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二七惨案”的赵继贤，解放后从不抛头露面，被嗜赌儿子暴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得以当家作主，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都干劲十足，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当中来。

老百姓那是起早贪黑，为了白天有充分的精力干活，到了晚上就睡觉，即使是像苏州这样的城市一到了晚上，大街上也很安静。

然而苏州有一个叫赵世清的纨绔子弟可不管那一套，与干劲十足的工人和农民群体形成鲜明对比，每天就讲究吃喝玩乐。

赵世清家里虽然没了产业，但是就他住在苏州城里姑苏区通关坊里的这一处“赵公馆”，就让过往的老百姓好不羡慕。

通关坊是唐宋时期就著名的古坊，能在这里住的人，在解放前那是非富即贵。

赵世清仗着这份家业，吃喝不愁，不肯安分过日子，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赌博。

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了提升社会风气，严厉打击剿匪、反霸、禁毒、赌博等行为，群众在有线索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检举、揭发，由公安机关进行惩处。

因此当时社会风气很好，这个赵世清却嗜赌成瘾，为了能够赌博，把一些赌徒招到家里来，偷偷的“放局”，他不但参与其中，还能从中抽一点“水”。

因为他家很大，旁边邻居也听不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也没被公安机关抓住，赵世清也每天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

1950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赵世清像往常一样把赌客们都叫到家里来赌博，到了晚上12点，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这个小赌场赌在兴头上时，他家的大门一下子就被撞开了，从外面传来一阵吵杂的声音。

赵世清和这些赌客当即反应过来，这肯定是来“抓赌”的了，一般抓赌抓当场，要人赃并获才算，他们是“门清”， 当即拿起钱就开始跑。

通常情况下，负责抓赌的都是管治安的，人数并不是特别多，他们二三十个人一哄而散，往往总能跑出去一些，跑出去就是幸运的，抓到谁谁认倒霉，这是他们长期赌博摸索出来的经验。

等赵世清和众赌徒冲出房门一看，一群公安早就把房子围得水泄不通，跟以往不一样，这一次公安们还带着黑洞洞的“家伙”，脸上还打着鸡血的赌徒们哪见过这等场面，当即举起双手放脑袋上，到一边站得整整齐齐的。

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公安铿锵有力地说：“谁是这家房子的主人？”

二三十个赌徒，没一个吱声的，空气中沉默了好一会儿，就在这时，问话的公安直接子弹上膛，对天开了一枪，给大家吓得一颤，年轻公安又问：“听不懂话吗？”

赌徒们哪见过这等场面，再说抓赌哪有带枪的？这一看就不是一般抓赌的，大家纷纷指向赵世清，赵世清都被吓破胆了，见这个形势，也只好硬着头皮举了手。

没等他说话，年轻公安就下了命令：“所有人一起带回去。”

带回警局后，其他人被批评教育后，没收了赌资然后做了登记，就放出去了。

只有放赌的赵世清没有被放，负责审讯他的，还是之前开枪的年轻公安，公安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知道聚众赌博是什么罪吗？”

赵世清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擅长赌博的他，更擅长分析事情，他在复盘抓赌的过程后，冷静地回答说：“我知道我被捕的原因，你们搞这么大的阵仗，是想找我的父亲赵继贤吧？”

年轻公安看了一眼赵世清，没有想到这小子这么鸡贼，竟然这么快就猜到了。

这位年轻公安叫高其智，虽然只有23岁，却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是苏州市公安局中区分局调查股股长。

此次他受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处长丁兆甲的委派，负责侦破寻找反革命分子赵继贤。

寻找赵继贤是公安部发出的通报，并指出他人就在苏州，要求苏州公安机关务必将其缉捕。

高其智很快查找到赵继贤家在姑苏通关坊的“赵公馆”，却并没有发现赵继贤的影子，只有他的儿子赵世清在家。

高其智知道，想要找到赵继贤，只能从他这个儿子赵世清寻找突破口，但是想要直接询问，赵世清肯定不会供出自己的父亲。

恰好，有一天有群众举报赵世清在家放赌，因此高其智决定以抓赌的名义先把他抓到公安局再说。

当时政府三令五申打击赌博，只要抓到赌博，一律严惩，赵世清又是聚众赌博，罪加一等。

通过查访，高其智还发现赵世清以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连长，并未到公安机关登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所有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中任职的人，都要到政府登记备案，以配合调查。

