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是被袁崇焕用“红夷大炮”炸伤而死的吗？

的确，有上面这个说法。

这样说的，还不是一般人。

比如，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被称作“著名中国学家”，在美欧学界名头十分了得，他就这样认为。

魏斐德不是华人，也不是亚裔，只是取了个汉语名字。他有若干很著名的著作，包括《洪业：清朝开国史》在内。其第一章，《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一节写道——

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9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

魏斐德在“注”中讲，以上说法，据《清太宗实录》。

“清太宗”，是皇太极。努尔哈赤为“清太祖”。

对魏斐德这一说法，中国史学界很少有人赞同，大约与《清太祖实录》中查不到相关记载支持此说有关。

然《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有以下的明确记载——

（七月）癸巳（二十三日），上不豫，幸清河坐汤。八月庚子朔，丙午（初七日），上大渐，欲还京，乘舟顺太子河而下。使人召大妃来迎，入浑河。大妃至，泝流至囗鸡堡，距沈阳城四十里。庚戌（十一日），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有六十有八。

这段记载里，没说努尔哈赤有没有受炮击伤不愈而亡，也没说是因为其他原因故去。只是说，农历七月底，他曾经感觉身体不适，于是去泡温泉；到八月初七，感觉好了许多，于是坐船回沈阳，到十一日，离城仅剩四十里时，就没了。

不过，从明军将领掌握的情报看，努尔哈赤是“背疽恶发”而亡。

“东江疏报”称——

（耿仲明）八月初二日，急归报臣：老奴背生恶疮，带兵三千，见在咸宁堡狗儿岭汤泉洗疮……。

这就与《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对上了——七月底努尔哈赤身体不适去泡温泉，八月二日明军已掌握他所带兵员、所去之地，是为背生恶疮而去“汤泉洗疮”。

可见，明军情报系统及效率还蛮厉害。

努尔哈赤亡故，明军亦立即知晓。

明辽东督师王之臣、辽东巡抚袁崇焕即刻疏报——

奴酋死于沈阳，四子与长子争继未定。

随后，王、袁二人又疏报了努尔哈赤死因和死亡日期——

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

这个日期，不很准确，当为八月十一日。但对死因说的已很明确。

据此，中国大多数学者，持努尔哈赤“背疽恶发”而亡观点。

当然，亦有持努尔哈赤抑郁而亡观点之人。其所据，依然是《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天启六年，或曰天命十一年三月三日记载努尔哈赤引咎之语——

吾思虑之事甚多，意者朕心倦惰而不留心于治道欤？国势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欤？功勋正直之人有所颠倒欤？再虑君子嗣中果有效吾尽心为国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谨于政事否？

努尔哈赤这段话，又与前述王之臣、袁崇焕疏报所言“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相印证了。

如此看，抑郁可能是前因，背疽是后症，二者叠加，以至于其七月底“不豫”，遂有“幸清河坐汤”之行。待八月初七“大渐，欲还京”，不成想疽毒再次迸发，八月十一日便不治而忘了。

或曰，努尔哈赤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大败，他本人也确实受伤。

这里插上一句，魏斐德所言1626年2月努尔哈赤宁远受挫，以及当年9月亡故，都是按照“公历”时间说的。

努尔哈赤作战勇猛，往往靠前指挥，宁远一战中，被“红夷”炮火所伤不是没有可能。

但即便如此，他所受之伤应该不十分严重。因为退兵之后，努尔哈赤便迁怒于蒙古，大举征伐。

他以背弃“若征明与之同征，和则与之同和”盟誓为由，于当年四月初四，亲率大军西渡辽河，前锋军射死蒙古喀尔喀巴林部叶赫巴国鲁幼子囊努克。四个贝勒等又率兵进击西拉木伦河，取得大胜。

对此，袁崇焕亦有疏报——

臣见奴儿哈赤，自宁远败后，平昔之力压势制者，保不生携二之心？其含愤蓄怒，思患预防，而急于一逞者，其心也。然攻其焚弃。丧失殆尽，非一蹴可成，而锦、右一带烧残，无可掠之野，其不能遽举者势也。故心急而力不足赴，且阳为渡河向西，以懈粆花。粆花果堕其彀中不备，奴得尽驱其众。彼又借攻粆之威，以安其部落之心，且劫黄毛达子哈儿慎为用。

五月二十一日，蒙古科尔沁奥巴贝勒到沈阳，努尔哈赤曾出城十里升帐迎接。

四月出征，五月迎客。努尔哈赤即便一月兵败受伤，伤势不很重是一定的。

而且，他患背疽，亦应在这之后。

一般认为，“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用‘红夷大炮’炸伤而死”一说，出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春坡堂日月录》。书中说，朝鲜译官韩瑗出使明朝，与袁崇焕结识，听袁说到宁远一战中炸伤了努尔哈赤。

中国学者已有专著做过考证，认为此说不可信，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