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莫文骅回忆七道江会议韩先楚等反对撤离南满

七道江会议

东北国民党部队强占沈阳、长春、本溪等地后，经过补充和整顿，于1946年10 月中旬，纠集10 余万兵力，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对我南满解放区发动大规模攻势，妄图先吃掉我军南满主力，解除其北进的后顾之忧，然后转兵北上松花江，全力进攻北满，实现最后占据东北的梦想。

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苏军曾向我们建议：死守安东，把安东变成第二个马德里。但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方针，决定临时放弃安东，把军区机关转移到临江。而军区的伤病员和家属，如王新兰、吴仲莲和杨枫等都带小孩迁至新义州，由苏军照顾。我和曾克林同志乘汽车到赛马，向第4 纵队传达军区的决定，要他们诱敌深入，挑选有利时机，歼敌一路或一股，逐步消耗和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时值初冬，高山见雪，寒风凛冽。

我第4 纵队指战员，根据军区的指示精神，在代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率领下，于10 月31 日至11 月2 日，集中3 个师8 个团的相对优势兵力，在宽甸西北30 公里之新开岭地区，全歼蒋介石反共老本之一、自吹为“能征惯战”、有蒋家“千里驹”之称的敌25 师，生俘其师长李正谊以下官兵6200 余人，毙伤团长以下2100 余人。此役，首创东北我军全歼敌一个整师的辉煌战绩，保证了辽东党政军民战略转移，夺得了我军四保临江的准备时间，因而得到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嘉奖。毛主席亲自起草中央军委嘉奖电报。

新开岭战争后，敌军经过短期休整，于1946 年12 月中旬，又对南满我军发动进攻。这时，南满根据地只有长白山麓的临江、抚松、蒙江、长白4 县在我操纵之下，其它地区已沦落，成为敌后游击区。长白山区纵横不到175 公里，地域狭窄，深山老林，山高坡陡，道路不便，回旋区域小。这里地瘠物乏，气候严寒，村庄稀少，人口共25 万，生存条件差。这里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严冬时节，大雪封山，气温降到零下40 度。军区和省委机关及主力部队都集合在这山沟里，粮食供应困难，装备不足，兵员无着，衣食住藏都成了大问题。加之敌重兵压来，情况非常险恶。

正当南满斗争形势严峻和极困难的时候，为了加强对南满斗争的统一领导，东北局派陈云、肖劲光等同志来到辽东，在临江成立中央东北局辽东分局，统一领导南满地区党、政、军的工作。陈云同志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肖劲光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改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程世才同志任副司令员，罗舜初同志任军区参谋长，吴克华同志为副参谋长，我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唐凯为副主任。在国民党军大举进犯，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军区于1946 年12 月11 日在七道江军区前线指挥所召开了军事会议。

会议由肖劲光同志主持，因他刚到南满不久，会议主要由肖华同志具体组织。

参加会议的有罗舜初、我、曾克林、刘西元、彭嘉庆、韩先楚以及3、4 纵队师级干部。陈云和程世才、吴克华等人因在临江，没有到会。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研究今后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第一天，军区领导同志作了报告，提出了撤离南满，转移东满的问题。其理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敌强我弱，不能与敌决战，长白山区地势狭窄，大兵团作战没有回旋余地，不是主力久留之地；主力撤至东满，可摆脱敌人追击；尔后与北满主力汇合，兵力集中，不会被敌各个击破；到了北满若有紧急情况，可背靠苏联，比较保险，等等。

这个报告，是会前一天的晚上，由在七道江的几位军区领导同志研究的意见。实际上，会前军区已下达了主力北撤的预令，部队做好了过山林的斧头、锯子、绳子和爬犁、干粮等各种准备。对会议的报告，大家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

一种是同意报告的意见，撤到东满，保存实力。

另一部分同志主张坚持南满，反对撤退，持这种意见的人是少数，有韩先楚、彭嘉庆和我等几位同志。其理由是：南满的战略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放弃南满北撤，正中敌人“南攻北守”的战略意图。坚持南满，可以拖住敌人，与敌周旋，等于在敌人屁股后面吊个大冬瓜，牵制敌人主力，配合北满主力南下。对整个东北战局有利，对今后战略反攻有利。敌人虽强，但其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内部矛盾重重。南满我军已有相当实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坚持的。4 纵队全歼敌25 师，已充分显示了部队的战争力。

