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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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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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代以后，日本突然刮起了一阵“中国趣味”的流行风。不仅，日本学者热衷研究各种中国习俗、文化器物，而且日本民间还推崇中国服。
20世纪初的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中国风情介绍，还有诸如井上红梅、后藤朝太郎等“中国通”对中国风土人情的大力推介。
自然，日本民众对于中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在辛亥革命以后，很多男性仍然沿袭剃头编辫的习俗感到不解；而当时的中国女性缠足现象也广受热议。日本民间的这种瞩目，当然招致了日本在内不少外国的批判和嘲讽，成为了民国时期中国各地“天足会”、“不缠足会”相继成立的重要动因。
如果说留辫、缠足等习俗受到了日本民众的嘲笑，但同样表现为旧式传统的中国服，却被20世纪初的日本人认为是理想物件。在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日本的和服“不计个子的高低，也不顾身材的胖瘦。除了身型超出常人标准或者是从事相扑职业的人以外，普通人也很容易出现弓背、臀部肥大、鸡胸、大肚腩等身材问题”（井上红梅语）。而在日本人看来，中国服介于和服和西服之间，弥补了和服的缺陷，实用又方便，又不像西服那样剪裁构造不适于东亚人身材。
一个说法是中国服在冬季利于御寒，因为上身装长而宽大，而下身穿的裤子裤脚可以束紧，袖口也可以束紧，不像西服或和服外套那样紧紧地贴合人体，产生了一个空气层，这就会变得特别暖和。
当然，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留日、旅日中国人在日本常常饱受歧视，一些日本人穿着中国服也被误认为是中国人，也遭受了歧视。
20世纪初的日本人夸奖的中国服是什么衣服呢？新出版的《异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饰交流史》书中考察指出，中国服指的是清代末年到民国，日本对中国人服饰的总称，确切而言，就是中国男性所穿的长袍马褂，下身再着长裤。除此之外，中国服还包括北方所称的坎肩儿，也就是南方的背心。
《异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饰交流史》书中介绍了日本20世纪初的中国服热潮。这股热潮最初是日本的一些歌舞伎演员所掀起的，顺势也与当时日本的中国京剧热相合，梅兰芳还曾向到中国巡演的日本歌舞伎演员赠送了中国服。日本的一些演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以中国服的装扮出现在照相机面前。
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作家纷纷以中国题材发表文章。芥川龙之介访华时，甚至始终穿着中国服，与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旧式知识分子的代表辜鸿铭交往。“中国通”后藤朝太郎还写作了“中国旅行通的格言——十二条”，其中就包括穿着中国服、在中国旅馆下榻、说中国话、吃中国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旅日的学子急剧增加。这股潮流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异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饰交流史》书中也探讨了留日中国男学生和女学生对于日本服饰的接纳、吸收。日本的学校要求中国留日学生尽快换为西服以及学生校服（类似于军队制服），这当然在最初引发了相当程度上的不理解、不配合。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坚持留辫，但在服装上开始配合日本校方；更有不少青年，直接一步到位，剪去了鞭子，换为了洋装。
留日学生返回中国后，中国的新式学堂也开始采纳日本学校的做法，要求学生身着学生服。这种变化在辛亥革命以后变得更为显著。当然，也有部分留日学生，也会在留学期间游览日本景点时，身着日本的和服。
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地的新式学堂普及了学生装，这在当时也被称为“操衣”，也就是学生穿着做操时的服装，也带有浓厚的军装色彩。而从中国“操衣”的设计、剪裁特点来看，这与日本舶来的学生服原型密切相关，而日本的学生服本身是在普鲁士军服基础上的改良版。当然，学界也有看法认为，中国近代的“操衣”直接来自于对欧洲军服、邮递员制服等的模仿。这也最终成为了中山装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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