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误会“诗囚”孟郊了，韩愈崇拜他是有原因的

近期，电影《长安三万里》以诗人和诗歌勾勒历史，描摹画卷，展现了独属中国人的历史浪漫，让观众纷纷直呼惊艳。

“诗在，书在，长安就在”，唐诗承载了人们厚重的家国情怀和多样化的个人情愫，诗人也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熠熠明星，诗仙李白浪漫潇洒，诗圣杜甫忧国忧民，诗佛王维通达禅理，诗鬼李贺以神话传说托古寓今，诗豪刘禹锡豪迈高昂。

然而，唐代诗人孟郊却被后人称为“诗囚”，这怎么都不像是一个褒义词。我们都非常熟悉他笔下歌颂的母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也会被他考取功名后轻松愉悦的心情所感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事实上，在文学史上，自唐至清，关于孟郊诗的评价，一直争议不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轼所说的“寒虫号”。此外，历代论者大多认为孟郊“赋性褊狭”“气度窘促”，因而风格“寒俭”“苦涩”，不足与豪放雄奇的韩愈并称。

可韩愈却在多首诗里称赞孟郊诗才雄杰，笔力矫健。后世也有一些论者指出东野诗不但“气厚力健”，而且有“胚胎造化”的境界。

那么真实的孟郊到底是怎么样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葛晓音最新力作《中唐古诗的尚奇之风》为我们理解孟郊提供新一重的观察视角，即横看成岭侧成峰，“跼天蹐地”是孟郊，“胚胎造化”也是孟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对孟郊评价的两极分化

后人的评价如此悬殊，几乎成为孟郊诗歌接受史中的一桩公案。

韩愈诗风雄豪，与孟郊的酸寒形成鲜明对比，很多论者无法理解两人的关系，不解韩愈“低头拜东野”的原因。

"低头拜东野"

韩愈《醉留东野》说，“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筳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

韩愈将自己和孟郊的关系比作青蒿和长松，蹶和駏蛩，云和龙。駏蛩全称为蛩蛩駏虚，据说与北方名蹶的一种兽常相互依靠。“寸筳撞巨钟”则是以短竹枝敲巨钟为比。

这几组比喻中，韩愈都处于追随从属的地位，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谦卑反衬出孟郊的卓异，可见孟诗是他心目中的洪钟巨响。

“高天厚地一诗囚”

然而，宋元时期，孟郊的苦吟成为一些论者诟病的话题。

影响最大者莫过于苏轼。他的《读孟郊诗》先承认孟郊诗时有佳处，且如孤芳挺拔，能继承《诗》《骚》。接着却说：“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竟日持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认为孟诗之清可敌僧诗，但不足与韩愈之豪相比，仅如寒虫号叫而已。

此后，李纲、叶梦得、严羽、辛文房等人都继承了苏轼的说法，正如元好问说：“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胸襟狭隘、才小气短，导致其视野受限、“边幅窘缩”，便是这派意见所理解的“诗囚”内涵。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世称遗山先生。

但有少数论者不以为然。潘德舆的呼声最高，论见也最有眼光：“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如‘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论诗至此，胚胎造化矣！寒乎哉？”潘氏提出孟郊论诗“胚胎造化”的说法，触及其艺术构思的原理。

总体而言，唐以后历代诗论对孟郊诗境的评价基本上围绕着韩愈和苏轼、元好问两种观点展开。

由于多数论者不能理解韩愈佩服孟郊的原因，苏、元的“寒虫”“诗囚”之说又更贴近孟诗给人的一般印象，所以“郊寒岛瘦”的基本评价一直主导着历代诗学，并直接影响当代学者研究文学史的眼光。

然而，如果能将孟郊放在大历到贞元诗歌发展的脉络中，深究孟郊视野变异的原理及其渊源，或许会有助于理解韩愈的评价，并对奇险派表现艺术变革的意义有更深入的体会。

“跼天蹐地”还是“胚胎造化”？

对于孟郊“跼天蹐地”还是“胚胎造化”的两种评价是截然对立的。前者是“诗囚”局缩于天地之间的形象说法，后者是天地造化孕育于诗人胸中的比喻。

一窄一宽，相去天壤。但是这种差别并非仅仅出自批评家的偏见，而是孟诗中客观存在的矛盾所致。

孟郊确实在不少诗歌中有意强调天地的狭窄感和自己不为世容的局促感。

《出门行》说：“少年出门将诉谁？川无梁兮路无岐。”出门之后，无桥可以渡河，又无歧路可以选择，那么外面能够行走的空间有多逼仄，就可想而知。

诗人深知自己不容于世的原因是坚持直道，不肯随俗，世俗不容直士的逼窄感使他觉得自己不仅局缩在四处有碍的空间中，而且整个人生也在被日月四时相催逼。所以连他自己都认为一生被虚囚在文字之中：

