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自立自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基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视角

摘 要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撑，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物质至上”西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重点分析了科技创新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作用，探寻为了更好地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应如何有效把握产业转型先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赢得发展历史主动。为了加速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须厚植物质技术基础，弘扬精神与文化价值。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进一步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打造多维创新生态系统；推动“科技向善”引领科技治理，实现“科技为善”驱动自立自强；增进“中国式现代化自信”，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协作迈向更高水平。

1

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自文字发明后的一场多层次、多阶段、多维度的复杂历史进程，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与智能社会转变的工业化、从人际社会向非人际社会转变的城镇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告别传统社会的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它不仅实现了科学技术革命、社会生产力跃迁、现代经济的累积性增长，而且实现了思想革命、制度创新和社会文明转型。

随着三次产业革命与全球工业化浪潮，英美德日等国迅速崛起，占据产业制高点，率先完成现代化。但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进程中，一些后发国家由于未能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一味移植先发国家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其谋求现代化的道路充满了曲折与动荡，跌入了一个个陷阱而不能自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现代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遭遇了种种挫败，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艰辛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发展问题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质，物质丰盈与精神富足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深刻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彻底摒弃了追求“物质至上”却“精神匮乏”的西式现代化道路，物质主义膨胀、精神滑坡与道德缺位的现代化是没有意义且不可持续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追求社会物质基础与人民精神世界相互促进、协同提升，有效推动“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回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科技创新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开启并加速了人类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了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进程。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从根本上决定着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抬头，美国对我国发起单边“科技脱钩”与技术贸易封锁，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骤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眼下应对风云莫测之国际大变局的战略安排，也是抢占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窗口期的战略决策，更是助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支撑。

2

科技创新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作用

2.1

科技创新的物质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进经济社会物质积累，实现“物”的全面丰富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物质文明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需要大力发展物质文明，归根结底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全面提升是历史上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的飞跃，进而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丰盈、更高效、更绿色的物质财富积累。

首先，科技创新扎根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积累的主要抓手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为支撑，很难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回溯我国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实体经济始终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物质基础，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有效积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抓手。科技创新紧紧扎根于实体经济与产业发展，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中，技术要素成为与劳动、资本等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实现生产要素配比关系的系统性重组与生产函数的迭代优化。当下，实体经济内部以及实体经济、虚拟经济间的结构性失衡是阻碍科技创新发挥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主要阻力，迫切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加以有效应对。

其次，科技创新引领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丰富的迫切需要

工业化本质上是一国在经济生产中一系列重要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推动工业化进程无疑是一国实现物质丰富的核心路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推动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以保障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党中央提出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产业发展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与融合化，亟需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新与基于本土完备产业链的产业创新体系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保驾护航。我国工业化总体进程已接近工业化后半阶段，但工业化进程中还存在着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近年来的“去工业化”趋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区域与部门间的双重资源错配直接导致了区域增长分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受阻等系列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引领的新型工业化，提防过早过快“去工业化”，保障经济结构的合理性是实现现代化物质丰富的关键。

最后，科技创新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的重大任务

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而现代产业体系是其中发挥供给创造、实现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键一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的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结构专业化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科技创新是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

要形成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通机制，立足创新驱动的产业创新体系打造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轮融合，实现“科学—技术—产业”模式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融通互促；

要形成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依靠数据要素的赋能效应与生产效应实现对实体产业体系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创新积累；

要形成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新模式，以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为纽带，推进现代化农业、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等深度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各类现代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和融合式发展。

2.2

科技创新的精神属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保障，也需要高度文明的精神力量为指引。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传承和创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全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在新时期已取得了重要成就，我国文化软实力不断攀升所凝铸的强大向心力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谱系。

科技创新助推社会文化发展，科技文明推动精神文明发扬，精神文明为科技创新提供社会保障。

一方面，科技创新本就是人类智力及能动性的主观体现，科技创新通过改变人类的思想与行为、社会文化演变、经济结构调整等，更新了精神文明领域的认知观念。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为精神文明的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媒介与条件，技术进步能够打破时空界限，实现与人类物质、精神、政治、生态等相互融通，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也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一致。

恩格斯曾指出，“科学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以及成为致富的手段。”科技创新引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演进，物质财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不断积累，精神文明则在科技创新的渗透下逐渐改变人们的认知与行为，进而演变为影响时代的内生力量。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深入协同建设，而这一过程与科技创新恰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

在逆全球化不断抬头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科技领域“去中化”等行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造成了持续恶性影响。这背后的实质是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借口的意识形态抵制行为，旨在将国际科技合作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新时期，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推进具有鲜明精神文明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始终坚持“中国特色”。应合理运用科技创新，进一步指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弘扬，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在精神文明层面构建基于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以期与各国平等交流、各抒己见，实现国家对等博弈，摆脱科技“脱钩断链”。同时：

