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清道光朝之后若干官修史籍论略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男，天津人，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本文原载于《河北学刊》2017年9月第37卷第5期

摘要：清朝官方史学经历了乾隆时期的繁荣发展之后，在道光朝已经显著衰退，但仍然保持着记录和编纂本朝各种史籍的基本格局。此外，清季的官方修史取得一些值得注意的业绩，如修成嘉庆《大清一统志》、纂修光绪《大清会典》及其附属各书、国史馆扩展其修史项目等，还编纂了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治平宝鉴》、《各国政艺通考》等书。这些书、史编纂，密切联系了清廷的政治需要，也包含有史学学术上的追求。即使在国力衰减、充满危机的状况下，清朝依然坚持了官方史学的运行，这一点超越了以往朝代，尤属可贵。

关键词：官方史学;《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图》；国史馆

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在世界各国中最为兴盛，而中国官方史学的连续不断，又是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显著特点。但近代以来研究中国史学史、学术史的学者，却对官方史学过于忽视。如清代官方史学最为发达，成就斐然，大量官修史籍留存于世，在清史研究中不可或缺，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对清朝官修史除《明史》之外，几乎概不涉及。清乾隆朝官方史学的发展达于顶峰，修史的种类、数量以及在义例上的翻新变化，均前所未有。清嘉庆朝曾努力维持史学兴盛的局面，也取得一定成效。从清道光朝始，清廷官方修史才总体上有所衰退。对于清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笔者曾作过

专论，但清道光朝之后的官方史学，在迄今约20多种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中，基本缺载，其中包括部帙很大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如杜维运撰三卷本、谢保成主编的三卷本和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皆对此并无着墨。难道是清道光朝之后的官修史真的不值一提吗？非也!清季之朝廷不仅坚持了编纂起居注、实录、圣训、纪传体国史等本朝史的基本格局，而且在部分史籍的修纂中颇具进展，如《治平宝鉴》、《各国政艺通考》是与清廷政治及时代气息紧密关联的新选项，而接续完成嘉庆《大清一统志》的重修、重修《大清会典》及其附属之书，以及国史馆的《儒林传》与《文苑传》纂修，成果卓著，水平甚至超越了前朝。所有这些官方史学活动的得失和影响，值得认真评析，以揭示其在学术史、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学术价值。

一、接续并且完成嘉庆朝《大清一统志》的重修

清道光朝承接嘉庆朝已经开始重修的《大清一统志》，将之最后完成，史实的考订和内容的丰富超过了乾隆朝纂修的《大清一统志》。这部《大清一统志》因为始修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载入的史事也止于嘉庆朝，故称《嘉庆重修一统志》，而实际成书乃迟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此主要是在道光朝修成的。此次修纂《大清一统志》由国史馆承办，今《国史馆档案》有所记载:“《一统志》全书于嘉庆十六年正月内，由方略馆奏交本馆纂办。当经本馆议奏：所有通体沿革、裁改各事宜，其在京各衙门令于三个月内交全，在外各直省令于半年内交全。俟各衙门、各直省交全后立限二年，将全书纂校进呈，俟钦定后咨送武英殿刊刻。”这里设想的纂修日程甚短，将《一统志》编纂看成了十分容易之事，表明清廷最初对于这次重修的期望值不大，不过是想在乾隆《大清一统志》的基础上，将记事的时间范围稍稍向下延伸而已。

清朝各省、府、州、县大多不具备朝廷那样存备健全的档案史料，也缺少整理档案史料的常设机构，因此，将地方上的资料分类向上报送，实非易事。各级官府又将其视为不急之务，一再拖延。直至清嘉庆朝之末，纂修成效甚差，清道光年间才真正重视起来。清道光元年（1821年），龚自珍以内阁中书充国史馆校对官，参与重修《大清一统志》。他超越职责，不避僭越之嫌，写长篇书信给总裁、提调、总纂等掌权官员，提出自己对纂修《大清一统志》的见解。其中具体指出清乾隆朝《大清一统志》的诸多遗漏和讹误，如关于新疆周围归属于清朝的藩国乌梁海、巴尔虎、科布多等，“旧《一统志》于新旧藩服外，一字不及之，疑于无此属部者然。今开馆续修志，似宜行文理藩院，征档册，将三处乌梁海头目宰桑各部落界送馆，以便增补”。类似这样的纠误很多，并且鼓动性地写道:“所贵乎重修者，谓将纠旧误、补旧阙，亮非抄袭沿承而已。”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新疆刚刚发生张格尔集团军事叛乱的背景下，边疆民族及地区的归属问题尤显重要，虽然当时龚自珍职位很低，而他所指出旧《一统志》的讹漏，也不能不引起上层官员的重视，这促使重修《大清一统志》不仅要续补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的史事，而且还要作整体内容的“纠旧误、补旧阙”，紧张的国情和有识者的建议，促使清廷格外认真对待重修《一统志》，不再追求速成，而是要准确考核地理、疆域，特别是要注重边疆地理问题，这致使其质量超过乾隆《大清一统志》，已经成为必然定局。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重修《一统志》560卷告成，道光帝撰写了简单的序言，时值鸦片战争硝烟尚未尽散，他表达了对于巩固一统山河的特别情感:“揽斯编也，即其迹而道载焉矣。朕惟乾惕震恐，冀迪前光，深知守成之难，不殊于创始。愿与内外百执事，勉固封守而阜兆民，继自今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续有编录，视此典型，是朕之厚望也夫!”是书编纂工作不间断地经历了三十一个春秋，但却未能及时刻印。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道光帝又提出将这部《大清一统志》再缮写一部，似乎清廷并无将此书刊刻印行的打算。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二月，《嘉庆重修一统志》缮写完工，也标志整个编纂过程结束。

