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神兽︱猴子为什么是多个民族的吉祥物？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人与猿猴的相感，是古代的一种文化传统。汉代造型艺术呈现过多种猿猴形象，或惹人莞尔或让人回味，更令人惊讶的是猴子这一汉文化中的寻常动物，竟也常见于北方草原文化、西南滇文化等中，被其他民族视作一种吉祥物。

在先秦秦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猴子有什么样的奇妙文化内涵？不同文化圈的猴文化有过哪些精彩的碰撞？产生过哪些令人难忘的艺术品，又留下了怎样烙印在岁月波影深处的动人图像记忆？

汉代以前的猴文化

猿猴是汉文化十二生肖动物中的一员，向来被视作灵敏聪慧的象征。这一文化意识最早见于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日书》甲种中，它是最早较系统地记载十二生肖的文献，提到过“环”（音猨，即猿）。先秦文献如《山海经》《尔雅》《楚辞》《埤雅》等也记载过猿猴。

当然猿猴与人类缘起更早，其艺术造型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

70年代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出土一批红陶动物，其中有一件陶猴，长6.5、宽2.4厘米。陶猴的两前肢捧一物举在胸前，两后肢分开、以类似箕踞的姿态坐在地上，呈现出早期艺术不拘于礼法的一派天然特色（图1）。

图1 湖北邓家湾遗址出土陶猴

商周玉器、青铜器上也出现过猴子图像。据文焕然先生介绍，甲骨文中记载过猴。

可知汉代以前的文献和造型艺术对猿猴已经多有关注。既然前期已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么汉代的猿猴艺术又有哪些形式上的突破，其含义有哪些拓展呢？

猴形器物

汉代的猴形器物与战国时期的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题材脱胎于战国时期。比如战国的铜猴艺术对汉代艺术有直接影响。

战国艺术突破商周艺术的抽象化，变得具象，虽然流传至今的仍然是贵族才能消费的精致艺术品，可它们已经开始沾染人气，其题材、造型不再遥在云端拒人千里，而与日常生活多了牵连、变得亲近。铜猴艺术亦如是。

战国时期在北方草原地区流行一种骑马青铜饰。有部分学者认为骑马者是人，是西周至战国晚期草原骑士的形象；但邢义田等学者则考证骑马者是猴子。如一件鄂尔多斯搜集的战国青铜带钩，一件钩身浮雕一匹正在奔腾的战马，马背上一勒着缰绳的骑马者侧身正面迎向观者；钩尾狭长（图2）。有研究称之作“胡人骑马形青铜带钩”，但细究骑马者的面部特征，则发现更近似于猿猴的特征：头呈圆形，大眼突吻，所以称之为“猴骑马形青铜带钩”可能更为合适。

图2 鄂尔多斯猴骑马青铜带钩

猴骑马铜饰件流传久远，除了影响汉代，还一直延续到清代。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南北朝猴骑马铜饰件，通高4.9、长4.7厘米（图3）。马静立，鬃毛丰厚而高扬，马尾根部略向上伸、尾毛下垂；马上骑坐的猴子形象特征明显，圆头、圆眼、突吻，背部弯弓，右前肢持着缰绳，左前肢托腮，后肢跨在马背上。

图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北朝猴骑马铜饰件（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带钩是一种系结束腰革带的饰品，功能类似于今天的皮带扣。洛阳、曲阜鲁国故城皆出土战国时期的猴形铜带钩。

猴形图像还装饰着当时的灯具。出土于战国中山王厝墓、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馆的一座十五连盏灯，充分展示了当时灯具的最高技艺水平（图4）。

图4 河北省博物馆藏战国十五连盏灯

这种分层装有多枚灯盏的多枝灯，一般为贵族专用。这座十五连盏灯的灯座表面镂空雕夔龙纹，底部有三只衔环的老虎作为器足、托起灯座；灯体中央有一主灯柱，沿着它从下往上分为七层、每层两两相对延展出两条灯枝，十五个灯盘被错落有致地安置在七层分枝与主灯柱顶上。更为有趣的是在灯柱上缠绕着游龙、栖息着飞鸟、攀援着群猴，在此灯枝化作树枝，成为动物的乐园。猴子的数量最多，只见它们在树枝上或是昂首俯身爬行，或是蹲坐着四处打望，或是单臂攀枝身体悬空而挂、尽显其灵活敏捷的身手，它们的姿态各异、生机勃勃。树下灯座上立有两人捧着食物，正向树上抛食戏猴，欲引猴来食。