依靠科技创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发扬者、创新者和推动者，使中华文明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依靠科技创新助推新时期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智能服务体系，加强文化创新和文化交流，丰富文化产品供给，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明需要；

依靠科技创新进一步加强科普能力建设，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科学精神。

3

科技自立自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启示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党图危制变、审时度势后的战略抉择，也是新时期对我国各类创新主体所提出的战略要求，更是迈入新时代我国科技事业的主旋律与总纲领。我们必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支撑，推进创新驱动迈向创新引领，着力打造非对称优势，加快推动系统化部署，使科技创新深度赋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发展，赢得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下科技竞争的历史主动，牢牢抓住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权，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物质基础、提供精神引领。

3.1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立足有为政府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对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我国之所以能够使科技创新跟上时代的步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形成了“两个轮子”推动科技创新的合力，即“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轮子，一个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轮子”，完善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意义重大。科技自立自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要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定位，以及资源配置的范围与边界。

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形成与积累离不开国家能力与企业能力所构筑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基础性力量，尤其在涉及国家战略性、安全性以及产业共性技术等科技创新领域发挥战略决策的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应大力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科技领军企业、世界一流企业等积极发挥“链主”作用，构建兼具内生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实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是科技创新的保障，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在实践中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最优组合，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强大的制度红利。

3.2

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打造多维创新生态系统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能够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科研队伍，对于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合理完善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有效布局，明确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的主要职能，使其“各归其位、各显其能”，以此为基础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以及本土产业体系的重大技术协同攻关，并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企业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微观主体，但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的企业存在迥异的创新模式与动机。因此，应以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类型企业为重点打造多维创新生态系统，服务于多层次的科技创新需求，进而构建稳健、多维的产业创新集群。大企业和部分国有企业具备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现金流优势，能够优先发起对战略性、长周期性、颠覆性、产业共性等技术领域的攻坚；而中小企业相对更注重中短期的创新成果转化与关键技术突围。因此，可深度围绕技术的战略周期（例如，“中短期—长期”战略目标）以及技术的不同特征（如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产业共性技术、未来技术）等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领域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实现不同规模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分工与协同攻关，通过产业链与创新链融通机制，实现企业层面科技创新模式有效转化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能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企业—产业—国家”结构下的物质技术基础。

3.3

“科技向善”引领科技治理，“科技为善”驱动自立自强

“科技向善”要求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充分考量经济因素与社会伦理因素的互嵌融合，及其对创新活动的塑造作用，科技创新活动的最终成果与中间产物都应被置于社会伦理范畴，从而进行干预以塑造新的科技创新模式。“科技向善”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涵，即现代化的社会文明形态应摆脱对人性弱点的过度迎合，科技创新应真正聚焦于社会所需与人民关切。在“科技向善”的约束下，科技创新活动被安上了伦理道德的“手刹”，科技创新的本质是价值创造，应避免“资本至上”逻辑的过度侵蚀；科技创新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平衡好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潜在冲突；科技创新应实现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融合兼施，尽可能规避和解决科技不善之问题。

一方面，“科技向善”要求重视科技伦理的建设，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技术创造者、使用者及中介组织的“道德监督”作用，通过文化惯例与道德约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的伦理道德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应强化价值引导，推动“科技向善”引领产业发展与科技治理，在“科技为善”的驱动下建立对新兴技术、颠覆性技术、未来技术等的利弊甄别与评价机制，从源头上实现“良善科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支撑。

3.4

增进“中国式现代化自信”，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协作

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某一国的特殊现象，完全应当将其置于世界视野下予以考察。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有其自身特色，事实上，不同国家的初始禀赋不同、制度条件各异，制约其现代化的抉择也不尽相同。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彻底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极大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和中国方案。因此，我们应牢固树立“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时代目标，走出立足中国发展实际、符合最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闭门造车，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协作，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通过科技外交等手段积极融入全球开放式创新网络，以全球视野谋划科技创新战略，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科技援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打造创新共同体生态，力争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中实现高水平内源性原创技术自给，突破产业发展的“低端锁定”，助推我国产业与企业攀登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注入丰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虽然当今全球化遭遇历史性逆流，我国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严重受阻，西方国家“脱钩断链”“筑墙设垒”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仍应摆正心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在技术标准等领域参与国际科技话语权竞争，积极宣扬我国平等互惠的多边合作意愿，力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科技治理新格局的相互促进。

4

总结与展望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已有显著提升，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仍未改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无形桎梏。当下，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深入演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现代化体系构建中的作用愈加重要，数字化革命正在重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未来社会先进物质生产力和文明形态的重要标志，也决定着我国能否率先实现对新一轮先进生产力制高点的抢占。

我国在数字产业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未来应加快推进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深度赋能、理念转变与智能创新，为进入更高水平的数字文明新形态做好物质准备和精神引领。新征程上，我们应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厚植物质技术基础，弘扬精神与文化价值，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迈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物质基础、丰富理念价值。

作者：陈志、王治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原载于《中国科技论坛》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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