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海昏县境域与建昌地望的变迁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汉代以户口赋役为县域控制标准，后世地方文献所谓海昏县地域范围之说，不过是以析置的新县为判断，并不能代表西汉海昏县的实际境域。以考古发现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城邑遗址为坐标，结合汉晋六朝时期的有关文献，可以得知，汉代海昏县的境域主要在缭水流域， 并因上游人户增加而析置建昌、新吴等县，范围仍局限于缭水中下游区域，直至南朝刘宋时期并入建昌县。同时，从东汉建昌县到隋唐建昌县的沿革，可以发现其县治的迁移是沿着缭水上游到中游最后稳定在缭水与修水下游区域， 其地理范围则从缭水流域一度扩张至修水流域，使得海昏历史文化辐射到今赣西北广大地区。

［关键词］海昏县；海昏侯国；建昌县；境域；地望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有关汉代海昏县、海昏侯国的文献记载多是只言片语，且大多不是当时人留下的文字。特别是关于海昏县、海昏侯国的地望和范围，班固《地理志》、司马彪《郡国志》及雷次宗《豫章记》均未见记载，所见最早的唯郦道元《水经注》中寥寥数语，也没有表述清楚。作为豫章郡18县之一的海昏县（包括海昏侯国）境域，其实际控制范围有多大，历史上并无明确记载。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曾言“《水经注》难尽信”，周振鹤《象郡考》亦指出“考证地名和政区沿革本非道元所长”，《水经注》所记汉代侯国方位并不确实。马孟龙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郦道元的侯国方位记述并无坚实史料依据，其有关古城邑与西汉侯国的联系乃是基于地名的相似性，因此《水经注》有关西汉侯国方位的记述不仅不能视为可靠的史料，也不能看作北朝时代严谨的学术考证成果。”但马氏又指出：“不过，这并不是说《水经注》对西汉侯国地理研究意义甚微，作为中古时代一部重要的地理类著作，《水经注》记录了大量古城邑信息。事实上,目前很多汉代县邑的地理定位，都是依靠《水经注》得以实现。而很多县邑曾是西汉列侯封邑，因此《水经注》将某些城邑直接指认为西汉侯国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其有关古城邑方位的记载却可间接地帮助我们复原某些侯国的地望。”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园及其附近“紫金城”的考古发掘和探测，为西汉海昏侯国所在乃至海昏县之地望，提供了切实的地理坐标。秦汉考古学界一般认为西汉海昏侯国城邑遗址已初步探明。在学术上，自然可以用这一成果来验证《水经注》及历代文献中有关海昏县地望和境域的记载。江西地方志多把今永修、奉新、武宁、靖安、安义等县的沿革地理，追溯到西汉海昏县，而海昏侯墓园和海昏侯国城邑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验证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海昏侯墓园位于今新建区，超出了上述5县的范围。温乐平也根据明清地方志的记载，逆向推论了西汉海昏县地理范围，补充了海昏县范围应包括新建区，同时，还估算出西汉海昏县版图面积大小。据温乐平《西汉海昏县名称的由来与地理范围考证》测算，海昏县面积约为10533.6平方公里，占今江西省国土总面积的15.85%，同时他也指出：“这个估算的海昏县国土面积数据只是一个参考概数，至于西汉海昏县的实际地理范围，因海昏县实际控制人口数量及其活动区域而定，有可能会更大些，也可能会更小些，但是基本的地理范围不变。”“古人没有近人严格的行政区划概念，对行政区划的解释比较模糊，对行政区划界线不要求十分清晰且准确，往往是以实际控制纳税人口数量来确定大致的行政区划范围。”这为进一步探讨汉代海昏地望，认识海昏县实际境域范围，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数，可作为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参考。

不过，考订海昏县境域却牵涉如何判定汉代郡县地方行政单位境域标准等重大问题。海昏县虽然号称地域广阔，却是以后世不断析置新县的范围做出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海昏县在南朝刘宋时期被撤废并入古代的建昌县（今永修县前身）以后，不但成为一个历史地理范畴，而且成为一个历史文化的范畴。尽管建昌县本身也是从海昏县分析而来，但今武宁、靖安、安义等县级行政区划，除武宁县沿革变迁较为复杂之外，实际上都是在海昏县撤并之后从建昌等县析置的。在东汉至唐宋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建昌县境域范围波动较大，行政级别有所变动，县治也曾多次迁徙，至唐宋以后才基本稳定下来。因此，有必要结合建昌县控制区域变化及其治所的变迁，再次对汉代海昏县境域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