我在发言中，还讲了这样一段话：若把队伍拉到东满去，要经过深山老林，很难通过，即使去了，敌人会尾追而至，把敌人引到东满，再撤北满，敌人再追至北满。当时，我用了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是“水涨船高”而已。这是下策。

会议讨论了两天，对去留争辩很激烈，意见统一不起来。这时，接到敌情报告，敌人两个师已向我梅河口、辑安进犯，形势急迫。于是领导同志决定撤离南满，并讲了明天早上，派一个师作为先头部队，开向东满，并准备通过大森林时用的刀、斧、锯、绳子及干粮。会议结束时，已是13 日的晚6 时。

我回到宿舍，正好警卫员弄来了狗肉，我请韩先楚、刘西元等四五位同志一起去吃饭。

形势紧迫，大家心急如焚，边吃边议论开会之事，都认为南满应该坚持，也有信心坚持。并说我是政治部主任，应再向军区领导反映这一意见。饭后，我即去了军区一位领导同志的宿舍，他刚好吃完饭，和他的夫人（也是秘书）在屋。因我们两次合作共事，彼此很熟，故谈话比较直率、随便，我便把大家的要求和坚持南满的理由又讲了一遍。最后我说，陈云是中央分局书记，不在场，对撤出南满这么重大的问题，你们是否商量过？你是否向陈云同志请示汇报了？他的意见如何？如果不经上级党委同意，便放弃南满根据地，日后我们这些领导人的政治结论如何写啊？

他听完，“晤”了一声，当即挂通了临江陈云同志的电话，把我刚才反映的意见向陈云同志汇报，并说我还在他家里。陈云同志和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他打完电话对我说，陈云同志马上动身连夜乘火车赶来，明早可以赶到。于是我便告辞回了宿舍。听到军区参谋处已下了通知，要求各部队准备刀斧、锯、绳和干粮，整装待发。

次日一早，我便去看陈云同志，见连夜赶来的陈云同志正在室外洗脸。我跟他打了招呼，他毫无倦意，问昨天开会情况，我简单把会议情况和我们几位同志的意见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说：“吃过早饭再开会议一议”。14 日上午9 时许，继续开会，议题是对昨天会议决定的复议。这表明陈云同志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处理是持谨慎态度的。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会上，主张坚持南满斗争的人多了起来。原先主张撤退的同志，态度也有所转变。

陈云同志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全面分析当前的形势，权衡撤退或坚持的利弊，提出了坚持南满斗争的意义和可能性。他说，闯进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其牛头是向着北满的，尾巴在南满。若我们松开牛尾巴，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难保；我们抓住了牛尾巴，它就进退两难。而要抓住其尾巴，是比较费劲的，也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从全局来说，这个损失要比放弃南满的损失要小得多。大家要我来拍板，我现在拍板就是坚持南满，一个人都不走，留下来打。

他的讲话坚定、果断，重量很重，基本上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会议最后确定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3 大块（即辽南、安东、辽宁3 个军分区所辖的地区）”的战略指导思想，制定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紧密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这次会议，解决了南满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挽救南满危局，打破敌人的战略部署，最后决胜东北，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在南满斗争的紧急时刻，陈云同志全局在胸，高瞻远瞩，拍板定案，打破了那种“保存”实力的退却思想，解决了部队干部思想上怕伤亡，保实力的问题，又弄清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今天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指部队实力，而大部分是指硬要保住完整的长白山区，当然也指部队。统一了部队坚持南满立足于打的思想，这是部队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思想的转折点。

后来的战局进展完全证明了陈云同志临危拍板的正确性。我认为，七道江会议的激烈争辩，是民主讨论的正常现象，也是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如何打败敌人的进攻，只不过是具体打法上看法不同。会议通过民主讨论，特别是陈云同志的工作统一了思想，大家齐心协力，赢得了四保临江的伟大胜利。对这样一次正常的民主会议，“文革”中有的同志却说成是路线斗争，本来是自己主张撤退的，却说成自己是坚持的，把主张坚持的说成是主张撤退的，更把没参加会议的同志说成是主张撤退的。而且无限上纲，说成是反毛主席、反林彪的正确路线，是逃跑主义，这就不实事求是了。即使在那个不正常的年月，也是很不应该的。

七道江会议结束后，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来电说：南满的斗争必须采取像热河或冀东及华北抗战困难时期那种局面下坚持斗争的经验，在“斗争中采取局面的坚持，以待东北与全国形势之逐步好转”。七道江会议的决议，是与这一指示精神相一致的。基本方针确定后，我们立刻转入各方面具体的战争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