不难想象，此灯上的15个灯盘一旦被点燃，火苗照耀着灯柱上的动物、人物，仿若给他们注入灵魂、使之有了生命，一时间，观者仿佛可以听到人语、龙吼、鸟啼与猴鸣声交融在一起，声声入耳，韵味悠远有如空谷回音。而灯光上下摇曳、交相辉映，将会灿烂成怎样的一树火花？《初学记》卷二五引傅玄《朝会赋》：“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便是凭借细腻感知力而得到的视觉效果的写照。

中山国的铜猴造像艺术传承下来，如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铜质花形悬猿钩，形象与之相近。此钩通高13.3厘米，设计得非常精巧：钩把设计作一朵倒挂的盛开花朵形状，共有四片花瓣，花瓣与花瓣之间各伸出一个柔曲向上的长钩；而花蕊下还倒悬着一只长臂猿，它的右前肢、右后肢连接在花蕊上，左前肢向下伸探，左后肢抬起，其左臂线条纤长而流畅、自上而下又弯曲作一钩，极富设计感。猿和花蕊可以转动，方便使用（图5）。

图5 满城一号汉墓花形悬猿钩

汉代云南滇文化墓中也常出土铜质猴形器，如铸有猴图像的铜扣饰、兵器和贮贝器。

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猴柄剑，身长27.3、茎长9.4厘米，茎下部形似铜鼓，铜鼓上蹲踞着一只空心圆雕的猴子（图6）。猴子圆头、大眼、突吻，双乳及腹部下垂，双臂垂下支撑在铜鼓上，后肢蹲踞。

图6 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猴柄剑（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早期有称这种剑上的猴图像为“猎头”或“人”的，可后来的研究多认作为猴，称这种剑为猴柄剑。

汉代还有出自偃师的陶猴、武威的木猴。武威汉墓的木雕动物非常出名，或许是当地干燥的天气所致，这些木雕大多保存较好，往往以极其精炼的刻法活灵活现地雕刻出动物轮廓，造型劲阔。

如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一只木猴，高11.7厘米。木猴的身形瘦削，跪坐于地，圆头，双耳竖立，大眼突吻；肩部耸起，左前肢支撑于地，右前肢上举、爪轻握着嘴（图7）。木猴的线条简练，虽然只大致雕刻出猴子的轮廓，却极为传神地表现出它的机警。

图7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猴（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猿猴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上的猴图像很常见，根据其组合形式，大致可分为猴与马、猴与楼阁、猴与神树、猴与其他神兽相组合四类。四类图像形式各异，也各有不同的含义。

（一）猴与马组合的画像石

第一类猴与马组合的图像不仅见于前述铜饰件上，也见于画像石上。

如出土于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的一块画像石，石面刻织布、兰锜、拴马、牛车载物、制酒等生活化场景（图8）。其中马被系于马柱上，马柱下方设置有马槽，马槽上跳跃着一只猴子，正面向马首嬉戏；马身后有一辆卸下的车箱掩闭的车。

图8 成都曾家包汉墓画像石拓片

（二）猴与楼阁组合的画像石

第二类猴子与楼阁相组合的画像石集中在鲁南、徐州一带。汉代这一片区域的楼阁画像石极为流行，可能与当地经济发达、儒风盛行，而使得人们生活水平较高、有条件修建居住大型房屋的现实情况有关。这类画像石也见于陕北，陕北画像石可能受到山东、徐州的影响。

如济宁嘉祥满硐乡宋山2号汉墓出土一块画像石，画面分作上下两层，上层为带双阙的楼阁图像，下层为车马出行图。上层画面的左侧，有一株栖息着飞鸟的合欢树，树下立一名持弓箭的射手，并停一马；主体画面上的楼阁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主人接受宾客的拜谒图，上层乃两位高贵夫人并坐、旁边环绕着侍女的图像，楼阁顶为庑殿顶。在楼顶正中央蹲立一羽人，左右各有一只毛羽华茂的凤鸟，羽人正面左饲凤；屋顶正脊的左右两端向上翘，翘起部分为三角形，在左翘角内侧有一只猴子，弓身向左，左前肢扶着左翘角，右前肢向前伸去，两后肢立地；右翘角上则侧立一只鸮鸟。另外在楼阁两旁的双阙顶上，也各有一只猴子，弓身爬行，四肢纤细，前肢扶着阙顶尖的位置（图9）。

