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北京育英学校

文/车淑芳

育英学校的诞生：从延安到西柏坡的下东峪村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让延安保育院和保育小学的孩子们提前撤离延安。

在撤离的路上，每头牲口都驮着两只大柳条筐，每只筐里面对面坐着两个孩子。他们随着山路的坎坷和牲口的颠簸上下起伏，左右晃动。整个保育院都在骡马背上，在一只只老乡的箩筐中，在一个个名副其实的摇篮里，摇着、摆着、晃着。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头上是低沉沉的天，脚下是万丈深渊，而这些孩子静静地坐在箩筐里，有的安然入梦，有的则扭头看着路边的人们。

行军路上，骡马背上摇篮里的孩子，就是育英学校最早的生源之一。

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毛泽东从中央警卫部队中抽调一支骑兵护送他们。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敌兵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师生们过黄河、越太行，历经艰辛，行程1000多公里，终于到达中共中央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胜利完成了安全大转移。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而这些孩子的父辈们，几乎都是驰骋疆场、浴血奋战的将士。在戎马倥偬、险象环生的战争岁月，许多人把家属和子女留在陕甘宁边区。为了抢占先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派出了10万大军和大批领导干部，几乎1/3的中央委员被派往东北，而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大部分都留在了延安；根据战后国共停战协议，中共撤出长江以南8个根据地，其中有些年幼的孩子被送到了延安；有一些在敌占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也把子女寄养在延安大后方。撤离延安时，“洛杉矶托儿所”（原“中央托儿所”）共有近百名幼童。经过一年半的长途迁徙，连中班的孩子也都到了该上学的年龄。

除“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外，分散在平山县各中央直属机关的孩子也很多。许多到了入学年龄的孩子，由家长带着学习文化，或同村里的孩子们一块儿“打游击”学识字，很不规范。而且当时解放战争正处于大决战的前夕，中共中央不仅要指挥前线战争，还要领导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同时新中国政权的筹建工作也已启动，政务繁重，机关干部们经常无暇照顾子女的学习和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供给部决定成立一所小学，把分散在各村庄、各机关的学龄儿童都集中起来，让学生全部住宿，统一课程，统一管理，以便孩子们接受系统教育、健康成长，同时也为中直机关干部解除后顾之忧，以便他们集中精力开展工作。

学校从1948年6月就开始筹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供给部原有一所小学，设在中央办公厅驻地夹峪村，规模很小，只有十几名学生。中央供给部驻地在下东峪村，村里原有一所时办时停的初级小学，只有几个孩子。中央供给部到达时，该小学正处于停办状态，显然不具备一次接纳100余名学生的条件。

中直机关党委决定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总负责，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曾三、中直供给部处长邓典桃协理，中央供给部办公室主任孙统一直接承担筹建一所红色寄宿制学校的任务。

学校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下东峪村，离中共中央所在地只有七八里远，中共中央把学校建在身边，既是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也是为了随时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校舍是用村中一家地主的大院子改建的。这家地主在土改时腾出来的房子正好闲着，把各个胡同用土坯和木栅栏一堵，就形成了封闭式的校园。稍加修缮，拆去土炕，垒起土台，充当教室。利用房外小块平地，修作操场。学校又加盖了几间平房，在当地找来几个木匠，打造了一些黑板、桌子、板凳、秋千、单杠、双杠，都没有油漆。这就是学校最初的全部家当。

之前，为方便随父辈住在西柏坡的学生，在工作人员住室旁开辟了一间教室进行教学，负责人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刘火，语文、算术、地理、常识等课都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叶子龙夫人蒋英来教，定名为“中央机关小学”。

这个教学点只有14名学生。他们是李讷（毛泽东的女儿）、任远远（任弼时的儿子）、董良羽（董必武的儿子）、王兴（王若飞的儿子）、傅锐（彭真的儿子）、王明明（王明的儿子）、胡木英（胡乔木的女儿）、伍绍祖（伍云甫的儿子）、杨绍明（杨尚昆的儿子）、廖仲武（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廖鲁言的儿子）、叶燕和叶利娅（叶子龙的女儿）、周燕（毛泽东的炊事员周少林的女儿）、仲小兰（周恩来的司机仲步云的女儿）。他们年龄最小的6岁，最大的14岁。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土坯房，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的住处遥相对望。1948年11月，这里的14名学生，一起并入了下东峪村的“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

