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改编的《封神演义》，为何挤不进“四大名著”？

编者按：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近日广受关注。《封神演义》这部据说由明朝小说家许仲琳（此说法亦有争议）所著的古典神话小说影响深远，此前已被改编翻拍成十几个版本的电视剧，姜子牙、纣王、妲己等人物也早已妇孺皆知。然而，即便《封神演义》受众广泛，却极少被人们拿来与“四大名著”比肩，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文学性不足。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文化系教授梁归智曾在央视《百家讲坛》“红楼六家谈”中讲述《红楼梦》，他还写过《神仙意境》一书，讲述了自己对《封神演义》的理解和分析。他谈到，《封神演义》的小说艺术尚不成熟，例如人物形象方面偏“类型化”，这意味着人物更多作为观念的化身存在，而非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个体。梁归智认为这与儒家思想的流行有关。儒家的审美理想与丰富深刻的艺术个性之间存在矛盾，因为儒家思想的根本宗旨是要限制人个性的发展，使其“不逾矩”，“存天理，灭人欲”。

撰文 | 梁归智

作为一部小说，能写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是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封神演义》这方面的成就不是十分突出，综合考察全书的形象体系，基本上是“类型化”的写法，属于古典的审美意识。这自然又与华夏传统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的浸淫、影响分不开。

《封神演义》的人物形象体系，可以归纳为两朝三教，仙凡混一。两朝是商与周，三教是阐、截、释（小说中称西方教，即释教前身）。商朝写一王，是纣王；周朝写两王，是文王和武王。纣王是无道昏君的代表，周文王和周武王是有道明君的化身。他们分别是恶与善的偶像，又分别是儒家伦理思想中专制与开明两个不同层面的艺术体现。

比较起来，周文王、武王更是一种观念的人物模式，是“以德王天下”“泛爱众而亲仁”“隆礼重法”等儒家理念直露的摹写，因而缺少血肉和魅力。君仁臣贤，父严母慈子孝，夫妻互守礼法，弟兄彼此和睦，一切都在儒家礼教的规范之下，井然有序，一切又都温情脉脉，浸润着伦理亲情的和谐温馨。这里没有人际关系的摩擦争斗，没有理智和情感的冲突，更没有什么性格的变态之类的。这就是所谓儒家的“中和之美”，但作为人物性格而言，也就谈不到特点，谈不到个性。

倒是写文王食子、吐子，多少表现了一些人性的内容——圣人不食子，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里面包含的是父慈子孝的儒家伦理思想。但客观上，文王食子又吐子的故事却暴露了儒家伦理的内在矛盾，给周文王这位儒家理想的大圣人涂染上一层悲剧色彩。儒家伦理是有人情味的，但本质上又是专制主义的。纣王杀死伯邑考并让文王“食子”是专制主义的集中体现，信守“君为臣纲”的周文王既要维护君主的权威，就不能不在“父慈子孝”方面陷入困境。

作为昏暴之君的代表，纣王并不算十分典型。因为纣王的一切暴虐行为都是在妲己的教唆下干出来的。不过这倒使纣王这个人物有了另外一些耐人咀嚼的特点。作者写到纣王时，有意无意地会流露出某种同情，这主要是受到女色亡国和君权至上两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使纣王的性格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生动性。钟惺有评语说：“纣王虽然无道，还算个侠烈汉子。起先做了许多恶业，及至到坏事时，便爽爽利利，以死自待，决不沾泥带水。若是小丈夫，便有无限婆子气，不知作多少悲啼哭泣。”

总之，周文王、武王与纣王的对比意味是很明显的。这是仁德与昏暴的对比。作为观念的衍化和图解，不可能写出血肉丰满的感人形象，虽在局部有可取之处，却远远没有达到文学上的“这个”。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的审美理想与丰富深刻的艺术个性之间是有矛盾的，因为儒家思想的根本宗旨是要限制人个性的发展，使其“不逾矩”，“存天理，灭人欲”。

周朝的臣子以散宜生、南宫适为代表，是所谓贤臣良将，因为既不是描写重点，又只是“贤良”观念的化身，所以只是一些姓名符号，没有独立的性格可言。商朝臣子共有三类：愚忠之臣、奸佞之臣和弃商从周的明智之臣。

奸臣如费仲、尤浑、崇侯虎、飞廉、恶来等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无非是把持朝政、擅权作威、收受贿赂、谄媚君王、陷害忠良等，并没有写出真正的个性。“忠臣”和“智臣”的大多数也面目雷同。忠臣则犯颜直谏，死而后已，区别只是在死的花样上做文章，如梅柏炮烙，商容撞柱，杨任剜目，目的是为了渲染纣王和妲己的残暴，并不是为了刻画个性。另外一些与周兵对阵而被杀被擒“尽节报主”的忠臣如鲁雄、张桂芳等更只是泛泛描写。倒戈顺周反商的识时务者则又是另一类模式，也大都大同小异，其中写得较为出色的如邓九公、苏护等，则多少写出了弃商从周过程的曲折、抉择的艰难，虽然主要在故事情节上谋求变化，在人物性格上也多少能各具面目。

