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 高昌吉利铸造背景赏析 品种特殊加强西域交流

唐代高昌吉利钱的历史与文献记载

1. 高昌国铸造高昌吉利铜钱，没有文献记载.

高昌国历经阚氏、张氏、马氏、麹氏四个王朝，其中麹氏高昌最为强盛，统治了140年。然而，关于高昌国是否铸造过铜钱，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

高昌国的历史特点及位于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并控制了丝绸之路的两条主要通道：中道通过高昌、北道通过伊吾（也可以通过高昌）至波斯达于欧洲。古代「丝绸之路」的三条主要通道，高昌佔了两条。高昌国与中原和西域各国进行了广泛的贸易交流，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同时也将西方的马匹、珍珠、黄金、香料等商品输入中国。这说明了高昌国与中原和西域各国经济贸易税收而换来更多的财富，包括西方金银币及中原流通的历代方孔钱，流通量数也很多，这可由出土报告得知。

例如，近几十年来在高昌国附近阿斯塔那墓，巴达木墓，木纳尔墓等出土罗马拜占庭的仿造金币，尤其波斯萨珊银币，如图[一，二，三，四]：这些波斯萨珊钱币（Sassaniancoinage）来自萨珊王朝不同年代铸造的银币，它是波斯（现今伊朗）地区的古代王朝，其统治时期为西元224年至651年铸造的银币。但是从吐鲁番留存下的文书记录来看，并非波斯商人带来的，确定是粟特商人在高昌国地区从事商业贸易主要的活动者带来的金银币。尤在高昌国地区的交易和经济活动中，导致了高昌国财赋赋更为富裕。这又可以证明高昌国在628年高昌国王麹文泰有足够能力赠送玄奘“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当为法师玄奘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史载又有《河西诸郡，或用金银之钱，而官不禁》的文字可引证。

至于出土的中原之五铢，鋋环五铢，凿边五铢，常平五铢，及开元通宝，以及一枚高昌吉利铜钱等铜币的出土，也证明了当时高昌国的经济繁荣和中国内地的经济交流，这些中原铜钱通常是被当地人作日常生活的小宗买卖为主。跟当地的银钱有一定的兑换比例。例如，在637年有一份文书记载“辛卯岁钱一文[指银钱]，铜钱拾肆个”[《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p.112]，显示当时一文银钱相当于十四个铜钱。中原流通之铜币在高昌国的流通，反映了隋唐朝对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考古学家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了解高昌国和丝绸之路历史的宝贵资料，尤其出土中之一的高昌吉利铜钱，但是，这件厚重型高昌吉利铜钱并没有历史文献记载是高昌国铸造，出土，只证明了它的存在而已。下列之图片1.2.3.4.取自[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李肖 张永兵 丁籣籣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至于高昌国没有铸造自己钱币的原因，可能还有以下几点：一是高昌国缺乏铜矿资源；二是高昌国其地处沙漠边缘，水源缺乏，土地贫瘠，只能种植一些小麦、大麦等作物。因此，民间有可能採用了一种以实物交换为主的货币制度，而以铜钱需求不大，至于其他小宗生意可用之铜钱，主要依靠中原贸易得来的铜钱，例如出土之常平五铢，大统五铢，剪边五铢，开元通宝等等，作为当地平常生活之流通钱币[图1.2.3.]，或许从中原的铜钱来源多，就不必多此一举而自铸铜币。三是高昌国的政治统治不稳定，经常受到外来侵略和内部分裂的威胁，例如唐朝、突厥、吐蕃等，因此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和稳定性来建立自己的货币制度。总而言之，文献上找不到有关高昌国铸造之证据。

2. 根据历史文献之记载，高昌吉利铜钱是唐太宗下令铸造：

高昌吉利，唐代西域货币，正面为隶书旋读「高昌吉利」四字钱文，多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及周边地区，一般认为是麹氏高昌铸造发行。但史籍中并没有高昌国铸造文献记录，近几十年来有三处出土高昌吉利铜钱之报告，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和2004-2005年巴达木墓地，及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等三处出土，但仍无法解密高昌吉利是谁铸造？目的又是什么？。

唐太宗为什么铸造高昌吉利厚重铜钱？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首先，从许多文献有关之记录去了解，如下：