1948年11月21日，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宣告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供给部育英学校”真正诞生了。1949年进北平后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育英学校”，简称“中直育英学校”。为了庆祝十月革命（俄历十月即公历11月）胜利，学校每年都把校庆和它结合在一起举行，于是后来每年的11月7日，就成了育英学校的校庆日。

北平西郊万寿路，校园原来是傅作义部队的一处军营

1949年4月22日，育英学校师生告别了下东峪村，迁往北平。

这些没有进过城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城里是个啥样子，他们以为城里人都住楼房，走马路，以为城里没有土路。为了让没有见过石头的城里人“开开眼”，孩子们竟带上许多石头进城。

到达保定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宿营地是一座教堂，门口有一盏很亮的电灯，耀眼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

4月23日下午4点多，车队到达北平的永定门。由这里经天桥、前门、西单、复兴门、公主坟直奔新校址——西郊万寿路。

两天的征程和一路颠簸，人人身心疲惫。到了驻地，急急吃过晚饭，倒头便睡了。第二天醒来，大家才发现原来朝思暮想的“新学校”竟然那么破旧！

这里在民国初年是回民师范成达学校，日据时期被改建为一所日本小学，解放前被傅作义改为部队马厩和军需品仓库区，是个军营。

一眼望去，军营孤独破败，四周几乎没有人家。

遍地是荒草和废弃的工事，到处是弹坑，到处是子弹壳。所有院墙上都用石灰画着大圆圈，据说这里经常有野狼出没，画白圈是为了吓唬野狼的。校址选中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东面和北面隔壁是中央书记处和中央警卫局，安全上较有保证。

清理旧战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随处可以捡到没有爆炸的炮弹、手榴弹和生了锈的子弹。有一次，有两个孩子捡到一个铁球就用石头砸，被老师及时发现没收了。原来是一颗地雷，幸好没爆炸！这些危险品都被及时收缴上来，统一销毁了。经过解放军工兵营的清扫，排除了所有战争遗存的危险品，建设新校园的工作全面展开了。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师生们凭着意志和双手，用简单的工具，拔草整路，拆网填壕，修房葺舍，夯地建场，使校园环境有了初步改善。

当时的领导研究决定，保留校园里的碉堡，并在上面修筑一座亭子，寓珍惜和平不忘战争之意。又把整修校园挖出的土，在亭子边上堆积成山，栽植苍松翠竹，成为校园一景。目前学校的知乐园，就是在当时保留下来的活教材——碉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迅速胜利，大批干部抵达北平，中直机关所属的学龄儿童日渐增多，为避免成为特殊化的高干子弟学校，学校放宽了招生条件，到1949年9月开学时，在校生由4个班增至10个班（每班20余人），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推动了育英学校历史上第一次校园建设高潮的到来。

1949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拨款兴建中直育英学校新校园，1950年初正式开工，以位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苏联纳希莫夫少年海军学校为蓝本进行校园建设，1953年全部竣工。

1956年后，学校逐渐面向群众招生。1970年，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育英学校”。

严禁炫耀家长的荣誉地位，毛泽东亲题“好好学习”

在育英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严禁炫耀家长的荣誉地位。老师从不问学生家长的名字，学生之间也从不打听父母的情况，不互相攀比。育英小学的孩子们从小就牢牢记住，自己是普通的劳动者；现在学习知识，将来要把一切都献给劳苦大众；同学间不问父母是谁，不攀比父母职位的高低。

“当时作为中直机关的干部子弟小学，育英的学生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有各部门负责同志的孩子，也有一般干部的孩子，但在育英这个大家庭里，大家都是一样的学生。校长、老师比父母还要操心，绝不因家长的官大而偏向什么人。同学间就像兄弟姐妹，大伙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一样地受老师的关心、照顾和教育。同学间相互直呼其名，不加姓，大多不知道谁的爸爸妈妈是谁，当然更不知道家长们的职务，时间一长，也就忘了姓什么。就是知道家长干什么，也没有人炫耀，更没有人攀比。听说实行军衔制后有的学校学生比爸爸星和杠的多少，育英的学生们对此嗤之以鼻。在同学当中，威信高的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听说谁的家长官大就在同学中称王称霸的。”第5届学生乔丹林回忆时动情地说。

