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4）關于我的學術
何新說：我的學術中有一部分是活學問——有用和能用的學問，經世致用之學，談論經濟的，政治的，涉及國計民生的，國際戰略問題的。我昔日試圖給國家建言提供的是一套以國家利益為至上，擺脫左右之爭的強國利民之術,就是所謂國家主義。
但是幾十年來我所真正屬意的，下了多年功夫的，還是一套《何新國學經典新考》。[4]我寫這十幾書，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5]開拓萬古之心胸”——而這套書并不是寫給當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看的。
這一套《經典新考》經得起后人之研究與觀賞。因為這一套書貫通上下，銜接古今。多少前人沒搞懂沒搞通或者誤解之處，我用一種新的、我個人的獨特的視角，重新作了系統性地解讀。
我從清人二王、錢、戴[6]的著作去研習經學及訓詁學，但是我的靈活運用以及所獲得的新知，超過清人以至章、黃（我有一部《新說文解字》，還未最后定稿，就是要糾正前人在文字學上的誤說）。
我發現龍的動物原型真相是蜥蜴及鱷魚，鳳的動物原型真相是鴕鳥——這都是鐵證如山的顛撲不破之論。
我論證所謂“扶桑”的語源是來自日本富士（fujisang）火山。中國上古曾經存在崇拜太陽神的一神教，而伏羲（曦神）、黃帝(光煌之神)、炎帝（炎火之神）、祝融，原先都是太陽神的名號而后來才成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號，這些新論可以發千古之覆。
五四運動鼓吹反孔推翻禮教，對歷史進步有重大意義，但在文化上則有很多誤解與歪讀。一些謬種流傳一直影響到今天。
《詩》、《書》、《易》、《老》、儒與道等等，被一些只知耳食之言的文人墨客歪講邪講，講傻了，講歪了，講死了，變成了一種“二百五”的東西。
我的這套書先后已經出版過四次，每出一次我都一改再改，增刪百遍，嘔心瀝血，銷磨前后近乎二十年，方得完成。不久還會出一種新版本作為最后的定稿本。
這套書就是老何的《太史公書》，立意在“通天人之際，會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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