图9 济宁嘉祥满硐乡宋山2号汉墓画像石拓片

（三）猴与树组合的画像石

第三类猴与树组合的画像石常见，因为猴子本就以树为居，猴在树上这类画像石正是它生活习性的写照，属自然现象。但有一类树木图像明显刻画作神树，猴子与之相组合，可能别有寓意。

如一块山东两城山画像石，石面画像分作上下三层，从上往下依次为一列神兽图、人物端坐成一排等候人首鸟身神针灸的图像以及两株合抱神木的图像。在下层的画面上，中央两株大树木的枝干相互缠绕在一起，树下停有一羊一马，两名射手持弓朝上射鸟，两树的树干之间还坐有一人；两棵树树冠顶上环绕一群猴子，它们大多两两相对、弓身立于树顶，天空中还飞翔着几只飞鸟（图10）。此石上的两株树造型奇特，与之相组合的动物乃至人物似乎都不同凡响，使得这两棵树充满了奇幻色彩、可能是某种神木。

图10 两城山画像石拓片

与之相似的如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所绘的一棵枝繁叶茂大树，树下有一裸女似在劳作，树上有一猴两鸟（图11）。树上猴手舞足蹈，恰好活动在女子顶上，好像正从上往下窥视女子。韦正先生考证该墓的年代可能为西凉时期，壁上的这棵树可能是社树，猴子乃猴精，而女子则本与地母之性相同相通、在此是与猴精相配的存在，此壁画反映的是土地崇拜和生殖崇拜。

图11 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壁画摹本

（四）猴子与其他动物组合的画像石

第四类猴子与其他动物相组合的画像石则在几大汉画像区都有出土。

如一块南阳方城画像石，画面横向，主体图像为一虎与一牛相对相斗（图12）。牛在右边，身形下压，头低向前冲，头顶一对尖角弯如月牙、向前抵虎，三蹄撑地、左后蹄抬起、露出生殖器，后有一戴尖顶帽的胡人正伸刀阉割它的生殖器；虎在左边，后肢立地、前半身腾空向前扑向牛，虎目圆睁、开口露舌，前肢伸向牛角，作势怒吼，虎尾上扬、恰好被一只猴子捏住。猴子右后肢立地、左后肢腾空，向前朝上跃，突吻张开，左前肢握住老虎尾巴、后者却浑然不觉，可以想象猴子的轻巧敏捷。这块画像石既将虎牛相斗的激烈场面表现得扣人心弦，又别出心裁额外安排了胡人阉牛与顽猴摸老虎尾巴的轻松幽默场景，使得画面一紧一松、张弛有度。

图12 南阳方城画像石拓片

浙江海宁长安镇海宁中学汉墓东耳室北壁西侧画像石，高1.05、宽0.26米（图13）。石面纵向刻一顶端带一斗三升斗拱的立柱，立柱有柱础，柱身上缠绕着盘龙，在重拱一侧有一只单臂挂悬在斗拱上的猴子，尽显其轻俏之态。龙与猴的组合为立柱增添了神奇色彩。

图13 浙江海宁中学汉墓画像石拓片

四川内江岩边山三号崖墓左壁正中刻一株大树，繁茂的枝叶间掩映着仙鹤与群猴（图14）。有的猴子蹲踞在树上、挥舞着前肢，有的单臂悬挂在枝干、另一只手臂伸向下面的同伴，下面一只猴子挥臂向上、与之呼应。崖壁上栩栩如生的画面复原了蜀地风光：在阳光与茂林之间，万物生机勃勃地生长，群猴在树木与树木之间悬空穿梭、游荡嬉戏，尽显一派天然勃发之情。

图14 内江岩边山三号崖墓画像石拓片

汉代猴子的文化含义

汉代人喜欢猴子，比如百戏中有专门的猴戏，说明猴带给人们许多欢乐。而通过前述各类猴形器物与图像可知，先秦以来人们对于猴子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等已早有近距离的观察了解，并且赋予了猴子较为特殊的含义与情感。