有了把柄，高其智也不跟他废话，对赵世清说：“你是聪明人，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爸做了什么你清楚，他能够逃得初一，还能逃得了十五嘛？”

苏州老照片

都说嗜赌的人靠不住，果然赵世清在权衡了一下后说：“我愿意交待，我父亲现在住在苏州阊门西街34号或36号，化名赵博学，你们去哪里一打听就知道了。”

然后赵世清又提供关于他爹的样貌特征，以及人物关系，高其智立即上报，苏州市公安局立即展开布置，前往苏州阊门西街去抓捕赵继贤。

那么，这个赵继贤究竟犯了什么样的罪，公安机关要这样大费周章去抓捕他呢？

说起来，这个赵继贤可是恶贯满盈，手上沾满革命同志鲜血的大坏蛋，是1923年2月7日，负责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流血事件的主要凶手。

1923年2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高举反帝反封的旗帜，为了维护工人们的利益，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因为罢工时间发生在2月7日，因此又称“二七罢工”。

这次罢工承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顶点，影响力十分巨大。

京汉铁路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势力范围，为了遏制工人运动，吴佩孚的爪牙、时任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对工人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包括二七工人运动领袖林祥谦、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等人惨遭杀害。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给工人运动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赵继贤在制造惨案后却逍遥法外28年之久，在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机关怎能让其继续逍遥？

二七惨案

赵继贤出生于1885年，山东历城人，早年就读于京师法政学堂，这是清末新政时在北京建立的学堂，以培养新式政治、法律人才为宗旨，实际上已经成为北洋军阀为自己培养亲信的地方。

清朝被推翻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当政，赵继贤本是山东人，因此投靠了北洋军阀中的吴佩孚。

当时京师法政学堂算是中国的高等院校，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以“军师”的身份而被人熟知，所以还比较欣赏从法政学堂毕业的赵继贤。

袁世凯死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军阀当政，但是很快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发生矛盾，并于1920年发生直皖战争，直系军阀大获全胜，基本掌握北方话语权。

吴佩孚在这次军阀混战中一鸣惊人，并被任命为直豫鲁巡阅使，基本掌握了直隶、河南、山东几省的地盘，随即他又夺取了江苏、陕西部分地盘，以及湖南、湖北等省份，一时走上巅峰。

吴佩孚

随着吴佩孚势力范围的增大，善于阿谀奉承的赵继贤也跟着一飞冲天，先后被任命为京汉临时军用管理局局长，直、鲁、豫巡阅使署军法处处长，保定陆军稽查处处长等职。

1922年1月，赵继贤更是被任命为京汉铁路局局长，也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为什么一个京汉铁路局局长就是人生巅峰呢？

京汉铁路是卢沟桥、郑州至汉口的铁路，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当时中国南北铁路的大动脉，正好将直系军阀势力范围内的地盘链接起来，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吴佩孚能够将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赵继贤，也见对他的器重，为了报答吴佩孚的知遇之恩，赵继贤选择压榨工人的方式为吴佩孚谋取利润，当然，在给吴佩孚谋私的同时他也在给自己谋私利，要知道，京汉铁路上的工人多达三万人，只要从每个人的身上咔嚓点油水，就能有花不完的钱。

他刚刚上任，就制定出一套专门压榨工人的制度，并专门执行，这个制度有多坑爹，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让工人取暖，京汉铁路地处北方，以往冬天的时候，为了取暖，工人们就会围在一起烤火，赵继贤上任的时候是一月份，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在视察时，他自己穿着特别厚，感觉不出寒冷，看到工人在烤火当即发怒，并且下令所有的工人在再烤火取暖就罚钱，在他看来，只要干活的话，工人就不会冷。

京汉铁路

冬天的时候，北方的天都比较短，工人们都是做完工后早早就下班了，这又被赵继贤看到了，当即规定，每个工人每天工作至少10个小时以上，不然还是罚钱。

他还严格要求工人不能迟到早退，一旦发现还是罚钱，迟到两次就开除。

除此之外，他还降低员工伙食标准，吃不饱饭的工人因此提出要加薪，听到工人们的诉求后，赵继贤告诉手下的人说：“工人就不能让他吃饱，吃饱了就不干活了，非得叫他们挨饿不可……”