二、汉代海昏县（侯国）境域的判定

关于汉代海昏县（侯国）境域面积到底有多大，其实是一个难以准确测算的命题。既然“西汉海昏县的实际地理范围，因海昏县实际控制人口数量及其活动区域而定”，“是以实际控制纳税人口数量来确定大致的行政区划范围”，那么，汉代海昏县的境域面积就不能按照现代国土面积来测算，更不可能达到10533.6平方公里的范围。

《汉书》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县大率方百里，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这里明确指出县的大小根据纳税的户口数字来判断，而不是根据县域土地面积。不过，县域仍有大致的面积范围，即“大率方百里”之数。对这条史料中“县大率方百里，民稠则减，稀则旷”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在唐代或被改为“人稠则盛，稀则旷”。李善（630—689）注陆机《赠冯文羆迁斥丘令》诗“我求明德，肆于百里”曰：“《汉书》曰：‘县大率百里，其人稠则盛，稀则旷也。’”显然，李善认为，相对“稀”而言，“减”是“盛”的讹字。他以为百里之县，人口稠密就繁盛，人口稀少就空旷。其实，《汉书》的本义是说百里之县，人口稠密了就要减少人口，人口稀少就让土地空着，以维持着所谓“百里”的规模。这个观念自古就深入人心。《汉书》描绘井田制“一同百里，提封万井”。李奇注曰：“提，举也，举四封之域也。”师古曰：“提封者，大举其封疆也。”直到唐代杜甫《提封》诗尚有所谓“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之说，虽是形象思维的表述，却仍反映了汉代行政区划是按照全国大致面积管理的理性思维，至今难以精确计算有汉一代国土面积，更遑论划分具体县域面积大小了。

按照上述国土空间概念，可知汉代县与县之间的行政地理关系其实是十分不确定的。县域内、县与县之间大量的山林荒野、河川湖泽并不能归属于某一郡县所辖，故只能是朝廷或皇室所拥有，即所谓“国有土地”。郡县（包括王国、侯国）所能控制的不过是提供赋税户口所占有的土地而已。西汉豫章郡也不例外，正如许怀林指出：“西汉豫章郡及十八县的境域，不可能详细说明。十八县的基址有赖于考古发现逐一验证。它们的位置散布于今江西省境四方，但是并不等于十八县已将全省范围分别管辖起来，认为它们的辖区极大，后来的七八十县就是对它们的瓜分豆剖。不是的。应该把十八县看作是经济发展最快的中心点。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今天江西省边界之间存在广阔的洪荒地带，不存在明确的界线。”具体到海昏县而言，县域只能是一个大致的地望而已，即古时所谓“提封”。其户口耕地赋役涉及范围，从理论上说，亦应“大率方百里”。西汉海昏侯国4000户从海昏县赋税户口中划拨，而海昏侯所居之地一般也应在海昏县方圆百里的户籍聚落附近，当然，也不排除其超出海昏县百里之外另辟新地居住，如同后世人户增加从而使海昏县境域不断“扩大”一样。

在西汉中期以后，诸侯国基本上就相当于食邑而已，侯国大小更是以食邑户数多寡为度。侯国实际控制的地域大体即侯所居住的城邑而已。海昏侯国与海昏县虽然同为一地名，但对于一个县来说，具有除了赋税征收之外的社会管控含义，而对于侯国来说，在侯所居城邑之外，并没有社会治理权力。换言之，海昏侯国的境域只包括海昏侯私人领域，即其所居城邑和家族墓葬区的范围。东汉海昏侯国相当于海昏县。“每国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县。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海昏县侯实以封邑租税的形式仰赖朝廷，相才是海昏侯国具体的管理者，并不受县侯的制约。

东汉初年，著名史学家沈约之祖沈戎，“说降剧贼尹良，汉光武嘉其功，封为海昏县侯，辞不受。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余不乡”。这说明，当时海昏侯曾被作为功臣侯对待，但沈戎十分知趣地“避地”而“徙居”他处。班固《汉书·武五子传》言“元帝即位，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而在《王子侯年表》中记载海昏侯“建武后封”，而东汉实际受封海昏县侯之人未见明确记载。结合沈约的记载可知，经历王莽废黜刘氏封国之后，东汉海昏侯国性质已与西汉大有不同。西汉海昏侯国实际上就没有“都”“鄙”之分，东汉更与普通县的境域无太大差异。海昏县侯如就国，或仍居于原海昏侯国城邑，海昏侯国相则应居于海昏县治，两者互不统属。如果说“紫金城”确为海昏侯所居之城邑的话，则此城亦无称为“都城”之必要。