《嘉庆重修一统志》在清代政治史、史学史、地理学史上都值得大书一笔，与以前的《大清一统志》相比，此书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记载和考订，以求最准确、详细地记述清朝实际辖区的范围和所统属的民族、部落。此书记述清朝与周边国家划界事项以及边界的位置、走向，相比以前的撰述要详细得多，提供了考察中国清代疆域的最佳史料。在书中还特设“税课”门类，记述了清朝在边疆地区征税的资料，显示出对边疆统治的内地化、一体化趋势。清朝的《大清一统志》都收有地图，而《嘉庆重修一统志》之地图更为精确、细致，而且增添了完整的全国地图。上述之优点，意义重大。著名出版家、文献学家张元济说:“居今日而治舆地之学，欲求一官本且后出而可信者，宜莫如此书。”甚至有的学者更认为:“该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完备、质量最好的一部地理总志。自问世迄今，尚无一部能够取代它的全国性同类书。”可惜的是，该书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整理与传布。在迄今中国边疆历史地理学的多种撰述中，重点谈论的都是徐松、张穆、何秋涛的著述，过于忽略了官方纂修的相关书史，视野偏狭，应当纠正。

二、嘉庆、光绪两朝《大清会典》及其附属之书的纂修

《会典》是按照朝廷的政府衙门体系为线索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起到为官方行政措施提供依据的作用，在纂修中列述一系列已经施行的行政事例，因而兼具历史记载的功效。清朝前后共纂修《大清会典》五次，每次均设立专门的会典馆，编纂规格很高，超越一般修书项目。五部《大清会典》的编纂，依次是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光绪朝。清康熙朝《大清会典》始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九年（1690年）成书，凡162卷，记载了清人入关前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典制以及相关事例。清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又决定纂修，十年刊行，凡250卷，记述了清人从入关前开始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内容。此后的编纂，均按这种独立成书的方式，首尾完具，是会典的整体性刷新。清乾隆朝纂修，开创了将《会典》与《则例》分书而行的方法，即《会典》专记典制，《会典则例》记述相关事例，互相配和而不混合，共计《大清会典》100卷、《大清会典则例》180卷，记事下限至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理藩院事例延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四次纂修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开始，十七年（1812年）纂修完成，至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由武英殿刊刻印制成书，史称嘉庆《大清会典》，其记事下限止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

清嘉庆《大清会典》的纂修宗旨，就是在清乾隆朝已有成书的基础上向下延续时间，增加了清乾隆后期和嘉庆初期的事例内容。清嘉庆帝在序言中称乾隆朝《大清会典》是“我皇考善继善述，立纲陈纪之巨制，益昭美备矣”，此次续修，就是要将皇考“六十余年盛德大业，昭垂成宪、布在方策者，续入《会典》”。纂修的出发点，是嘉庆朝欲在官方史学整体上模仿乾隆朝的一个具体行为，是力图维系官方史学活动兴盛局面的一项努力措施。

嘉庆《大清会典》修成后具有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大清会典》80卷，卷数少于乾隆朝;《大清会典事例》920卷，远远超过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原因之一是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之后，清朝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作为内容宏富，涉及国家典志的事例极多，不能不多所记载，这也体现了清嘉庆朝在此书编纂中强化了历史记录意识;《大清会典图》并文字性的“图说”46卷，乃是将原先在会典内插图的体式改为将所有的图归纳独立出来，另行编辑和补充，这样导致《大清会典》卷数的减少，而“图”的独立编辑具有体例创新的意义，很值得肯定。

嘉庆《大清会典》以及《会典事例》、《会典图》的整体学术成就并不很高，事例内容增加但体例照旧，所增史事基本从清《实录》和官方文书中辑出。《会典图》的独立对于阅读《大清会典》来说也有不便之处，例如在礼制部分就见不到乾隆《大清会典》那样随同文字的礼器插图，而需要到另一书册查看。后来的光绪朝《大清会典》以及附属之书，在内容上又远比嘉庆朝所修者更为丰富，且完全覆盖了嘉庆朝成书的全部内容。因此，嘉庆朝《大清会典》及《会典事例》、《会典图》，只是给光绪朝的续修提供内容的基础和体式的启发，《会典图》的独立编辑，开辟了扩大内容的空间，在嘉庆朝未来得及于内容上精益求精，至光绪朝则大有突破。