在他上任后不久，工人们就已经被扒了一层皮，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但是还不至于饿死。

等到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与皖系的段祺瑞合作，并联络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开展反直斗争。

1922年4月28日，张作霖自任总司令，率兵12万对直系发动总攻击。

直系军阀以吴佩孚为总司令，选择以保定为大本营，抵御奉系的攻击，因为吴佩孚的势力包括两湖地区，大量兵力和物资需要从汉口运往北方，这个时候京汉铁路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然而让铁路工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做出巨大贡献的时候，赵继贤为了筹集军费给吴佩孚打内战，竟然公然克扣工人工资，下令每月只给工人发四分之三的工资。

这可直接让工人们过上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了，赵继贤的手段比当时很多资本家还要过分，这就激发了工人们的愤怒。

当时工人们内都流传一句打油诗：“成年累月做马牛，吃喝如猪穿如柳。军阀刀鞭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头！”

实际上，早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之前，在湖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就已经此起彼伏，在1921年10月爆发的粤汉铁路武株段机车处罢工就开启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在接连起伏的罢工运动中，工人们逐渐懂得了，想要改善生活，就必须要进行斗争。

而为了保障工人的权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会筹备会于1923年1月5日在郑州召开，决定于2月1日正式举行成立大会。

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为了能够顺利取得工人的权益，工人代表还特意通知了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

赵继贤迫于工人们的压力，不敢不同意，但是他又深知，一旦总工会成立，自己再要剥削和压榨工人将会很困难。

为此，赵继贤暗地里给吴佩孚发密电，要求吴佩孚禁止该会成立。

当时京汉铁路有三万多名工人，如果他们团结起来的话，将会更有力地跟北洋政府对抗。

于是吴佩孚电令驻扎在郑州和信阳的十四师师长靳云鹗，要他“务祈麾下迅饬予为防患，切实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即饰予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

实际上就是做好镇压工人运动的准备，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反动势力更为嚣张跋扈。

为了恫吓工人群众们，在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臣带武装警察到总工会，制止工人开会。

2月1日清晨，正是计划成立总工会的日子，但是这一天郑州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严阵以待。

然而工人代表们并不惧怕，在上午10点钟整，工人代表们便向会场普乐园进发，很快就受到了当局武装军队的阻拦。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代表们不顾阻拦，奋不顾身上前撕去门上的封条，冲到会场中当即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

恼羞成怒的反动军警，随即以武力侵占总工会会场，并将回到旅馆的工人代表包围，不让他们自由走动和交谈。

随后，反动军警又将总工会会所内的一切文件和物品尽数捣毁，各地代表和来宾也被勒令离开郑州，很多工人被逮捕。

当天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于2月4日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抗反动军阀的武力压迫。

同时提出复工的5个条件：

第一条是要求交通部将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云，并要求撤职查办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臣；
第二条是要求铁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的6000元损失；
第三条是所有被军警拘留的东西，都要求归还，并让出总工会会所；
第四条是要求工人每个星期都享有带薪休息的权力；
第五条是要求过年时能够给工人放年假。

只要当局答应这5个条件，工人们就会如期复工，这些在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请求，却被反动当局看作无理的请求，并没有给予答复。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大家决定将总工会转移到江岸，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林祥谦、曾玉良等为江岸罢工负责人。

林祥谦是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他出生于福建闽县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到马尾造船厂当学徒，后来掌握了钳工技术，并通过了技工考试，于1912年进入汉口铁路工厂当钳工。

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收入，林祥谦一直带领工友们和工厂做斗争，在京汉铁路大罢工筹备期间，林祥谦成为重要的工人领袖。

2月2日，林祥谦回到江岸，召开会员大会，传达了总工会发动大罢工的决定，号召工友们准备与军阀做抵抗，为了组织工人，林祥谦组织了宣传队，到处张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的罪恶行径。

为了了解敌人的动态，林祥谦指挥成立调查队，扩大工人纠察队，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赶制了铁棍和木棒等家伙，准备自卫。