拙文《西汉“海昏”地望考论》曾推论海昏侯国户口在东汉以后已划归南昌县，今新建区大塘坪、铁河、昌邑等滨鄱阳湖地带，即所谓“下新建”地区，已脱离了原西汉海昏县境域。因此，东汉海昏侯国与西汉海昏县虽然同为县级地方行政单位，仍以户口赋税为境域控制原则，两者的行政区划已有所不同。如果海昏县侯仍居于原侯国城邑内，其食邑租税很可能已不在西汉宣帝时的区域内，而是通过当时侯国行政系统从所辖户口内直接征发。当然，东汉时期的海昏县侯也有可能不再居于原侯国城邑，而由东汉朝廷在海昏县侯国中重新安排。实际情况如何，尚需进一步考察。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汉代县域只是一个所谓“百里”的概数，并没有广阔的地理范围，无法精确计算具体面积。根据这一历史县域概念，所谓永修、奉新、武宁、靖安、安义等县都曾经是西汉海昏县域范围就值得推敲。因为，有的县在后人看来属于西汉海昏县境域，实际上，在当时基本上就荒无人烟，并不存在海昏县所辖户口，从而不属于海昏县的行政地理范围。这些地方不过是经历若干年代后，因人户增加，为征发赋徭的需要，才逐渐纳入郡（州、府）县控制。

最早从海昏析置的县是建昌，时在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灵帝中平二年（185）又分海昏、建昌置新吴县（今属奉新）。这都是根据“县大率百里”“提封天下”的原则来实施的。析置新县的主因就是当地人口增加，原县域的户口分布扩大，需要置新县加强赋徭征派而已。但在新增县与县之间，仍有广阔的山川旷野，不会引起疆域纠纷，也不会影响到朝廷、皇室所有山林水泽之利，故无必要细致划分县域版图。可是越到后世，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山林、河流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越小，人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就越突出，县域经济也越显重要，这才需要划分县域疆界，预防和化解区域之间的矛盾。所以，汉唐正史《地理志》大多强调州郡（府）的户口和出产，并不注重县域的面积和地望。除《元和郡县志》等地理书之外，直到《明史·地理志》才有府城至省城（布政司）的方位和道里远近的记载，在府（州）县志中才注明有关行政区域的四至八到。

东汉开始析置的海昏文化区域中若干古县，后来基本上都在行政地理沿革中成为历史地名，如建昌、新吴等。有个别古县名与今县同名，但古代县域与今县境域截然不同，如东汉的永修县与今永修县，唐代的武宁县与今武宁县。有的县甚至是在海昏行政单位撤销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才设立的，如南唐昇元元年（937）所置靖安县，明正德十三年（1518）建县的安义县，而其时海昏县早已不复存在，都是从建昌等县分割而来。或可认为，当年靖安、安义之地，固然因建昌县的源流而属于海昏历史地理的文化范畴，但实际上汉晋时期的海昏县（侯国）并不能实际控制这些当时尚荒无人烟的地区，直到唐代以后，因人口赋税的增加，建昌等县户口面积过大，才逐渐将原县域的靖安、安义等乡（镇、场）合并析置新县。同时，县与县之间的疆界也日渐清晰起来。这显然与古代海昏县域的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了，故不应简单地将今永修、奉新、武宁、靖安和安义县疆界内范围全部划作汉代海昏县的境域。

其一，今永修县与东汉永修县地望完全不同。古永修早在东汉即已置县。《水经注》：“循水出艾县西，东北迳豫宁县，故西安也，晋太康元年更从今名。循水又东北迳永循县，汉灵帝中平二年立。”艾县今属修水县，豫宁县一作豫章县，与西安县均属今武宁县。永循县则为永脩县之异写，即永修县。《续汉志》注引《豫章记》曰：“新吴、上蔡、永修县，并中平中立。豫章县，建安立。”由《水经注》表述可知，古永修县属于修河流域，大致在武宁下游区域。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百一十七《南康府二·古迹》称“永修废县”，“按旧志谓在安义县西南四十里，靖安县界。今考《水经注》，县为修水所经，当在建昌县西南”。此说古永修地望固然不错，但修水从武宁至建昌延绵数百里，东汉永修县未必属于当时建昌县境，也与今永修地望有异。据《晋书》《宋书》《陈书》本传，东晋时期桓伊、南朝刘宋时期刘仲容俱封永修县侯，檀道济曾封永修县公，南陈时期陈拟亦封永修县公。在东汉至南朝历史进程中，永修县逐渐成为修河流域的重要县级行政单位。其时，建昌县的地望仍在缭水（今南潦河）流域。隋统一以后，古永修县才与艾、豫宁（一作豫章）、新吴并入建昌县，此后，永修县曾在唐初一度复置，寻又被废入建昌县（建昌县沿革详下）。永修之名从唐初开始不存为县名1000余年，直至民国三年（1914）重新由建昌更名为永修，但其县治和县域地望已经与古永修县大相径庭了。因此，古永修县在历史地理上与海昏境域的建昌、新吴等地望显然不在同一区域。