清廷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本有接续纂修《大清会典》动议，但同治帝于翌年逝世因而搁置。清光绪九年（1883年），又有廷臣提出开馆纂修会典的建议，《清德宗实录》稿记载：“谕内阁：都察院奏续修《会典事例》，请饬妥议开馆章程一折。续修《会典》，必须各衙门则例修辑完备，方能编纂成书。着各该堂官等督饬司员，将所有稿件悉心编次，俟一律告竣后，再降谕旨。”这说明，清光绪九年（1883年）已开始准备工作，即朝廷各部院衙门首先编辑本衙署的则例，而编辑则例也是清中央机构的例行之事。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廷关于纂修《大清会典》的谕旨曰:“谕内阁：《大清会典》一书，自嘉庆二十三年修纂成书后，迄未续修。前于同治十二年奉旨，准如内阁等衙门所议，先令各该衙门检查案件，分限编次。嗣因编纂未就，复于光绪九年，谕令各该堂官督饬司员，悉心编辑。迄今又逾数载，计应一律告竣，正宜开馆汇编，俾臻完备。着将嘉庆十八年以后增定一切典礼及修改各衙门则例，编辑成书，颁行中外。所有开馆事宜，着大学士、九卿酌定章程，妥议具奏。”此即为开始编纂的时间，而成书则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记事下限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分为《大清会典》100卷、《大清会典事例》1220卷、《大清会典图》（亦附有文字说明）270卷。与清嘉庆朝相比，《会典》内容增加的比例正常，“事例”增加幅度较大，表明编纂者记史的意识有增无减，而图卷超大幅度的增加，由原先的46卷激增为270卷，这是一个异乎寻常、引人注目的变化。

这次纂修活动组成专门的会典馆，任用官员来自各个衙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首载李鸿章等奏折说:

此次续修会典，除总裁官应遵照旧例，于大学士、尚书内简派满汉总裁四员，侍郎、学士、詹事等官内简派满汉副总裁七员，恭候命下由内阁咨取职名具奏请旨外，至各馆纂修官，向用内阁、翰詹人员，会典事备诸曹，自应兼用部属。臣等谨仿上届事例，满纂修拟用内阁四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理藩院各二员。汉纂修拟用内阁三员，汉詹三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二员。共三十六员。……此次额设纂修倘不敷用，令总裁再于各衙门咨取协修数员，帮同办理。纂修缺出，即以本衙门协修补本衙门之缺。

从拟议安排上看，总裁、副总裁人数多、职位高，重于权位，以便办理事务的通畅无阻。而各个行政衙门均派官员充任纂修官，取其通晓行政事务，翰林与詹事等词臣，一共才任用3人，在36名纂修官中仅占很小比例，这是与其他史馆大不相同的。另任提调官、收掌官、校对官、详校官、翻译官、誊录官等，全馆官员人数常达130人以上，还有供事、匠役多名。会典馆人员阵容强大，纂修工作紧张而有序，馆内制定考勤、考绩的管理规则，承袭在嘉庆朝就形成的业绩督催与检查办法，即“每十日将纂修各员修得若干条、若干卷，令提调、总纂登簿注明，一月具报各总裁一次，三月奏报一次，俾各纂修知有稽核，自不敢间断因循以致旷工”，光绪会典馆依照施行。协修、纂修人员到馆编撰，必须“辰入申出，既集益于观摩，兼易稽其勤惰。既不得急遽凌蹉，致启草率之端；更不可间断因循，徒蹈虚糜之弊”。对于初稿撰成后的层层审阅制度，更是早有定例，总纂官在定稿过程中负有很大的责任。这样，经过十几年功夫才最后纂修完毕，全套的光绪《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大清会典图》取材广泛，资料丰富。正如其《大清会典凡例》所称，“此书网络掌故，实集大成”。这种自评，洵非虚语。至今研究清代历史，莫不以光绪《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为史料渊薮，此已成为公论，无可置疑。但其中的《大清会典图》分类绘制，更有大量地图，超越以往《会典》，在清代历史编纂学上具有新的意义。

光绪朝对纂修《大清会典图》十分重视，会典馆之内专门分设了“会典画图处”予以经理。修成的《大清会典图》凡270卷。其中，天文图32卷，冠服图20卷，礼图30卷，舆卫图14卷，乐图26卷，武备图16卷，舆地132卷。相比而言，以往任何一部史籍，皆不曾具有如此丰富的图卷。其中，占篇幅最多者为舆地部分，数量接近于所有图卷的1/2。舆地图共360多幅，其中有全国地图1幅，其余为各省以及各府、各直隶州地图，未绘制县级地图，否则卷帙将更会剧增。