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育英学校的学生家长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学校和孩子们表示节日的祝贺。当时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也在育英学校上学，高尔恮老师担任李讷的班主任。高老师清晰地记得，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学校号召各个班级和课外活动小组以集体的名义做些什么送给学校，以表示对自己节日的祝贺。高老师的班是全校的最高班（小学五年级），当然不甘落于人后。于是，高老师在班上作动员：为了迎接国际六一儿童节，我们也要做件礼物送给学校，请同学们动动脑筋，送点儿新鲜的，不同凡响的，但不能用钱买。这一动员，同学们就开始纷纷想办法，有的要刺绣，有的要画画。高老师引导说，星期天你们回家时（当时所有学生皆寄宿在学校，只有周日回家）也可以请家长帮帮忙呀！这么一提醒，同学们思路一下子开阔了。

就在六一儿童节前夕，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李讷拿来了一张宣纸，上面写着“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八个字。李讷说：“昨天我央求爸爸给写几个字，爸爸写了‘好好学习’四个毛笔字。但不小心被水滴弄了水印，于是爸爸又在这个‘好好学习’的左侧偏下写了‘好好学习’四个小字。”

同学们看到毛主席的“好好学习”题词，激动得热烈鼓掌。高老师捧着题词，带同学们到学校木工教室，请潘仲贤老师指导，做了个木框，并安上玻璃，小心地把“好好学习”的题词镶嵌于内。然后，全班同学排队送到校长办公室，交由韩作黎校长亲自妥善保存。

不久，韩校长把它挂在办公室入口处对面的墙上。只要一进楼门，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这几个字时时刻刻鼓舞激励着师生们不断奋进！

后来，学校又把毛主席的题词镌刻在一进校门的影壁上，时刻提醒同学们好好学习，提醒教师要办好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如今，“好好学习”已成为育英学校的校训，内涵也更加丰富。

围绕办学使命，刘少奇和老师们谈话到晚上9点半

1954年12月25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将韩作黎校长和正在育英学校上学的孩子涛涛和丁丁的两位班主任请到家里，请他们吃晚饭，并和他们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

接着，刘少奇又问了老师们许多问题：办这样的学校到底有些什么经验？学生有哪些缺点？有没有表现特殊难管的？学校教职员工的编制怎样？钻研业务的情形如何？都安心不安心？家长用小汽车接学生的情形怎样？老师们都如实地一一作了汇报。

晚饭后，刘少奇把涛涛和丁丁叫来，让老师们当面说出他们的优缺点。老师们说了之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就嘱咐孩子们要听老师的话。如果不听话，犯了错误，在学校老师要严格地管教，回到家里爸妈还要严格地管教。两个孩子都表示记住了，刘少奇就叫他们出去玩，谈话继续。

问到学校毕业生升学的情形，刘少奇对育英学校毕业生能有这样多的人升上中学表示怀疑，怀疑学校是否运用了组织力量讲了情面：“一般小学差不多百分之三十的毕业生考上中学，你们育英为什么几乎百分之百？”韩校长向他解释说，近两年教育局规定得很严格，组织了统一招生委员会，进行编号考试。我们两届毕业生都有不少同学考不上师大附中，第二届有134名毕业生，我们留下了4名成绩差的没让毕业，有一名在北京一所中学都没考上，随家长去了南京才考上了中学，另有一名到沧县他父亲处也没有考上中学。我们育英从未要求上级党委给讲情面，上级党委也从未这样做。王光美也就自己了解的情况替老师们向刘少奇作了解释，他这才放了心。

刘少奇接着指示老师们：“以后不要强调升师大附中，同时要大力向学生进行教育并向家长进行宣传，要在学校里造成一种舆论，小学毕了业要乐于参加劳动生产，要乐于当工人、农民、护士和小学教师等。就是全国实行了普及教育后，也总有学生升不上中学。如果你们在这方面着重地进行了宣传，人家毕了业考不取中学就不会骂你们；如果你们只宣传或强调要升中学，那人家升不上中学就会骂你们，说你们没有完成任务。”