闻太师是写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忠臣”典型。他是托孤老臣，位崇望隆，纣王也有几分畏惧他。作为成汤首相，从回兵陈十策到驱兵追袭黄飞虎，都表现了闻太师的干练、果断和勇于任事，其核心思想则是一个忠字。如闻太师二次回朝，适逢黄飞虎反出朝歌，闻太师听说后，一方面对纣王“厉声言曰”：“此一件事，据老臣愚见，还是陛下有负于臣子！……今黄飞虎以报国赤衷，功在社稷，不能荣子封妻，享长久富贵，反致骨肉无辜惨死，情实伤心。乞陛下可赦黄飞虎一概大罪，待臣追赶飞虎回来，社稷可保，家国太平。”另一方面，一旦知道黄飞虎“与天子在午门大战，臣节全无”，又立刻改变初衷，说：“……不可走了反叛；待老臣赶去拿来，以正大法！”这些情节将一位忠君爱国、练达公正而终不能不受纲常礼教思想囿限的传统时代的老臣形象写活了。

殷商的另一位“股肱之臣”黄飞虎则是“君不正，则臣投外国”的“识时务者为俊杰”。黄飞虎弃商投周的曲折过程写得相当生动。黄飞虎之妻贾氏被妲己设圈套陷害，君欺臣妻，坠楼而死，飞虎之妹黄贵妃也被纣王摔下摘星楼而亡，面对这飞来横祸，黄飞虎的反应只是“无语沉吟”。他的结义兄弟黄明等倡言造反，“黄飞虎持剑在手，大喝曰：’黄明等！你这四贼！不思报本，反陷害我合门之祸！我家妻子死于摘星楼，与你何干？你等口称‘反’字，黄氏一门，七世忠良，享国恩二百余年，难道为一女人造反？你借此乘机要反朝歌而图掳掠，你不思金带垂腰，官居神武，尽忠报国，而终成狼子野心，不绝绿林本色耳！’骂的四人默默无语。”这说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所谓“忠君之义”这种正统专制思想在黄飞虎脑中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描写符合黄飞虎这样“官居首领”“七世忠良”的身份性格。

由于能较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身份、地位，就使黄飞虎思想、性格的变化获得真实感和立体感。可惜在黄飞虎归周后，他的个性就不再鲜明，而成了一个姓名符号、争战工具。这是许多古典小说都难以避免的毛病，如《水浒传》中的好汉，“逼上梁山”的造反过程中人物性格生龙活虎，一旦上了梁山则失去神采。这正是传统审美观念从“类型化”向“性格化”发展演变中的一种迹象。

从对闻太师、黄飞虎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封神演义》对忠、孝等伦理纲常持一种开放态度，但也不作简单化处理，因而闻太师的忠挚与黄飞虎的明智能各得其所，各具个性。作为与闻太师相比照而存在的一个人物是姜子牙。如果说闻太师主要表现了儒家思想的悲剧，那么姜子牙则主要表现了道家、道教思想的喜剧。这正是《封神演义》的基本倾向。姜子牙是全书第一要角，客观地说他的性格写得不那么恰如其分，作者似乎想写他性格的多侧面，但艺术功力不够，反而显得有些矛盾混乱。一方面，姜子牙忠厚老成，甚至有点迂腐懦弱，这在他与马氏和申公豹的关系上表现得很明显。

另一方面，姜子牙渭水垂钓，文王访贤，虽是继承《武王伐纣平话》而来，因袭《三国志演义》中“刘玄德三顾草庐”的写法也很明显。但姜子牙显然不如诸葛亮那样表现出隐逸风流，神气十足。因为《封神演义》要渲染神仙斗法，而姜子牙不过是只有四十年道行的元始天尊的小徒弟，每次争战都要靠各路神仙支援救护，姜子牙只是一个道教的傀儡，他的经纬韬略如何无足轻重，也没有得到切实的描写。再加上他刚下山时遭遇种种挫折，与马氏吵吵闹闹，颇有点滑稽色彩，当然就不能像诸葛亮那样给人飘逸潇洒、倜傥风流的印象。后来姜子牙成了武王的“相父”，既要写道教的“天命”，又要写武王的“仁德”，结果使夹在当中的姜子牙常要玩弄权术，蒙蔽武王，擅权作威，与前面一再写姜子牙“忠厚”颇不相符。这其实是让人物性格迁就故事情节，正是小说艺术尚不成熟的表现。

《封神演义》中写到的“妇女”也不在少数，她们大体上也是两类，一类反映儒家思想，一类表现道家思想。如妲己是女色亡国的化身，姜子牙夫人马氏是目光短浅的俗妇，表现的是轻蔑女性的传统思想；而黄飞虎夫人贾氏是节烈妇女，张奎夫人高兰英是女中豪杰，又表现了传统妇女观的另一层面。正反两面，都不出儒家思想的规模。那些仙姑、道姑则是道教风范，其中以云霄娘娘写得最好。邓婵玉和龙吉公主虽然着墨不少，却未写出个性。

总之，《封神演义》中的人物都是类型化的，其中写得较好的，也不过是抓住一两个性格特征反复渲染，而大多数人物只是某种观念的化身。这些人物的思想风貌，则受《封建演义》的总体思想制衡，儒、道、释并存杂糅，而以道家、道教为主导为核心。

本文书摘节选自《神仙意境》附录二，较原文有删改，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