到2月4日上午9点，铁路当局仍然没有答应工人们的请求，于是京汉铁路总工会下令：4日中午12时全体工人总同盟罢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就这样开始了。

在罢工开始后，京汉路全路客车、火车、军车全部停驶，车站、桥梁、工厂一律停工。

在三个小时内，长达12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30000多名工人一块停止了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继贤立刻慌了神，他没有想到工人们会如此的团结，总罢工第二天，赵继贤就在京汉铁路北段长辛店发出布告，限工人在12个小时内复工，如不复工，一律押解出境还要追缴以前的薪饷。

赵继贤还妄想用这种恫吓的手段来威胁工人们，竟然提出这种蛮横无理的布告，合着工人不想干了，以前的工钱拿不到，连在这生活的权力都没有了？

赵继贤的这种行为，直接激怒了工人群众，大家很快列队开始游行示威。

赵继贤之所以这样猖狂，是因为他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他强迫运来126名新工人，在数量不够的情况下，又挑选500士兵，加紧训练开车，准备用以替代工人。

然而这点人数简直是杯水车薪，要知道整个京汉铁路平时工作的有几万名工人，就这千八百人根本不够干啥的。

赵继贤一看文的不行，只能动武的，他通过密电吴佩孚，暗中调兵遣将，湖北督军萧耀南派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带兵到达郑州后，开始缉捕工会委员，相继11人被抓捕，在进行严刑拷打后，并准备押送保定。

2月6日，3000多工人群众齐集军营门口，一起呼喊，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让人没想到的是，反动武装竟然开枪进行扫射，工人群众四散逃开，反动武装又以马队进行驱赶和践踏，当场打死3人，造成30余人受伤。

因为京汉铁路的意义不止于给军阀运兵，还充当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在大罢工的同时，帝国主义代表开始不干了，向北洋军阀政府抗议，要他们赶快恢复生产。

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劳灵费尔在6日召集萧耀南的代表和一些外国资本家在领事馆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阴谋。

萧耀南

有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反动军阀们更加肆无忌惮，2月7日，他们终于暴露出了自己的面目，把屠刀伸向了工人群众。

当天下午，在吴佩孚的指示下，湖北军阀萧耀南派出两营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江岸总工会，林祥谦带领工人群众们与军警据理力争。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反动军警直接把林祥谦绑到车站电线杆上，威胁其让工人们复工。

林祥谦答复要复工可以，但是当局必须答应工人们的请求。

在这个时候，反动军警开始制造惨案，开枪打死工人纠察队长曾玉良、梅才泳、胡兴顺等37人，被打伤的有27人。

因工人们不肯复工，反动军队又包围了工人宿舍，逮捕了工人。

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再次逼问林祥谦：“到底下不下上工的命令？”

林祥谦断然拒绝说：“血可流，头可断，而工不能复！”

张厚生便让刽子手动刑，林祥谦右臂被砍掉，身中七刀而壮烈牺牲，与此同时，京汉铁路上的郑州、长辛店等地，也发生了军阀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在“二七惨案”中，京汉铁路全线牺牲的烈士多达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者60余人，被开除者1000余人。

在制造如此残酷的惨案后，赵继贤为了掩盖罪责，竟然歪曲事实，说是惨案的发生是因为“工人以手枪和士兵冲突，致遭伤亡。”

丧尽天良的赵继贤还不让受伤的工人就医，也不让他们出境，就看着他们疼痛难忍，如果哪个工人给工会办事了，他就向家属追剿薪饷，把人往绝路上逼。

在惨案发生后，赵继贤指挥军队强迫工人上工，并威胁到不上工的“就地正法”。

吴佩孚本来威望很高，但是在“二七惨案”当中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失望，很快也失去了民心，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大战中惨败而归。

1925年1月1日，吴佩孚抵达汉口，萧耀南不愿意让他留在湖北，吴佩孚差点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可见其已丧失民心到何种程度。

后来张作霖与吴佩孚达成和解，并联合组建北京政府，但是在浩浩荡荡的北伐军队攻击下，吴佩孚根本不堪一击，部队接连败北，10月10日，武昌被攻破，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二次北伐时，吴佩孚再次失败，从此一蹶不振。