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纂修的《大清会典》内，都是有插图，而未单设一书。如清乾隆朝纂修的《大清会典》，插图中是将舆地图作为要点绘制于兵部，有《大清皇舆全图》1幅，各省、各重要地区地图23幅。即除直隶、山东、山西等省之外，还有《盛京全图》、《吉林全图》、《黑龙江全图》、《内扎萨克诸蒙古部落全图》、《喀尔喀四部落全图》、《青海四部落全图》、《西域全图》、《西藏四部落全图》等，重视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用意一目了然。清嘉庆朝开创单出《大清会典图》的体式，便于集中性地查阅观览，但当时正在同时重新纂修《大清一统志》，地图附于《一统志》，因此嘉庆朝纂修《大清会典图说》中遂不再安排舆地之图。

清光绪朝纂修《大清会典》之际，别无再修《大清一统志》的决议，在《大清会典图》中设立舆图部分是必要的，表明清代历朝皆具有重视保卫疆域、维护国土一统的理念。光绪朝在《大清会典图》纂修过程中，由朝廷下令向各省索取地图，要求各地进行认真测绘，而且必须采用学自西方传教士近代地理学的先进方法，而不是以旧有之舆图敷衍塞责、囫囵编辑，这就大为提高了此书舆图的准确性、科学性和现实性，于是引发一起牵动全国的地理测绘活动。

征集各省、各地区地图，是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展开，档案资料存有各个地方大员对此事的反馈，如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二月盛京将军裕禄要求宽展限期的奏片称:

光绪十五年十月间，准会典馆咨具奏详陈画图事宜，以备采辑考订一折，行令奉天，将旧界、新界地方沿边、沿海口岸，入海之支河汊港，遴派留心地理之员周历访查，考订测绘，列入图中，不可有误。仍列具详说于后。奏颁开方图式，予限一年，照式绘具省图及所属府直隶州厅分图、州县分图，解送到馆等因。当经通饬各该旗民、地方官遵照办理。

惟查奉天志乘所存地图，原系乾隆年间旧本，迄今年分久远，不特旗民生聚村屯之增设甚多，抑且河道迁移，荒芜日辟，山原形势亦与从前多有不同。且自光绪元年以后，东边、北边及海龙城等处分设州、县，画界分疆，既非旧制，更无底图可循，自非周历详勘，另绘新图，难期核实。而开方计里，尤须算学深通，奉省官绅中素日究心地理、精于测绘者实难其选。……若必拘泥定限，转恐测绘难详。该委员等所禀，委属实在情形，应请展限年余，俾令求详举办。仍由奴才等随时督令，从速从实，不准稍涉稽延。一俟全图绘成，即行送馆采辑，以期妥协而昭详慎。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七月，新疆巡抚魏光焘有同类的上奏:

头品顶戴、护理甘肃新疆巡抚、开缺新疆布政使臣魏光焘跪奏：为创办新疆省、府、厅、州、县总、分各舆图、图说尚未蒇事，请展缓期限，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会典馆咨称：现办《会典》舆图，将图式、附图说式刊刻颁发，遵照奏定期限，于一年内测绘省图、府直隶厅州图、厅州县图各一份，附以图说，解送到馆等因。当经行司转饬各属遵办，并派员开局总纂在案。查新疆幅员辽阔，郡县初开，画界分疆、周勘测绘，均属创办，备极繁难。且沿边数千里与俄国及各外部毗连，旧界、新界卡伦、鄂博等类尤关紧要，悉应载入图中，详著为说，参稽考订，动须岁时。开办以来，竭力督催，一年之限，早经届满。现虽大致脱稿，尚须逐细详核，屈计数月以内，仍难一律办齐。合无仰恳天恩俯准，自本年十一月起，再行展限半年解送，以期详晰核校，俾臻妥善。据布政使饶应祺详请具奏前来。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类似的延期奏请，各省均有，且大多不止一次请求延长期限，可见纂修《大清会典》连带引起的舆图测绘活动系各省官府面临的艰难任务。关于具体操作的程序和方法，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奏折反映得尤其详细，其中具有实质性要点有以下几处：一是清廷向各省颁发了测绘舆图的样式、章程、表格等等，以便有所遵循。二是清廷所颁发的表格显示了测绘必须得出的数据和内容，即张之洞表述的“会典馆所颁表格，详叙天度经纬，而山之要隘、矿产，水之圩堰、津梁，均列其下，最为得其要领。所有各府及直隶州、厅各图，自宜博考事实，附以图说，简括著明，不得空谈形势”。三是认为“舆图一门关系重要，为用宏多，吏事、军事皆所取资，而军事尤为切于实用”，必须精确操作，这是需要展限延期的主要理由。他说: “至于测量仪器有必须购备者，如经纬仪、度时表，以测天空各曜高弧，并校求时差，定各州、县治所及山川、险隘、市镇之经纬；测向仪记里轮，铜炼尺以测地面鸟里及人行里、水道湖堤、山势之远近；夺林仪、风雨表以测山峰之高低，均经转向外洋价买，渐次购齐。惟各种仪器殊鲜通晓善用之人，必须转相教授学习，通晓之后又须精练目力、手力。若持器稍有动摇，目力稍有模糊，在天度如差一度，在地面即差二百里，事理精微，非仓猝所能娴熟。”这里可以看出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第一，会典馆奏准令各地测绘舆图呈送，原包括县级地图在内，惟因过程过于浩大，最后舍弃了州县一级地图的测绘；第二，限期一年完成，所有各省皆不能如期蒇事，均须延期而且一延再延；第三，清廷和会典馆向各地提供了测绘舆图的标准样本及具体要求，是要以先进的科学方式进行，例如测量地理经纬度、地形高低度等等；第四，导致购进西方仪器和培养测绘人才的全国性举措，大大推动了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和普及。因此，这次编纂《大清会典图》，成为一个普遍地理测绘运动的枢纽，当事者明瞭其重要的实用意义，成果不止于纂修一部书史而已。1930年代，故宫文献馆曾发现光绪朝之各省征集到的墨绘本舆图多件，如陕西省舆图一箱，其中两函计十二本地图，附有陕西舆图目录、图表以及总说、体例、全省沿革详说三折，应当就是纂修《大清会典》时期的文物。但这些文化遗产至今尚未得到系统地整理与研究。综上所述，光绪朝纂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和《大清会典图》的工作，即是清朝五次纂修《会典》之成果的最后总结，史料价值极高，又在地理勘察和绘图编纂中体现出接受和采纳先进科技文化的景象，是值得中国学术史、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予以浓墨重笔、大书特书一页的。

