来自北部说“印欧语”的“北部基因”——这与前面说到的、距今3800年之后《梨俱吠陀》才形成是基本吻合的。

请注意，在距今4000年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已经消亡。也就是说，其消亡与后面来到的“混血”人群没有关系。

在原有的“古文明”消亡之后，印度河流域发生了爆发式的“混血”。主要来源是三个——“南部基因”；分为两部分的“北部基因”——从伊朗来的农民和从欧洲顔那亚草原来的牧民。“北部基因”的两部分为主，“混血”后形成了“印度北部祖先人群”；伊朗农民群体来到南方，与“南部基因人群”发生“混血”，为主形成了“印度南部祖先人群”。

“混血”过程是激烈的，又是漫长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印度教，并由此产生了令人费解的“种姓制度”。

简言之，“种姓制度”，是根据“种姓”不同而将人划分为不同阶层；不同种姓之间，绝对禁止通婚。

约于3000年前形成的印度“种姓制度”，分为两个层次——瓦尔纳种姓（varna）和阇提副种姓（jati）。

“瓦尔纳种姓”，将人至少分为四个等级——最顶端的，是祭司集团婆罗门（Brahmins）和战士集团刹帝利（Kshatriyas）；处于中间的，是由商人、农民、工匠组成的吠舍（Vaishyas）；最低层的，是除吠舍之外的其他劳作者的首陀罗（Shudras）。

在这四个等级之下，还有旃陀罗（Chandalas）或者贱民（Dalits），又称“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他们就是那些被认为低贱到“秽不可触”的人，应该排除在正常社会之外。最后，还有“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这是由印度官方认定的、印度教以外的人群名称，而且他们既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基督徒。

种姓制度，是印度教传统社会深层架构，在《梨俱吠陀》之后的各种宗教文本（《吠陀经》）中，都有详细表述。

“阁提副种姓体系”，可以看作是与“瓦尔纳种姓”配套的“禁止通婚”的“细则”，确定了至少4600个可以族内通婚的群体，一说这些群体可以达到4万个。此体系，规定了每一个群体在“瓦尔那种姓”制度里所属的特定阶层；即便同属于一个阶层，若属于不同副种姓的人们，仍然不能通婚。

这就可以理解《梨俱吠陀》所说的“战神因陀罗（Indra）乘着马拉战车，冲向那些污秽的敌人”这句话了——“高贵”的“雅利安”高种姓人，杀向低种姓或种姓外的“污秽”的敌人，以捍卫自己的权力和“高贵”。

看来，背后的关键因素是 “权力游戏”，其通过宗教的形式规定下来，与统治权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决定了谁有什么样的社会特权和角色，谁可以与谁结婚。其对于社会的强大压抑，才造成了耆那教、佛教和锡克教对于此种制度不同形式和强度的反叛。

在遗传学上，将“种姓制度”所形成的遗传结果，成为“人口瓶颈的产物”——即，现在许多印度群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是因为相当长时间内可以通婚的族群很小造成的——此被称为“一个较小的人口基数加上一个较高的繁殖率，导致早期个体携带的某些罕见的遗传突变会在后代中以较高的频率出现”。

（距今4000-3000年之间，所谓“雅利安人”的军队，绝无可能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更不要说更早。）

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第一，史上唯一可以作为“雅利安人”神话支撑的，只有印度教的《梨俱吠陀》，其他的文献、考古证据皆无。

第二，《梨俱吠陀》所记载的“高贵”的“雅利阿”杀向的，不是处于外部的什么人，而是同样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低种姓或种姓外的“污秽”人群。

第三，上述这一过程，发生于古印度河流域文明已经消亡的距今3800年之后，而且是在共同生活在此流域的不同种姓之间发生的。

第四，把“雅利安”说成是欧洲的“高贵”种族，不过是猜想特别是种族主义者的妄想。文献和考古都无法证明有这样一个种族或强大的远征军四处征伐。

第五，从遗传学和历史学来看，伊朗来的农民和延纳呀来的牧民，从无大规模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所谓“雅利安人”创造了9000年前的贾湖遗址，以及打不过商代妇好，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臆想和谣传。

所以，沸沸扬扬的雅利安人神话，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