关于学校对家长的工作，刘少奇强调说：“你们要主动地按照一定的教育原则去办学，不要听到家长这样一说那样一说就晃荡不定。家长提出的意见正确就接受，不正确你们就要批评反对并向他们解释清楚……”

刘少奇和老师们的谈话，直到晚上9点半才结束。

周恩来亲赴学校，任弼时提出忠告，胡耀邦题写校名

1952年冬，周恩来的一名秘书把自己在育英学校读书的孩子，带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看到孩子时，一下子就注意到孩子身上穿着的小中山装是呢料制作的。

周恩来问孩子：“你的衣服是谁给买的？”孩子回答说：“不是买的，是学校发的。”孩子回答得无心，可周恩来却听得有意。

周恩来问：“你们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啊？”“挺好的，老吃鸡、鸭、鱼、肉。”孩子说。“噢，老吃吗？”周恩来继续发问。“老吃，有的同学都吃腻了，就丢在饭桌上。”显然，孩子并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几天后，是个休息日。那天下午周恩来难得有暇，就要了车直奔育英学校而去。校长得知总理来了，立刻迎了出来。

在周恩来的询问下，校长汇报了学校近期的情况。

周恩来等他讲完，随即说出了从秘书的孩子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学校有责任好好教育他们，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们培养成八旗子弟！”

20世纪50年代，因学校实行供给制，学生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完全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情同兄弟姐妹，老师对同学一视同仁，不管你是国家主席的孩子，还是司机、伙夫的孩子，都要叠被子、擦脸盆、补袜子、钉扣子，轮流值日扫地，事事民主，一律平等。老师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不偏爱任何一个孩子。

在西柏坡，被称为“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等职务，在那个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期，任弼时的工作十分繁忙，而他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

在百忙之中，任弼时从没有忘记子女的教育问题，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

1948年，任弼时的小儿子任远远才六七岁，从延安到西柏坡时，带来一辆小自行车，虽已很旧，孩子却十分爱惜，每次骑后都擦一擦。

一天，远远要他的姐姐远志领着他到院外的打谷场练习骑车。天真活泼的远远骑上自行车绕场转圈，一阵快，一阵慢，骑得十分开心。两人玩了一会儿回家后，远远让姐姐帮他擦自行车上的尘土。他说：“看，漆都掉了。好姐姐，给小车做件车衣吧！”远志看着弟弟乞求的目光，只好答应了下来。

那时候实行的是供给制，远志开了个领六尺白布的条子，找到行政科批了个字，然后把批条交给了警卫员邵长和。邵长和拿上批条，当即就把布领回来了。

这件事很快被任弼时知道了。他让邵长和把俩孩子叫来，问清情况后，严肃地说：“全国虽然快要解放了，可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前线更需要物资支援，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资金。毛主席还穿着补丁衣服，你们为什么要做车衣呀？”远远虽小却十分懂事，听了爸爸的话后说：“姐姐，咱们不做车衣了，把布退回去吧。”任弼时站起身来摸着远远的头说：“远远懂事，是个好孩子。今后要注意勤俭节约，再领什么东西要让我知道，不然不要领。”远志点头答应。随后他们回到宿舍，远志把布让邵长和交还给了后勤处的仓库保管员。

同年，中央机关小学成立，孩子们终于可以上学了。任弼时对儿子任远远提出忠告：“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后来，这句话成了整个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实际成为育英学校早期的校训。

1986年清明节时，育英学校第一届“五四”学制实验班刚上初一的同学，代表学校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全市各单位风筝大赛。两个实验班的同学在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下扎了一个长达七米的龙形大风筝，但龙身上没有学校的名字，于是大家便央求樊明德校长题字。

樊校长没有自己书写，而是通过当时常驻学校协助进行“五四”学制教改的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庄福庆，几经周折联系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请求他为育英题写校名。胡耀邦对育英的红色历史满怀深情，且更欣喜于育英在学制上的改革创新，于是欣然提笔挥写了“北京育英学校”六个大字。这幅字不仅印在了那年春天的大龙风筝上，更由此而镌刻在育英的校牌上，流传至今。

