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兴产业创新之路，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访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周城雄

文/《中国经贸》记者 刘晓桦

《中国经贸》：您认为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新兴产业有着怎样的重要性？有哪些新兴产业备受关注？

周城雄：新兴产业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与人类历史上的科技进步和技术革命紧密相连，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社会也产生巨大的进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的能源动力结构发生了改变。随着电气时代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引领全球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将生物、物理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用以改变我们的世界。

至于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领域，我认为有两方面。一是物质层面。很多原材料达不到我们的期望，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控制物质的结构来改变它的性能，这是一个方面。二是生物层面。人类对生命的了解非常有限，很多疾病现在还根治不了。人类能够合成蛋白质，比如胰岛素，但合成不了生命，还需要深度探究。

《中国经贸》：如何评估一个新兴技术或产业的发展前景和可行性？

周城雄：一个新兴技术或产业的发展前景和可行性越远期越好判断，实际上大家更关心这种技术在近期或中期有没有前景。“中国量子力学之父”潘建伟曾表示，我们的优势是高效的体制，产业成果化则是弱势。前沿的基础研发有国家来支持，而跟产业相关的应用研究则需要企业的投资。美国亚马逊总裁在1999年就投入了几亿美元做量子研究，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产业化。中国跟美国的区别在于，绝大多数投资机构更关心自己能不能在两三年后回本，哪怕知道这项技术的发展前景极其广阔。技术真正进入到产业应用层面会很复杂，不是只有好技术就可以。为什么全球卫星通讯业的开拓者美国铱星公司花费50亿美元研发出新的移动通讯网络，最终却背负巨债破产，而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却逐步实现，正因为时机成熟了。铱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90年代初手机还没有普及、服务费用昂贵等原因，假设“星链计划”在当年就提出来也不具备可行性。所以评估一个新兴技术或产业的可行性，它的难度在于首先你要了解技术的成熟度，包括跟技术配套的周边产业能否提供相关服务。其次要了解有多少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潜在消费者，所以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中国经贸》：近年来，产学研合作在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产业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您认为这一合作模式在未来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吗？请谈谈您的看法。

周城雄：这种模式肯定有发展空间，这是必然的。放眼整个学术界，许多人认为我们是做纯学术性研究，不用太关心技术，所以与社会有种割裂感。一方面，部分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资源闲置和浪费等现象；另一方面,企业因缺乏中试基地、仪器设备等资源而难以顺利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无论国内外这个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产学研合作模式应运而生。

实际上大部分科研成果都是公开发表的，科学家本人及团队不关心市场，也缺乏将其变现的能力，往往只是申请专利或者公开发表论文。从这个层面来说，各个国家获取最新知识的机会是一样的，归根结底差异就在产学研结合方面。所以并不是我们掌握的技术比别人少，而是在产业应用层面有所欠缺。只有注重技术转化和产业化,才能够实现产学研的共赢。比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就是受到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公开发表的数学论文的启发，华为才在5g技术取得突破，实现在5G领域内持续保持领先。同时，一些国外公司和机构也会从中国购买专利，或者直接将中国的科研成果应用到商业化产品中。可以说未来国家在企业层面的竞争，将高度依赖于产学研的结合程度。

《中国经贸》：在深入推进产学研结合过程中，您对企业有哪些建议？

周城雄：中小企业在考虑研发投资时，应根据自身实际发展状况综合考虑投资回报率。前期研发投入较大，但不确定性也较高；后期投入相对较小，但确定性更强。因此，中小企业可能无法承担过于前端的研发投入，需要根据自身能力和资源来合理安排。
为什么IBM的技术走在世界前沿，关键原因在于它具备人力和财力来进行前沿的基础性研究。这是中小企业很难做到的，因此中小企业的主要角色是填补大企业市场的空白。德国知名管理学家及欧洲市场营销研究院院长赫尔曼·西蒙提出了一个概念，即“隐形冠军企业”。这些企业不为公众所熟知，却在某个细分行业或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其产品、服务难以被超越和模仿。因此，这些小企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壁垒，即使是大企业也要持续投入10年甚至20年之久才能达到同等水平，而且市场规模可能只有千万级，对大企业来说投资回报率过低。例如，很多大企业是真的造不出圆珠笔钢珠吗？事实并非如此，其实生产圆珠笔钢珠的技术并非不可逾越，只是它的市场容量和利润空间太小了，对大部分大企业来说不值得投资。