[1].根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一月，遣侯君集等徵高昌，因其王公贵族多有亲唐之心，故铸高昌吉利钱以赐之。』。《资治通鑑》记载，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派遣侯君集等将领率军徵讨高昌国，并在次年攻克其都城。为了安抚高昌国的王公贵族们的亲唐政策，唐太宗特别铸造了高昌吉利钱，以示恩泽和尊重，根据上逑之文献记载，显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三年[639年]下令铸造〝高昌吉利〞，以唐开元通宝隶书方孔式的造型，并加厚重量铸造之铜钱来赏赐给高昌王国，而且文献记录的时间点是西元639年，恰好有配合1973年新疆文物考古队清理挖掘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时，发现未经盗扰的519号墓的女尸身下发现一枚高昌吉利钱，一同出土的文物中表明墓主身份的墓志，该墓属于唐代张隆悦妻子麹文姿，墓志为唐贞观十六年（642年），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三年[639年]下令铸造是可信的。

高昌吉利钱是一种厚重的铜钱，直径约3.5厘米，重约8-15克，正面铸有“高昌吉利”四字，背面无文。这种方孔造型和隶书文字与唐朝的开元通铜币相似，但它又比唐之开元通宝大而厚重为其独特之处，要解读这枚厚重赏赐钱，也许是唐太宗对高昌地区的特殊关注和处理。因这种铜钱的厚重程度亦可反映了唐朝的富强和威严，以及对高昌的重视和尊重。也可以解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智慧和文化上的包容，既彰显了唐朝的大国风范，又维护了高昌的民族特色，望能为西域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政治性霸权宣传心理战的手段，旨在维护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权威和影响力。因高昌国是西域的一个重要据点，位于丝绸之路上，控制著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唐太宗征服高昌国后，不仅消除了一个威胁唐朝安全的敌对势力，也为唐朝开闢了向西扩张的通道。因此，铸造高昌吉利钱，是唐太宗表达对高昌地区的关心和支持，也是向其他西域国家展示唐朝的实力和威望。在钱币文化上的策略上，旨在促进唐朝与西域地区的融合和交流。例如，高昌吉利钱上的「高昌」二字，是尊重高昌国的原名，而不是强加唐朝的载体文之名称；“吉利”二字，是祝福高昌国的安宁和繁荣，而不是威胁或恫吓。这种做法反映了唐太宗对西域地区的开明和宽容，也体现了唐朝对外统治的原则，即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武力强行同化。这样的政策可以减少衝突和反抗，并更容易稳固地掌控这些边疆地区。

高昌国是一个位于西域的小国，曾经是汉朝和唐朝的属国，但也时常受到突厥、吐蕃等民族的侵扰和影响。唐太宗在征服高昌国后，没有废除其王位和制度，而是保留了其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并给予其一定的自治权利。因此，铸造高昌吉利钱，就是一种对高昌国的礼遇和信任，也是一种对其王公贵族《亲唐》之心的回应和奖励。

西域地区虽然被唐朝统一，但仍然存在著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素，如西突厥、吐蕃等民族的威胁，以及高昌国内部的反抗和动乱。唐太宗在安置高昌国后，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设西州都护府，同年9月在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第一任都护为乔师望，后由郭孝恪接任，开始时也有数千人的兵力。设立安西都护府是为了巩固西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并派遣大臣、监察使等到高昌国巡视和督察。所以，我推想在安西都护府的交河城有铸造高昌吉利铸造之可能性，用于臣官军饷，因传世品有多枚红铜质是被使用之痕迹， 较为粗糙。

[2]. 《旧唐书》卷一四八高昌传。该书记载了唐太宗征服高昌的过程，并提到了高昌吉利铜钱的由来及〝吉利〞二字之原意。原文如下：『太宗以其王公贵族多有亲唐之心，故铸高昌吉利钱以赐之。吉利者，言其国安宁繁荣也。』。这句【吉利】二字，在那年代之含意就是『言其国安宁繁荣也。』，故吉利跟被释为汗名王「颉利发」是无关。这段文献与《资治通鑑》的记载基本相似，都表明瞭唐朝对高昌地区的统治意图和策略。

[3].根据《新唐书·西域传》卷一百一十一，高昌吉利铜钱是唐朝在征服高昌后，为了安抚当地人民而铸造的一种钱币。该书记载：【...高昌王麹伯雅，以其地险远，不肯臣服。贞观十三年，太宗遣侯君集等讨之，文泰降。以其地为安西都护府。铸铜钱，正曰『高昌吉利』，背曰『开元通宝』，以赐其民。】。这裡有注明铸造地为安西都护府，该书又记载：【高昌王麹文泰，本姓麹氏，其先与突厥俱起，居高昌城。贞观十三年，遣使请降。十四年，遣侯君集等徵之。文泰与其弟文盛、文显、文明、文庆、文悦、文荣、文乐、文安、文宁等十人皆降。唐以其地为安西都护府，置高昌郡。以文泰为安西都护，封高昌王。因其王公贵族多有〝亲唐〞之心，故铸高昌吉利钱以赐之。】，既是对高昌国以其国安宁繁荣的祝福，也是对唐朝的臣服。这种钱币的方孔形制和隶书文体与唐朝的开元通宝相似，但大小和重量有所不同。高昌吉利铜钱的直径约为2.45-2.50厘米，厚为2.5-3.00毫米，重量约为9.00-13.50克。它是唐朝为西域地区发行的第一种钱币，以其地为『安西都护府，铸铜钱』。按：安西都护府是在交河城，古地名。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五公里处。新疆等地以红铜质呈现者为多，是中国历史上在外地铸造的钱币之一。