三、国史馆纂修工作的新进展

清朝自道光朝以降，官方修史事业总体上收缩，但国史馆却有所扩大，无论是纂修进程还是建置规模，皆有增无减，这反映了清季官方史学在整体衰退背景下，个别部分却能够有所进展、有所扩大。

嘉庆朝《大清会典》叙次国史馆官员有: 总裁，特简，无定员。提调，满洲二人，以内阁侍读学士、侍读派充；汉二人，以翰林院侍读等官派充。提调掌章奏文移，治其吏役。总纂，满洲四人，汉六人。纂修满洲十二人，汉二十二人。满洲总纂、纂修以内阁侍读学士、侍读、中书及部属科道等官派充，汉总纂、纂修以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等官派充，掌分司编纂之事。校对，满洲八人，汉八人，以内阁中书派充，掌文字校勘之事。光绪朝《大清会典》抄录嘉庆《大清会典》，未反映国史馆结构和人员数量变化情况，而且叙述都过于简单，协修、收掌、供事等职官只字未提，未能反映国史馆的真情全貌。

关于清道光朝之后国史馆规模的扩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酌拟国史馆改良办法》的奏折提到:“总纂、纂修、协修任纂辑之事，计有一百余员之众，而供事之录副、查书以供奔走者，其数尤多。”而且纂修工作繁重，又表现为“协修”官的数量增加。协修官是动笔编写国史初稿的人员，却不在国史馆法定员额之内。清乾隆时期偶见任用协修，清后期则成为国史馆不可或缺的实际纂修官员。协修的来源，可由国史馆向内阁、翰林院等衙门行文咨取，也有时采用招考的方式录取。如清咸丰七年、八年、九年国史馆连续进行了较大规模招考协修之举，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国史馆考试协修的履历单上列有该届报考者五十多人。这对于无望通过科举之途入仕的读书人来说，不失为另一进身之阶。报考国史馆协修，须由原所属管理衙署出具保举证明，写明该人姓名、身份、年龄、长相以及父、祖、曾祖三代的姓名、身份、存殁，并注明报考者及其家族有无刑罚案情、丧事丁忧等类的违碍情况。其余校对、翻译、誊录以及嘉庆朝开始设立的清文总校官职均延至清末，为国史馆所必备。至宣统时更设立“笔削员”10名，是一个新的体制。因为国史馆的纂修官等，均由其他衙门抽调，在原处领取薪水，国史馆仅仅提供极少的“桌饭银两”，即午餐补贴。但笔削员则为国史馆专职官员，每月从国史馆领取津贴银50两，这当然需要完成所规定的任务才能获得。校对官在宣统初也改为发放津贴的体制，每月完成任务支银8 两。凡有津贴者，则停其桌饭银两。

清季的国史馆，收掌官与供事之间重要性的此消彼长十分明显，收掌原为国史馆中较重要职官，故宫文献馆1935年编印的《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第五编《国史馆调取史书档》，载有清道光年间国史馆调取六科史书档册的文书，皆由收掌官签名画押。而清同治、光绪年间，国史馆《谨拟开办儒林、文苑章程》却称:“馆中收录、发送各书，应由提调专派供事经理”。这表明，原属收掌之职责已有一部分被供事所取代，事权失落，渐渐边缘化，其职任约在宣统初消失不存。而供事原本属于杂役人员，在提调指挥下从事各种辅助事务，人数较多，事务繁杂而各有专责。供事中部分人员渐被重用，而且形成级别。例如，“总办供事”地位较高，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国史馆的一件告示中有“总办供事为阖馆领袖，事务较繁”的说法，可见其职任之重要。即使国史馆内部某一机构的专职供事，也分出“承值”、“帮承值”、“散班学习”等不同等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国史馆《酌拟国史馆改良办法》，系由两名供事（王端观、郑懋祺）所撰，交提调官阅改后上奏朝廷。这充分说明供事在晚清国史馆中事权和地位的膨胀。