“短景仄飞过，午光不上头。

少壮日与辉，衰老日与愁。

日愁疑在日，岁箭迸如雠。

万事有何味？一生虚自囚。

不知文字利，到此空遨游。”

以文字自囚的意识使孟郊有时将自己的格局写得很小。如：“良栖一枝木，灵巢片叶荷。仰笑鲲鹏辈，委身拂天波。”

《江峡图卷》（局部），关山月，纸本设色，1980年，关山月美术馆藏。

但是孟郊又有很多诗奇想天开，豪迈险怪，与上述局促的诗境似非同出一手，尤其是一些论诗之作。

如《赠郑夫子鲂》：“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勉矣郑夫子，骊珠今始胎。”

此诗以宋玉、李白为楷模，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理想境界。他认为天地进入诗人胸臆后，吁嗟之间可生风雷。文章能得其中的精微，万象都可由我心裁。只有圣贤之心，才能具备熔冶造化的气魄，才能探得诗歌的骊珠。

他以这样的境界勉励郑夫子，当然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潘德舆以“胚胎造化”称赞此诗，也就是认为孟郊具有在胸中孕育自然万物的气魄。

由“胚胎造化”而产生的诗，已经不是天地自然的客观呈现或者夸张表现，而是孟郊将天地揽入胸臆之后，万物与心神发生化合的结果。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社会现象，天道人事在孟郊心目中是完全合一的。

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峡哀十首》。这组诗描写三峡山水的险怪，又投射出人间百态的险恶，三峡是诗人驱使万象在胸臆中重组的险恶世界，是以人事解释天道或者说是以天道比喻人事的产物。

在这个囚笼般的峡谷中，人的活动空间是极为狭窄的，可说是处处险象环生，寸步难行。

但是诗中的三峡不但包容了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中的描写，而且融会了杜甫长诗《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中的景观，千奇百怪，声势夺人，写尽三峡的雄奇壮观，艺术视野又极其宽广。

“笔补造化天无功”的创作理念

由此，可以窥见孟郊“跼天蹐地”与“胚胎造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他心中的造化其实是天道人事的合一，他可以把个人在世间感到的无形压迫感实体化，使原本空阔的天地变成处处有碍的狭窄空间。

但是他的心并不受局限，正如他自己所说：“心放出天地，形拘在风尘。”其形虽被拘限在尘世，其心却可以放出天地之外，所以天地可纳入胸臆，造化可由其在心中摆弄。

形与心的关系正和孟郊“跼天蹐地”与“胚胎造化”的矛盾一样，二者是对立的统一，都根源于孟郊将元化之道与圣贤之心合一的哲理认识，因而在诗人以天道比拟人事的创作思路中得到统一，又可以相互转化。

在孟郊的艺术想象中，天人合一实际体现为天道与人事的对应。现实世界的不公，造成天地对君子的挤压，以及君子对天地的抗争，所以天和人形成对冲的关系。

而由圣贤来“补元化”的理想，虽然不可能实现，却可以使人对造化的探索达到“邃于天根月窟”的深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貌似狭隘的孟郊在屈原和李白的浪漫世界之外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视野。

历代诗论对于孟郊“雄骜”与“寒俭”的两种评价，与其诗同时存在宽窄两种不同的视野有关。两种风格看似对立，但实际上统一在孟郊将天地之道与圣贤之道合一的儒学观念之中。

期望以贤人“补元化”的社会理想体现在创作中，便转化为“胚胎造化”的不凡气魄。生命的紧迫感和现实的压迫感使他和韩愈、卢仝、李贺等尚奇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天地的逼仄，其“形拘风尘”和“心放天地”的矛盾反过来促使他们打开文字之窗，在天宝、大历诗人的前辈同道的艺术表现中追寻其观望天地的思路，艺术视野从传统的“天地至广大”变为“世界亦可小”，从而产生“探天根、穿月胁”的惊人奇想，形成了“笔补造化天无功”的创作理念，更新了处理天人关系的传统构思方式，为中唐诗歌开拓出一片深邃奇险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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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古诗的尚奇之风

作者：葛晓音

深入探讨中唐奇险诗歌超现实艺术，细读解析韩愈、孟郊、李贺、贾岛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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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中唐古诗的尚奇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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