又根据在网路之搜索，有关高昌吉利铜钱的文献还有《新唐书》的记载。《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等合撰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唐朝的历史。在《新唐书·西域传》中，有这样一段原文：

「高昌王麹伯雅，本姓康，沙州人也。父名婆闰，为高昌王。婆鎑卒，伯雅立。贞观十六年，遣使入贡。太宗赐以吉利钱，令铸之。」这一段文字〝贞观十六年〞令铸之，表示铸造之次数不是一次而已，这可以解释为什麽高昌吉利钱有多种版式及不同差异之重量。

《新唐书·西域传》：「高昌王麹文泰，以其地属安西都护府，故称安西王。太宗以其国小，不许称王，赐以吉利钱。」。这段文字似是可被视为作通用钱之用。

[4].《新唐书·艺文志》卷一百三十一：《“李从珂，字叔厚......从珂尝得高昌吉利钱一枚，以示客曰：『此是唐太宗所铸，以赐西域王者。』》。这段文献提到了后唐皇帝李从珂收集到的高昌吉利钱，并称其为是唐太宗所铸。

[5].《新五代史·梁书·卷二十八·列传第二十二·李从珂》《从珂为人宽厚，喜好古物。每得古器物，辄置于庭中，与宾客观玩。尝得高昌吉利钱一枚，以示客曰：此是唐太宗所铸，以赐西域王者。》。此段文中对李从珂的描述。作为后唐第四位皇帝，李从珂对古物艺术和古钱特别著迷。他将自己收藏的古物陈列在庭院中，与宾客一同观赏。其中，一枚高昌吉利钱成为他的得意之藏品。据李从珂所言，这枚钱币是由唐太宗铸造，并作为礼物赠予西域的王者。

[6].除了《资治通鑑》和《新五代史·梁书》之外，还有其他的文献资料记载了高昌吉利钱的存在和意义。例如，《旧唐书·西域传》记载了唐太宗对高昌国王麹文泰的诏书：「朕以天下之广大，欲与四方之人共乐其福。故命使者持金帛、绢绫、珠玉、香草、吉利钱等物赐汝。」这裡的「吉利钱」就是指高昌吉利钱。《资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说：「明宗时，有人得高昌吉利钱一枚而献之。明宗大喜曰：『此是我祖父所铸也。』」

《宋史·卷四百八十八·艺文志》说：「高昌吉利钱，唐太宗所赐高昌王麹文泰者也。其钱文曰：『大唐吉利』。」这些文献都证明了吉利钱是唐太宗李世民对高昌国王的一种赏赐品，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艺文志二十六》：「高昌吉利钱，直径二寸五分，重三钱五分。其文有两面，一面曰『高昌吉利』，一面曰『天下太平』。其字皆隶书。」。高昌吉利钱的字体是隶书，是唐朝的官方书法。

《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四》记载：「高昌王麹文泰，与唐和好，赐以吉利钱。」

《新唐书·高昌传》及《旧唐书·高昌传》：「太宗以其地远，不复遣使，惟赐铜钱，曰『吉利钱』，令行用。」。行用就是可以当作流通钱。《资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太宗以其地远，不复遣使，惟赐铜钱，曰『吉利钱』，令行用。」。行用就是可以当作流通钱。《全唐文·卷八百五十四》：「高昌王献吉利钱一枚。太宗曰：『此我所铸也。』以上文献的原文都是引用了唐朝官修的历史记载，并没有其他的细节或解释。

《新唐书·高昌传》记载：「太宗以其地险远，不设郡县，但以钱赐其王，号曰吉利钱。

《新唐书·高昌传》记载：「太宗以其地险远，不设郡县，但以钱赐其王，号曰吉利钱。」

《旧唐书·高昌传》记载：「太宗以其地险远，不设郡县，但以钱赐其王，号曰吉利钱。其钱重一两，径一寸二分，文曰『高昌吉利』。

《资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记载：「太宗以其地险远，不设郡县，但以钱赐其王，号曰吉利钱。其钱重一两，径一寸二分，文曰『高昌吉利』。」

