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张国焘冻死在医院，妻子墓前哀叹：反共40年，未享半点福

戴笠得到张国焘，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借到陕西省中部县陪同国民党要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延安。4月7日，经西安逃到武汉后，拒绝周恩来等同志代表党对他的多次挽救，4月17日公开声明脱党，然后又发表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的自首书，公开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

开始，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官衔。蒋介石派陈立夫同张国焘谈话，问他同意干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希望由他创办一种定期的民办刊物，从思想上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唤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觉，迷途知返。但是，蒋介石没有同意，因为他对张国焘另有考虑。

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反共重于抗日”的策略又开始在各地执行，张国焘只身前来恰好迎合了这一需要。不久，武汉失守，张国焘转赴重庆，按照蒋介石的安排，正式加入了以戴笠为头子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主持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为国民党出谋划策，专门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

据曾在军统任过少将总务处长的沈醉回忆：戴笠听到老头子这一决定，高兴得几天连觉都睡不着。他认为有了这样一个“宝贝”交给他使用，“消灭共党，有何难哉！”

卖命效力却黔驴技穷

蒋介石、戴笠以为张国焘在共产党有过显赫的地位，对利用他大搞在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进拉出的活动寄予极大的希望，以为只要他肯卖力气，对搞垮共产党至少分裂共产党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张国焘充当特务后也确实十分卖力，他出卖了所知道的我党的一切情况，并积极为国民党出谋划策。他向戴笠提出办一个训练班，由他亲自主持，训练出一批专门打进边区去的特务。戴笠对此十分赞赏，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这个班受训的特务，戴笠指示人事与训练处，要从军统其他训练班中挑选出已毕业和正式受训的所谓优秀分子，经过张国焘亲自谈话，考核后，才能进入这个班，其慎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戴笠对这个班寄予极大希望，但很快，这一幻梦破灭了。张国焘亲自主讲的那些分析、研究以及如何打入边区，怎样才能得到信任等，真正运用起来，却行不通。在戴笠的安排下，张国焘参与向陕甘宁边区设立策反站，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129师（系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进行渗透。他们干了一年，一切计划全都落空，不但从我党我军拉不出人来，也无法打进我党我军。拿着张国焘亲笔信去找人的一些特务，更是有去无回。最后，他们只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汉中成立一个特别侦察站，在榆林桥成立一个陕北站，在洛川成立一个延安站，搜罗在各地叛变的几个我党叛徒和张国焘一起搞策反，可是仍无成果。

戴笠对此十分恼火，他说：“校长（指蒋介石，国民党军队黄埔军校毕业将领多以此称呼蒋）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对延安是致命的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

在这种情况下，特训班勉强办完第二期后停办，毕业生无法按计划派遣出去，只好改派其它工作。一些策反站因毫无成绩，也都相继撤销了。

由于张国焘长期在军统搞不出什么成绩，戴笠对他一天比一天讨厌，以至于他几个月、半年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偶尔见到了，戴笠也总是板起面孔和他敷衍一下，再也看不到初来时那股亲热劲了。而军统局对他的一切待遇，也开始慢慢改变，后来甚至把过去配给他的一辆专用汽车也取消了。

张国焘黔驴技穷，又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有关言论编辑成册，对付延安。嗣后，戴笠和胡宗南都曾专程去四川江津白沙镇访问陈独秀，想不到陈不愿发表言论。戴笠、胡宗南扫兴而归，张国焘的阴谋再次破产。

不久，张国焘又被中统（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头目朱家骅，骋任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然而，这具反共僵尸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他自己也无可奈何地哀叹：“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

从1940年3月到1945年7月，张国焘被蒋介石推荐为当时由各党派及民主人士与社会贤达等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的历届参政员，希望他能在这样一个集体中起一点作用，主要是先摸一摸非国民党员的参政员对国民政府有哪些意见和不满的地方，以便开会时能早作对付的准备。但是共产党的几位参政员根本不理睬他，民主党派的几位头头，也不屑与他交际，他自己也感到在那种场合中是太孤立了。