清后期国史馆的纂修工作，在道光朝完成《嘉庆重修一统志》之后，最大、最长期的任务仍是国史列传的编撰和修订，除沿袭乾隆时期开展的撰写大臣列传和忠义、循吏等类传外，光绪年间对《儒林传》、《文苑传》的编纂是一项重大的活动。清朝国史《儒林》、《文苑》两种类传的编纂，始于嘉庆年间，阮元曾主笔撰写《国史儒林传》，但因调离史职，国史馆内无人措手再撰，仅将阮元稿删取若干篇上交，随之长期中止。直至清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国史馆才将纂修《儒林》、《文苑》等传重新提上日程，国史馆奏折称：

奏为纂办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列传，请饬各省确查举报以资表彰，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已故大臣文职副都御使、巡抚，武职副都统、总兵以上，例由臣馆向各衙门咨取事迹，查照历届谕旨、奏牍，编入列传。忠义则无论官阶大小，行查各省咨报纂办。其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四传，自嘉庆十三年御史徐国枏奏请办理，奉旨允准在案。惟时故大学士阮元，方以编修充国史馆总裁官，网罗故实，成儒林、文苑、循吏列传共十四卷，正传一百六人，附传八十六人。迄今事阅四朝，相距七十余年，续行编入者，仅循吏龚其裕等十余人……相应请旨特谕各省督抚、学政，确切访查，凡有可列入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各传者，随时察核咨报。务以本人著述及实在事迹为凭，不得空言溢誉，轻率滥举。

这个上奏得到旨准后，随即各省即搜罗本省相关资料，陆续上报国史馆。循吏、孝友容易解决，而儒林、文苑则较复杂，上报材料除应立传者的“事实册”（记述其生平事迹）外，还需条列其主要著述，有的需要呈送样书，以资核定及判断取舍。可见纂修《儒林传》、《文苑传》是牵动全国的活动。对于朝野知名的学者，收录记载尚不为难，而清国史馆唯恐遗漏民间杰出儒学文士。清光绪八年（1882年）公文特别指出：“朴学潜德，尤宜及早甄录，免致湮没不彰。并仰谆切传谕诸生，各举所知，于本部院按试，或经过地方将履历事实册及著书书籍，径行呈送。如书系孤本，须待录副，家有藏板，须待印订者，已另札饬知各地方官筹给资价，就家写印。仰谕诸生等向地方官呈请核办，并具领结存案可也。切切特札。”这等于以国史馆纂修《儒林》、《文苑》传记为契机，形成了一格学术文化的规范调研活动，其中要求私家学者和一般诸生的有力配合。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七月，因福建道监察御史潘恭辰奏请，国史馆奉旨对积存的国史列传进行大规模的查改画一工作。这次的查改画一是将清开国直至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国史列传统一书法和体例，补入朝廷对大臣后来追加的或奖陟或贬黜的决定，并进行分类归卷，这就包括了对原稿一定程度的修改、增删。这次画一列传的工作至清道光三年（1823年）才告完成，并拟定每十年进行一次。经过查改画一的列传称“画一传”，是国史列传的最后定稿。画一列传是十分繁难的工作，事实上不可能保证每十年进行一次，终有清一代，从清嘉庆朝算起共进行了五次。第一次已如上述，完成了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所修列传的查改画一；第二次始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结束，完成清嘉庆元年至道光十五年所纂列传的查改画一；第三次始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完成日期未详，画一了清道光十六年至咸丰末所修的列传；第四次始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至三十三年（1907年）完成，查改画一清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年所纂的列传；第五次是清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进行清光绪二十年（189年）之后列传的画一，但庶几清朝即告灭亡，画一之事遂有始无终。清朝国史馆自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之后的纂修列传工作，一方面仍然进行各个人物列传的起稿撰写，一方面又要将积累的传稿分阶段地整理画一，两相结合，滚动推进，这也是所需史官加多，国史馆规模不能不扩大的原因之一。

清后期的国史馆进行了《皇清奏议》、国史“十四志”以及各种史表的编纂。由于“十四志”记述清朝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十分重要，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二月即已奏准作为国史馆纂修的“常行功课”，即每季度皆须有一定数量的成稿进呈御览。总之，尽管国情国力已江河日下，而清朝国史馆却进行纂修工作从未停顿，甚至还增加了编纂事项，这是唐、宋、元、明各代都不曾做到的。清朝国史馆的官方史学活动，实乃一直坚持到清朝灭亡之日。