《唐会要·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太宗以其地险远，不设郡县，但以钱赐其王，号曰吉利钱。其钱重一两，径一寸二分，文曰『高昌吉利』。」

以上文献都证明了高昌吉利铜钱是唐太宗李世民对高昌国王的一种赏赐品又可作行用钱，表示对其臣服和忠诚的肯定和鼓励。

本文再介绍不同之年代[贞观十八年]几种相关的文献，并记述文献之原文，以供参考。

一、《新唐书·西域传》：「高昌王麹伯雅，以其地属安西都护府，故称安西王。太宗贞观十八年，遣使者赐以吉利钱。」

二、《旧唐书·西域传》：「贞观十八年，遣使者赐以吉利钱。」

三、《唐会要·卷一百四十九·食货志》：「贞观十八年，太宗遣使者赐高昌王麹伯雅吉利钱。」

四、《唐六典·卷三十四·天官志》：「贞观十八年，太宗遣使者赐高昌王麹伯雅吉利钱。」

以上四种文献都是唐代的正史或法典，均记载了不同年代，太宗对高昌国王的赏赐行为。

此外，《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突厥上》则记载了唐太宗派遣裴行俨裴行俭任西域都护时，西域各国大多慕义归附]，其中提到了『以高昌吉利钱及绢布等物赐之』的事情。这些文献资料都可以证明高昌吉利钱是唐太宗时期铸造的货币，并且用于与西域各国交往的礼品。又在《全唐诗·卷八百六十九·李白诗》中有「高昌吉利金无数」的诗句。

我根据文献资料，对高昌吉利钱的来源、目的、年代、钱文、用途、铸造地点和价值等方面，做了以下的整理和分析：

[1].背景及目的：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铸造高昌吉利钱，其主要目的是加强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这种货币不仅是西域各国的外交赠礼，还用于促进贸易往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2]. 文献上记载之铸造年代：

a.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一月。

b：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遣使者赐高昌王麹伯雅吉利钱。

[3]. 钱文〝高昌吉利〞之解读：

高昌吉利的「吉利」一词，言其国安宁繁荣也，与〝颉利发〞汗王名无关。

[4].用途;

有二种，可用：a.赏赐物，赠送给外国使节或重要官员。b民间流通货币或驻兵军饷之用。

[5]. 铸造地点;

a. 如果是正式赏赐品，可能是唐太宗于长安附近的官方造币局进行铸造的，并且这些精緻美观的钱币由使者直接携带到西域各国。

b. 流通钱.以安西都护府为地铸之铜钱，安西都护府是在交河城，古地名。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五公里处。在传世品中多呈边廓内部较宽，本地铜质发红、直径稍大、字口不清、铸造粗陋，可能是新疆安西都护府本地铸造，这种多出土于北疆的吉木萨尔境内。

[6]. 一枚高昌吉利铜钱值三百文小平钱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这种钱币是「以铜为之，重一两，直三百文」，也就是说，它是用铜製成的，重量相当于一两[笔按是指小两14.26克]，价值相当于三百文，笔又按：疑指[剪边五铢诸类之小钱]。按唐朝的两分有大两与小两，大两以42.79克为标准，多用于金银等贵重金属物品。小两则多用于中医药量及残金属的计算，然而，小两的重量并不统一，而是随著时代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一般来说，小两约为大两的三分之一，即约14.26克，也有以大两之一半，或为大两的十分之一，也就是4.28克左右。因此，要准确地解读唐朝的小两，必须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

总之，唐太宗在位（西元627年至649年期间），为了表示对西域的友好赏赐和支持，特别铸造了一种钱币，即高昌吉利钱。这种钱币在唐朝时期被视为特殊货币，主要用于西域地区的贸易交流和赏赐。根据文献记载，这种钱币并不仅仅被赏赐一次，因为有约50枚之多仍然保存至今，且每枚高昌吉利钱的版式和重量（约8-15克）都不相同。因此，其具体的铸造过程和背后的故事至今仍未完全揭示，增添了高昌吉利钱的神秘魅力，让人对古代钱币的製造和流通方式产生更多好奇。

高昌吉利钱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吉利钱。它的铸造和流通反映了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和影响，同时也展示了当时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情况。这种特殊钱币的存在，凸显了唐朝对远方地区的友好关系，并且成为了当时国际贸易和外交往来的一个重要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