为了抬高张国焘的身份，蒋介石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又给他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希望他能有所作为。同年8月，蒋介石要他草拟一个今后如何管制粮食和物价的方案，他立即日以继夜地突击，写了一个万言书送上。不久，日本投降了，蒋介石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又把张国焘的万言书扔进了废纸堆。

1946年3月，军统头子戴笠死后，军统局改组缩编，张国焘再也混不下去了，虽然他还想再为蒋介石卖命，但奈何“主子”已经完全将他抛弃了。

倒买黄金，赔尽老本

1946年3月，军统头子戴笠机毁人亡，军统局准备改组缩编裁员，张国焘早不受军统重视，自知再也蹭不下去了，趁此另谋出路。后来，他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上任几个月，就因同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王陵基争权夺利败北，离开江西，避居上海。在上海，他纠集了一些潦倒的反共文人，于1948年8月办起《创进》周刊，以貌似公正的面孔出现，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反共宣传，继续为蒋介石卖命，但并没有得到“主子”的赏识。

1948年中旬，张国焘见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尾随国民党大员，携家眷逃往台湾，在台北租了一栋房子栖身。在此，他曾打算继续出刊《创进》，终因无人理睬而作罢。他在台北住了近一年，国民党既没有安排他“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后来他在台北的住房也被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大员强占，连栖身之处都没有了。

1949年冬，他又携家移居香港，化名“凯音”，参与国民党改组派元老顾孟余等人组织的所谓“第三势力”的反动活动，成为所谓“民主战斗同盟”的头目之一，并任《中国之音》杂志社的社长。

1950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国际市场黄金涨价，张国焘孤注一掷，以其全部家产五千美元作押金，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倒卖黄金，以图厚利。结果金价下跌，他赔尽了老本，除了靠儿子任教来维持全家生计外，便靠向美国领事馆出卖我党的历史情况为生。由于美国情报人员给钱很少，使他形同乞讨，潦倒异常。1956年，我党召开八大时，他想回到国内，但又不肯答复我方提出的公开认错这个先决条件。

老婆哀叹：反共40年，未享半点福

1961年前后，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用了四年时间撰写了洋洋百万言的颠倒黑白、美化自己的回忆录，从1966年起，香港《明报月刊》以《我的回忆》为题，加以连载，并于1971年成书三册出版，流传海外。张国焘《我的回忆》的刊出，得到了1956年就背叛我党逃到苏联的王明的共鸣，王明曾经以所谓“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派人到香港游说，邀张国焘去莫斯科“共商大计”。但张国焘出于种种考虑，始终未敢成行。《我的回忆》的发表，使张国焘得了一笔稿酬，以后十余年间，他多靠此版权维生。

1968年，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申请移民去加拿大，到多伦多投奔他们的儿子。张国焘夫妇有三子，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研究数学，次子张楚湘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移居加拿大几年后，稿费花光，又无其它经济收入，夫妻俩不得不申请双双住进加拿大政府举办的免费养老院。

1977年12月，张国焘因78岁时忽患中风，右侧偏瘫，生活不能自理，又请不起人照顾，经申请住进该市一所免费的老人病院，并受洗礼入了基督教。这所老人病院是官办的慈善机构，由修女充当护士，医生也少，服务态度很差。

1979年12月多伦多漫天大雪，天气异常寒冷。2日子夜时分，张国焘被冻醒了，开始急剧地咳嗽，想喝点开水暖暖身子，颤抖的手碰碎了暖水瓶。尔后，他身上盖的棉被、毛毯又掉在地上，叫人无人应，自己又无法拾起，只着一身单内衣的张国焘，光溜溜躺在窄小的病床上。寒冷，无情地向这位83岁的老者袭来，他的枯瘦的身子只能蜷缩着……次日早晨，病院的护士去送饭时，发现他已经气绝。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公墓。他的夫人老泪纵横，哀叹：“我们反共40年，从未享到半点幸福……”

这便是一个背叛共产主义事业，腼颜事敌的叛徒的可耻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