老校门与影壁，绝对安全与时代见证

1950年至1953年，中直育英学校在韩作黎校长的主持下，以列宁格勒纳希莫夫少年海军学校为蓝本掀起了第一次校园基础设施建设高潮。1951年，红墙、红瓦、门楣上镶嵌红星的学校大门率先竣工。此后，它守护着千千万万的育英学子40余年，直到1995年学校改建时方被拆除。2012年11月7日校庆之际，经现任的于会祥校长筹划，红色的老校门又一次矗立在了育英校园的南边。

早在“洛杉矶托儿所”时期，校园安全曾经有过血的教训。“洛杉矶托儿所”里有不少中央首长和前线指挥员的孩子，也有不少烈士遗孤，所以“洛杉矶托儿所”也就成为特务们破坏的目标。

1945年8月18日晚，所长查房之后，守夜的两名保育员因为天冷，一个去烧开水，一个突发肚子痛去找药。她们万万没想到，只是几十分钟的疏忽，刘伯承的二女儿华北就遇害了，年仅6岁。刘伯承强忍悲痛，劝慰哭泣的保育员后，第二天就赶赴前线去了。

育英学校自建校之始，为了保障孩子们的绝对安全，订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校门把守得极其严格，平时绝对不允许孩子外出。外人接送孩子必须有盖公章的介绍信，介绍信上没有公章的，即使明知是某单位职工的孩子，也不准离校，更不让探视。门卫中甚至有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因为他们政治可靠，责任心强。

20世纪50年代初，陈毅在上海当市长，他的三个孩子在育英学校上学。中央召开会议，陈毅来到北京。中午，陈毅想利用休息时间去看一看孩子，于是带了秘书、警卫，驱车赶到位于万寿路的育英学校。

陈毅到达的时候，正逢学生睡午觉，学校的大门紧闭。陈毅走到校门口，传达室的张老伯探出头来。

“老同志，我看我的孩子来了，请行个方便吧。”陈毅笑着说。

张老伯指着墙上挂的规章制度说：“现在是午休，不会客。”学校的领导一再交代门卫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按制度办事，这位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牢记在心的。

陈毅的秘书走上前说：“首长从上海来北京参加会议，会后马上就要回去。只有中午这一点空闲时间，请照顾一下首长。”

张老伯笑了：“这里学生的家长大多数都是首长，要是照顾起来，制度还有什么用？”

“这位首长是陈……”秘书的话只讲了一半就被陈毅挡住了。

就这样，陈毅硬是没有看到孩子，开完会后就返回了上海，但他对育英学校的安全管理很是满意。

学校少先队活动时有几个必不可少的呼号：“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这些呼号的语句，脱胎于老校园中影壁上朱德为育英学校的题词。这座影壁，见证了育英学校的三次变化。

第一次是在1953年。朱德非常关爱少年儿童，尽管他的孙辈都不在育英学校上学，他仍曾多次来育英视察、听课。在育英的新校园竣工落成之际，名誉校长杨尚昆邀请朱德来学校参观并为学校题词。后来，学校将朱德的题词“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镌刻在校门内的影壁墙上，这形成了新校园中独特的一景，也见证了育英学校第一次建设高潮结束，正式成为一所美丽的花园式学校。

第二次是在1978年。樊明德校长1978年到任育英学校，重建影壁成为他通过拨乱反正使学校各项工作走上正轨的重要举措之一。影壁则见证了育英学校的再次腾飞。

1980年开始并持续了20多年的“五四”学制改革实验，曾使得育英学校领全国课程改革之先河。影壁上镌刻的毛主席给育英学校的题词“好好学习”，再次激励育英学子发愤图强。

第三次是在2014年。作为育英学校第三次校园环境建设高潮的重要项目——校史广场的建筑之一，影壁再次复建。它见证着育英学校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踏上新的征程。

一代代的儿童长大了，一届届的育英学子成才了，这所学校将永远这样宁静、沉稳地矗立下去。它在时光中坚守了初心，见证了真情，也践行了教育的真义。它将永远美丽，也将继续为社会培养文明、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