北伐军打武昌

在吴佩孚倒台后，他的爪牙赵继贤也如丧家之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本来以赵继贤干的坏事，最应该被严惩，但是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与旧地主豪绅沆瀣一气，也就没有人追究他的罪责了。

赵继贤多年压榨工人，搜刮民脂民膏，在很多城市都购置大量天地和房屋，十分阔绰，其最大的一处房子就是苏州通关坊里购自前清一个大官僚的房子，老百姓都称赵继贤家为“赵公馆”。

淡出政治的赵继贤成了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富贵人家，吃喝用度奢靡至极，比落魄后的吴佩孚都不知道要好多少。

然而解放战争的打响，让赵继贤十分惧怕，他知道自己欠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个交代，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不会有他的好。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南京和苏州相继解放，赵继贤想变卖房产，逃往香港，但是他家的房屋和土地实在太多，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谁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购买，一时无法出手。

他跑到广州深圳，发现出境困难，又舍不得辛辛苦苦贪污下来的产业，于是又回到了苏州。

赵继贤先是让大儿子赵世清在报纸上登报宣布与其脱离父子关系，然后自己隐姓埋名，找了一处地方隐居了起来，他的“赵公馆”就交给了儿子，并告诉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的住处。

在建国初期，因为公安机关刚刚建立，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也没有人过问赵继贤在历史上所犯下的罪恶。

但是他犯的那些罪行，共产党人一直给他记着呢，1950年初，公安部发出通报，列出了赵继贤的简历和所犯的历史罪行，并指出他本人就在苏州，因此要求苏州公安机关对其进步缉捕。

因此才有了文章开篇，苏州公安干警高其智以抓赌的名义将赵继贤的儿子赵世清抓捕到公安局，从而使其将赵继贤隐匿的地方查出。

经过进一步查实，在阊门西街34号的一座楼房上，住有一个老头子，他在派出所报的自己的历史情况与中央公安部通报基本吻合。

据群众反映，这个老头很奇怪，自从住到这里就没下过楼，所有事情都是由他的老婆去办理，因此公安机关初步认定这个老头就是赵继贤。

得知赵继贤的踪迹后，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处长丁兆甲带着高其智，来到阊门西街34号，见楼下没有人，他们就上了楼上。

已经很久没有下楼的赵继贤，此时正盘腿坐在一个圆垫子上，前面摆着一尊小佛，突然发现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当即紧张起来，连话都说不出来。

丁兆甲指着他家里供奉的一个小佛说：“你修行修得太晚了！”

一句话让赵继贤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当即头皮发麻，嘴里颤颤巍巍嘟哝着：“过去的事情都是吴佩孚、肖耀南干的。”

丁兆甲也不跟他废话，直接说：“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去说清楚就是了。”

赵继贤被捕的事情很快引起轩然大波，别看他现在虽然是一个老头，但是他所犯案件乃属于全国特大镇反案件，中央特别指示，需要在郑州、汉口两地宣判。

1951年7月16日，武汉市人民法院在汉口江岸车站附近召开公审大会，公开审判了镇压“二七罢工”的罪魁祸首赵继贤。

会场正中挂着“京汉铁路工人控诉二七惨案祸首赵继贤罪行大会”的横幅，旁边还有林祥谦烈士的遗像。

参会的有武汉市各界代表和郑州、长辛店等地的铁路工人代表以及烈属代表等，人数近万人。

武汉市人民法院院长张雪涛担任审判长，武汉市市长吴德峰也参加了大会。

宣布开庭后，市人民检查书副检察长吴杰宣读起诉书，接着由林祥谦烈士的爱人陈桂贞等8人进行了血的控诉，“28年前的深仇大恨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得报了”。

在声泪俱下的指控下，参加公审大会的群众纷纷高喊，要求枪毙赵继贤，赵继贤在台上早已被吓得目瞪口呆。

在庭讯调查中，审判长宣读了当年赵继贤拍给军阀吴佩孚关于镇压罢工的电文，赵继贤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他承认自己对镇压“二七大罢工”负主要责任。

最后审判中当庭宣判了赵继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那些剥削工人的财产，除了留家属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审判大会后，赵继贤被绑赴江岸车站林祥谦烈士牺牲的地点就地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