（一）生存写实与聪慧生命力的讴歌

先秦以来，人们既如实记录猿猴的生存环境，又在艺术中展现其聪慧的一面。如《楚辞·九章·涉江》云：“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点明猿猴所居乃幽远深冥的山林。《水经注·江水》引晋袁山松《宜都记》描述猿猴乃一绝：

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

三峡水流，长江两岸重峦叠嶂、茂林绵延，山林掩映间传来猿声啼鸣不绝、鸣声清幽，在山谷间久久回荡。此法并不直写猿猴形貌，颇有“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笔意，却令三峡猿猴深入人心、难以忘怀。

南朝萧铨又作有《夜猨啼诗》：

桂月影才通，猨啼迥入风。隔岩还啸侣，临潭自响空。挂藤疑取饮，吟枝似避弓。别有三声泪，沾裳竟不穷。

猿啼成为古代文化里的一个经典意象，以致酿成了后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绝唱。

猴子的敏捷聪明被人欣赏，古代艺术造像中格外突出它的姿势灵动，以表明其不俗的智商。

从战国中山王厝墓中十五连盏灯上援木而荡的猴群，到满城汉墓所出铜挂钩上倒挂悬空的猴子，到武威磨嘴子汉墓中握嘴跪坐的木猴……它们或动或静，或在云间呼朋引伴、如风飞荡，或在地面机灵打望、随时反应，无一不生动自然地刻画出其敏锐的天性。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讲述了一个类似于“皇帝新衣”的故事，说燕王嗜好微巧之物，卫国一个工匠投其所好，自称可以在植物尖刺的顶端雕刻出母猴，燕王大喜，即刻重赏之。可是这只“棘刺母猴”却是无法验证的宝贝，因为卫人给燕王提出了难以做到的条件：戒色、酒、肉，以证其虔诚，务必做到，方才可挑个黄道吉日请燕王观赏。所幸一名郑国铁匠识破了卫人的奸计，使之落荒而逃，为燕王挽尊。棘刺刻猴虽是一个谎言，却也可推知当时人以为猴子是灵巧之物，才好刻之于棘刺上，并为好微巧的燕王所喜。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产“猩猩兽，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认为猩猩能说话，可谓是高度肯定其智力。曹植《蝉赋》：“姿才捷于猕猴”，《白马篇》：“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以猿猴作比，形容被比者的身手敏捷矫健，也可知当时人对于猿猴这一特性的认识。即使是阮籍《猕猴赋》，虽以批评猕猴为主，却也不得不认可其“姿便捷而好技”。

当然，先秦秦汉故事中的猴子也有聪明过了头的一面。《庄子·齐物论》引《列子·黄帝篇》里“朝三暮四”的故事，即猴子与养猴人谈判如何分配栗子，虽借此诠释“齐一”，却不免贻笑。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灭秦以后，极度膨胀，有智者建议他依旧定都于地势重要、土壤肥饶的关中，却遭到一心想要富贵归故乡的他拒绝，因此智者讥讽他“沐猴而冠”，其语锋之绝俏可谓是千古无两。

总之，猿猴的机敏聪慧得到了公认，古今一致认为它们是智商较高的动物。

（二）马上封侯与“弼马温”

猴音“侯”，汉代造型艺术中的猴子图像可能有封侯的象征含义，这在猴子与楼阁相组合的图像中表现明显。

前述出自济宁嘉祥2号汉墓、徐州洪楼的画像石上，楼阁或者厅堂修筑得美轮美奂，象征希望墓主人在死后世界依旧享受与活着时一样富贵的生活。建筑的屋顶上皆各有猴子，它们与凤鸟、羽人等相组合，寓意吉祥，体现希望墓主人能够庇佑后人封侯发达的心愿。这些都是当时人普遍的建功立业、家族兴旺的世俗愿景。

而有的单纯的猴骑马图像，特别是出自草原地带的图像，已由邢义田、韦正等学者考证，可能其含义与“马上封侯”不同。早在汉代，草原游牧民关于猴子能防马疫的信仰传入中原，因此这一图像或许还带有压胜牲畜的疾病、起到保护作用的含义。