另外，像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将各大垄断企业视作优先打击对象。为了防止它们一家独大，会对这些企业做出各种限制，甚至是强行对其进行拆分。比如说贝尔实验室的成立让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也成为世界上通讯领域的霸主，它做出了全世界引人注目的重大科研成果，先后出了8个诺贝尔奖，成为首个资本支持科技进步、资本和科技深度结合的典型案例。但随着美国反垄断法的执行，公司被拆分，贝尔实验室开始日落西山，蜕变成一个小型研发机构，退出了基础领域的研究，注重于一些短平快的技术研发。包括中国也有相应的反垄断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生存拓展了空间。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对大企业来说，当它不再享有全部的创新收益，研发投入太多资金到基础科学领域是不划算的。

《中国经贸》：在科技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提供实现商业化的机会和平台，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商业化？

周城雄：企业需要考虑产品的综合性价比和客户接受度，而科学家通常更注重研究成果和产品性能，缺乏市场化意识。大多数科学家在商业化方面往往失败，因为他们的思维不适应商业环境。然而，也存在一些既能做研究又能产业化的天才科学家，如王选，他研制出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还创办了科技公司，取得巨大的成功，对于这样的特殊人才，应该提供机会和平台来实现商业化。这样的特殊人才是少数，但他们的成功案例证明商业化和科研能够结合。

中国教育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理工科的学生在大学期间，缺乏机会学习商业化运作的基本常识。他们一般不接触经济学、管理学、税法、经济法等课程，而这些知识是商业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和面对的问题。因此，需要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或平台。作为投资顾问时，我与科研人员交流时发现，他们只关注技术的优势，而不从投资人的角度考虑商业化的价值前景。无论是中科院还是其他大学科研机构，很多研究成果都被浪费了。一些研究所的成果本可以直接投入市场，但科研人员对此不关心或不了解，或者研究所本身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这些成果往往被搁置一边，科研人员继续从事新的课题研究。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深圳先进院”）是中国产学研结合最好的地方。该研究院不仅拥有研究所和研究生培养的功能，还成功孵化了1582家企业。此外，该研究院拥有庞大的直属投资平台基金，规模超过千亿。研发人员可以申请国家项目或内部基金投资。深圳先进院的合成生物学研究所推出了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楼上进行产业应用研究，楼下则提供企业孵化管理服务。这种模式对于科学家了解技术的应用场景非常有帮助，他们可以通过访问楼下的多家企业来获取相关信息。此外，如果楼下企业无法解决问题，也可以直接向楼上寻求帮助。相比于其他受体制限制、科研经费无法满足的研究机构或大学，深圳先进院相对机制灵活。尽管该研究院是事业单位，拥有200个事业编制，但其研究人员却都类似于合同制聘用人员，可以灵活的根据需求进行工资发放和获得科研经费。

《中国经贸》：对于希望在创新和新兴产业领域有所发展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或指导？

周城雄：很多研发人员往往是理工科出身，但一旦涉及到经营管理和投资领域，就需要具备综合知识，包括商业经济方面的知识。否则，他们很难与投资人进行有效对话，可能错失机会。此外，缺乏对风险的把控能力可能导致创业失败并带来巨大损失。同样地，对于专门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年轻人，要求也很高。因为市场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系统地学习一个行业或领域的基本技术特点。因此，仍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科学常识和判断能力。以南阳氢能公交车事件为例，当时青年汽车宣称他们研发出了一种只需要烧水就能运行的汽车，这在南阳当地非常有名。然而，这种技术受到了专家的质疑。虽然水中确实含有氢原子，但要将水中的氢原子分离出来形成氢气，需要能量。理论上，通过在水中投放一些活性金属是可以产生氢气的，但这种方法的能量利用率明显不如直接给汽车加氢气，因为多了一个投放反应物的过程。这种技术并不神秘，了解一些化学常识的人应该就会知道其中的秘密。这样的产业投资可能是由政府领导来决定的，而不是投资基金的人决定的。因此，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有时候也需要与科学家合作。

《中国经贸》：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有什么建议？

周城雄：体制限制确实是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国有投资审批流程冗长、股权变更难实现等问题限制了投资的灵活性和效率，进而阻碍了产业发展的速度和竞争力。此外，体制的刚性和稳定性也限制了创新和变革的能力，使得国有企业很难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灵活应对和把握机遇。同时，体制限制还体现在企业管理和决策层面。国有企业在决策过程中通常需要考虑政治和社会稳定等因素，这使得决策相对保守，进一步制约了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竞争力。相比之下，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由于受体制限制较少，更加灵活和高效，在新兴产业中往往更具竞争力。

另外，体制限制也体现在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并购方面。限制了对外投资和产业方向的选择，使得国有企业很难通过并购或引进优秀的技术和人才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有企业的研发能力虽然强大，但却很难形成创新巨头或独角兽企业的原因之一。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革体制，加强市场化改革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减少审批的程序和时间，优化投资环境，放宽对外投资的限制，鼓励国有企业进行并购和合作，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管理和决策的灵活性，才能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出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