四、清朝后期其他的官修史籍

这里仅评介《钦定左传读本》、《筹办夷务始末》、《治平宝鉴》、《各国政艺通考》四种史籍的纂修，以见证官方修史与清廷统治者需求、政局变化的密切关系。这类官方史学活动中不乏新的探索，其中既有适应形势的调整，也具有曲解历史的消极因素。

1.《钦定左传读本》30卷，为清道光帝继位后发出指示，由大学士英和主持，在南书房编纂，清道光三年（1823年）即刻印成书，题为“钦定”。成书后经进呈御览，印制多部，道光帝将之赏赐朝廷大臣及地方高官大员，是道光初年着力进行的一件文雅之事。英和等在进书表文中称：“谕旨以《春秋左传》一书，义疏繁重，杜、林注坊行本离析章句，均不便于初学，命臣等率同编修臣程恩泽、臣祁寯藻重加纂辑，务令简明赅洽，一览晓然。臣等恪承指示，敬谨编摩，传各为篇，首尾完具，注附其后，以便读者。音训、句读间有异同，酌归一是。”从这段文字中大致可以看出其书的性质，乃是避开学术上聚讼纷纭的诸多问题，仅提供给初学者阅读而已。《左传》虽为史书，但古代归于经部《春秋》类，自汉代以来，经学、史学界对《左传》的研讨，都存在许多纠缠不清、难以定案的问题。清道光帝下令编纂此书，形成便于阅读的普及性书籍，虽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不在于学术层面。清人吴振棫赞扬说: “道光间，命南书房翰林辑《左传读本》，其注释处简明切要，洵善本也。”但将并无学术意义的此书颁赐重臣，乃另有其目的。道光帝之所以能够被嘉庆帝定为皇储，乃是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勇敢迎战闯入皇宫的天理教起事者，据称枪杀二敌。待继承皇帝之位后，不能满足仅有“武略”，想急切谋求“文韬”形象，增添一副儒雅皇帝的样态。

2. 清后期的官修史籍，可资称述者是《筹办夷务始末》，前后共有三部，俨然又自成一种纂修系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80卷的纂修，为清咸丰朝所创始。清咸丰初年纂修《清宣宗实录》之时，面临诸多清朝与西方交涉、战争的资料，遂决定将之集中起来另编一书，可作皇帝与朝廷今后处理“夷务”时参考。据方甦生《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叙录》叙述，原故宫文献馆所见《清宣宗实录》馆的奏折档中有附片云“现在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将来须缮正本”，说明此书乃由实录馆在编纂实录之同时纂辑，记述一朝皇帝在位期间清朝与外国交涉的事件。清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书成，大学士文庆在进书表中称：

窃臣馆总裁官原任协办大学士杜受田面奉谕旨，纂修《筹办夷务始末》一书。臣等督同编校各官，慎司编辑，细心校勘。自道光十六年议禁鸦片烟始，至二十九年英夷不进粤城，通商受抚止。先后十四年间，恭奉上谕、廷寄以及中外臣工之折奏，下至华夷往来之照会、书札，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入实录者，编年纪月，按日详载，期于无冗无遗。

这里将基本内容、时间范围、编纂形式一一道明，其中收录大量清实录未载的官方文书，是其史料价值的珍贵之处。同治朝纂修《清文宗实录》、光绪朝纂修《清穆宗实录》，皆附带编辑了咸丰朝、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分别为80卷、100卷。在内容、形式上三部书均属一致，皆为“面奉谕旨”，即据口头指示编纂，也都收录了大量清实录所不载的资料，与清实录一样也是大臣不可随便查看的书籍。

清廷对付西方列强入侵势力，屡战多败，交涉中丧权失地，人所共知。纂辑此种专门史籍，已无决策制胜的“方略”可言，而是为了在对外事务中予以参考，又很有编辑的必要，故出现了这类新的资料性史籍，称为《筹办夷务始末》，然而其实质乃是方略类史书的一个变种而已。不言而喻，《筹办夷务始末》中的历史资料，对今天的历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但此书反映的思想见识，无足称道，其行文中仍是一幅“肉烂嘴不烂”之模样。前揭文庆等进书奏折之中，将道光帝在鸦片战争前后进退失据的窘态说成“犯顺则赫濯有加，乞抚则羁縻弗绝，雷霆雨露，无非爱育黎元。终至化被重洋，苍生胥登袵席。德威之盛，周浃寰区。”语句透出清廷仍旧愚狂、虚伪，将西方诸国视为夷狄，只有清廷居高临下的所谓“筹办夷务”，而从骨子里实无丝毫世界近代“外交”之观念，随后而来的更大国难，焉能幸免也哉!