《晋书·郭璞传》记载西晋惠、怀帝之交时，天下将乱，郭璞为躲避战乱逃亡东南，想要投奔赵固将军，不巧恰逢赵将军因爱马死了心情欠佳不见客，门吏因此也不敢替郭璞去报信。郭璞于是对门吏说：“我能使将军的爱马死而复生哦！”门吏一听心里盘算：如果是对方骗人，自己去报信大不了被骂一通；可若是真话，那岂不是大功一件？便真进去通报了主人。谁知赵固当真忙不迭赶出来，请教方法。郭璞倒也不慌不忙，信心满满地教赵固如何如何。赵固将信将疑地照办，派出二三十个壮丁，持长杆往东行三十里，到了山下的社庙，便挥杆拍打，惊吓出一物，迅猛捕捉住它带回，将它放到死马处。接下来更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此物一见到死马，便对着马鼻子吸气，顷刻间马居然真的活了过来，奋蹄奔腾，咴咴嘶鸣，进食饮水一如寻常，让观者大为惊奇，只是不觉那物已悄悄消失不见……

故事里那个神秘的能治马疾的神物，其实是猴子。类似的故事还见于《搜神记》等。这一观念可能来源于北方草原民族，影响深远，比如到《西游记》中都还有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命其饲养天马的情节。

而这一图像早于文献出现，比如前述战国时期、汉代都有猴骑马的器物、图像出现，它们可能是猴子治马病、防马疫信仰的体现。

（三）生殖崇拜与升仙信仰

猴子在汉代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可能带有生殖崇拜的含义。

汉代云南滇文化墓葬中常出土漆木祖，有的祖器的柄刻作猴形。杨勇先生推测这种猴形装饰可能含有与生殖崇拜相关的信仰因素，滇人认为猴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可借助其力量来促进人的生殖与繁衍，也祈愿生产丰收特别是禽畜兴旺。

蜀地则流行着白猿抢亲的传说。《搜神记》卷一二载：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豭国”，一名“马化”，或曰“玃猿”。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豭国”、“马化”之子孙也。

一块新津崖墓石函上的画像石，主体画面为两人在追赶一只猿猴，猴子在前面龇牙咧嘴、挥舞手臂、飞奔回首；石面左端坐着一人（图15）。一般认为这幅画像反映的是猴戏场景，而巫鸿先生则认为它恰是猴精劫持妇女传说的写照。

图15 新津崖墓石函画像石拓片

再者前述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所绘的猴子，经由韦正先生考证可能是猴精，它与其下的女子相配，反映一种生殖崇拜。

将几则图文材料相结合可知，在汉代可能已经形成了猴子象征生殖的观念，认为它能够保佑繁衍不息。

至于树上的猴图像，如前述山东两城山画像石，既然画面上的树可能是神木，那么攀援在其上的猴子凭高远眺，就可能被当作有神力的祥瑞之物，可以帮助墓主人实现通灵升仙的愿望。《抱朴子内篇·对俗》曰：“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猨，猨寿五百岁变为玃，玃千岁。”在古人看来，猿猴善变、长寿，与仙家无异，具有通灵的特性。

从自然写实地描绘其聪明活泼，到赋予它象征封侯、繁衍子孙、帮助升仙等吉祥瑞意，并且关注到它可能具有防治马疫等医学功能，汉代人对猿猴的观察与想象反映出他们的心理诉求与时代认识力。通过对汉代猿猴形象所带有的含义的理解，可能据此洞察当时的社会心理与审美观念。至于出现刻意区分“猿”“猴”、并且美“猿”贬“猴”的意识，则是后话。

结语

汉代艺术中的猴形器物与图像，形象之俏皮无羁，造型之生动多样，充分体现出当时工匠技艺的高超、审美品格的不俗，也反映出当时人对于猿猴文化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在这些艺术品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来自中原本土、北方草原以及西南地区等多个地域文化对于猴子不同的认知，这些理解与想象又在彼此交流作用，共同创造出璀璨且生命力恒久的猴文化。也能够感受到古人对于智趣的推崇，幽默的一大来源是智力，所以在猴子造型艺术中我们既见识到造物之灵动，又体会到带着温情的妙趣横生。

猴文化的多重含义与意味长久地影响后世，我们今天对于猴子的喜爱之情，其实早在千余年前就已定调。汉代人早已为我们塑形了一只机灵活泼的猴子，永久地驻进民族记忆与智慧当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术考古视野下的怪兽图像研究”（21CKG02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