3. 《治平宝鉴》一书，是清同治帝幼年继位后政治形势的产物。清咸丰帝崩于避暑山庄，经过一番宫廷争斗，两宫太后确立了“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而外忧内困局面并未完全解决。京城被英法联军攻占而火烧圆明园，其不良影响至为深远，清廷政治衰败的阴影留在人们心头，远未消退。在清朝，太后垂帘听政未有先例，亦违反乾隆帝《御批通鉴辑览》中反对历史上母后参政的论断。慈禧太后虽有心计，但执掌国政，尚需历练。于是，传下“懿旨”，令编纂一书以辅国政，《清穆宗实录》同治元年载其事曰：

谕内阁：前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命南书房、上书房翰林等，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择其可为法戒者据史直书，简明注释，汇册进呈。兹据侍郎张之万等汇纂成书，缮写呈递，法戒昭然，足资考镜，著赐名《治平宝鉴》。礼部右侍郎张之万、太常寺卿许彭寿、光禄寺卿潘祖荫、翰林院编修鲍源深、修撰章鋆、编修杨泗孙、李鸿藻、吕朝瑞、黄钰，著各赏给大卷缎一匹、大卷江䌷一匹。

这就是《治平宝鉴》纂修的官方记述，书成迅速，赏赐丰厚而各级纂修官所获均等，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举措。《治平宝鉴》20卷（今存13卷，北京故宫图书馆藏），选取汉至明代帝王政治，以及历代母后临朝执政的成功事迹，编辑为书。其中，收录帝与后共108人事迹，每人条目不等，计314条史事，加以注解并由纂修大臣撰写按语。这里，收集母后临朝事迹为全书重点，其用意不言自明。至清同治三年（1864年），清廷又在此书的基础上作出新的举动，即以同治帝的名义再谕内阁：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从来致治之原，端在以古为鉴，凡用人行政之要，治乱得失之源，载在简编，足资法戒。前于皇帝御极之初，命南书房、上书房诸臣，采择前史事迹，纂辑成书，进呈备览，赐名《治平宝鉴》。其中援据往事，推阐敷陈，尚称切要，若将此书讲贯发明，于治理尤有裨益。著瑞常、宝鋆、载龄、李棠阶、单懋谦、徐桐，于本月二十七日起，每日轮派一人，由议政王带领进讲。瑞常等于进讲之时，务当剀切敷陈，言必尽意，毋得稍有避忌，用副集思广益至意。

于是，诸臣轮流进讲《治平宝鉴》，在宫廷轰轰烈烈地进行，慈禧太后与进讲官员多所讨论。虽已规定进讲的要员，但实际上不止上述几人，每个大臣还可配备职位较低的饱学官员一同进讲，以收实效。这使慈禧太后获得丰富的政治经验、教训及历史知识和才干，更能使之了解和笼络一大批朝臣。参与纂修的大臣潘祖荫是进书奏稿的撰写者，其词曰：“默思圣道，上体慈怀，克基亿载之承平，尤赖两宫之训迪……简、嫄并治，诚亘古而为昭，尧、舜同居，实斯民所仰望……范纪并尊帝后，而垂帘则著于宋廷”云云，直接道破编纂此书以襄助与美化两宫太后垂帘执政的意旨。

4.《各国政艺通考》始修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由翰林院设编书处纂辑，清宣统元年（1909年）告成，凡775卷，另补目录3卷。纂修进程中颇得清光绪帝关注，曾审阅书稿，故题为“钦定”。此书以国内已有译著为依据，将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制度、技艺等分类汇纂，如农业、化学、法律、官制、学校、财政等等，内容全面，其中有“各国历史本末”113卷。该书虽仅为抄纂而成，但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大型的以世界各国为内容题材的官修史籍。鸦片战争后，为适应国内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了解之需要，有关译书和著述接踵而出，而在清朝官方修史活动中长期以来却对此无所反应，在旧史学的狭隘眼界局囿下，世界列国的历史内容难以进入官修史籍范围，而《各国政艺通考》的编辑及问世，对这种封闭状况有了较大突破，然而为时已属过于迟慢，经世作用未及发挥，且其书也不知下落，至今信息全无。

从上述四种史籍而言，清季官修史不是毫无开新举措。但或如《筹办夷务始末》，仍饱含顽固守旧意识；或如《各国政艺通考》的编纂起步，远远迟滞和落后于国内外形势大变局之需要，仍秘而不宣，终至佚失；或如《钦定左传读本》、《治平宝鉴》，内容简浅，却充满晚清统治者的重重权术及私意。当时虽多诸臣面谀，时过境迁之后，政界、学术界均视若敝屣。与清乾隆朝官修史的宏阔视野相比，这种所谓开新的本身就显得气势不足，是晚清官方史学衰退不振的表现。

总之，清季的官方史学处于衰退之中，但与唐、宋、元、明各代官方修史活动相比，仍属维持正常运行，并不逊色，记录起居注、纂修实录、圣训、纪传体国史等等基本史籍，并未废止，这强于前几朝几代的末世。清季官修史籍，依然贯彻了与朝廷政治需要相结合的宗旨，也在部分史书编纂中坚持了追求学术性的认真精神，如嘉庆《大清一统志》重视边疆归属和疆土国界问题，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谈判之重要的历史根据。《大清会典图》的舆地图编纂，推动了中国大规模近代化地理测绘的开展，在中国史学史、地理学史与科技史、测绘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