其二，今修水县的前身艾县也不能看作海昏境域的源头。就目前史料判断，汉代海昏县及其析置的建昌、新吴县的境域主要在缭水，即今南潦河流域。古代艾及其析置的西安、永修等县境域都在循水（修水），即今修河流域。仅从两河流域而言，潦河流域的海昏与修河流域的艾等县，显然不属于同一地望。尽管缭水有支流汇入了循水下游，但是，其主流即今南潦河当时出口在赣江，即所谓的“慨口”，这与今天潦河干流汇入修河并不相同。所以，今潦河可以看作修河流域的支流，但汉代的缭水和循水当为两个流域。艾在《左传》中即有记载：春秋鲁哀公二十年（前475），“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夫差），曰：‘不改必亡。’勿听。出居于艾”。杜预注曰：“艾，吴邑，豫章有艾县。”这虽不能确认春秋战国时即有艾县，但艾抑或为古代江西最早有记录的县邑之一。海昏则从《汉书》才开始有记载，并与艾同时成为西汉豫章郡18县之一。有人认为，海昏县是由艾分置。如：“汉景帝三年（前154）由艾辖地分设海昏，同属豫章郡十八县中二县，艾为今修水、铜鼓，海昏为今永修、安义、奉新、靖安、武宁。”“西汉高祖六年（前201）海昏由艾分出，设海昏县，属豫章郡。海昏县辖今永修、武宁、奉新、靖安、安义五县地。”这是以春秋战国时艾邑为坐标，将海昏境域扩大到今修河、潦河全流域来认识，但此说并无明确史料印证。海昏县从艾分设仅据间接史料推论，脱离了艾仅为吴国一城邑的历史范畴。如果将艾视作江西古代最早的县邑，又将海昏作为艾县的析置，也是凭史书记载时间先后的臆测。先秦时期的艾邑或艾县亦不过“大率方百里”，如何从循水流域跨越崇山峻岭控制缭水流域的户口，令人值得怀疑。所以，古代艾的范围不可能大到囊括今修、潦两河全流域，西汉海昏县不应是从艾析置，而是由南潦河一带户口增长而设。

其三，从古西平、西安2县而言，在地理上就更不属于海昏境域。这2县不见于《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有西安，无西平。《太平寰宇记》(下称《寰宇记》）则记录了分宁县（今属修水县）有西平县故城、西安县故城和古艾城。分别是：“西平县故城，在县西二百九十七里。按《汉书》云：‘邓通，西平人。’即此县也。隋省。西安县故城，在县西二十里。按《古今志》云：‘汉献帝建安中置。’隋开皇元年废。古艾城。后汉刘陵，豫章艾县人，是此地。”不过，乐史所记西平县地望 在汉晋文献中均不见其详，仅凭《汉书》云邓通为西平人，北宋时分宁县有所谓西平故城，即能确认西汉时的西平县地望？不详其文献依据何在。以其所言，西平县在隋初当存而后省，但《隋书·地理志》不见记载。其地隋时为建昌县，包括艾、永修、豫宁（一作豫章）和新吴等县在内，没有西平省、废、并、入一说。故“西平县故城”一说有待详考，未见得即汉县城邑，更有可能从西安之文讹演化，后世附会某古城遗址，遂成“西平县故城”亦未可知。西安县则于《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水经注》等史料可以互证，乃东汉末年所置，其地望在循水（修水）之源艾县的下游，东晋更名为豫宁（一说豫章），即今武宁县的前身。

据地方志所言，武宁在汉代为海昏县地。明嘉靖《武宁县志》卷一《舆地·建置沿革》：“汉为海昏县地（建安四年为西安县地，属豫章郡）。”清乾隆《武宁县志》卷二《沿革》：“按《唐志》，武宁分自建昌，而建昌原割艾与海昏之地所置，是武宁此时尚在二县间。”清道光《武宁县志》卷二《沿革》：“孙权分海昏、建昌地，立西安县，为武宁、宁州所自始。”

其实，上述记载俱源于《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刘表从子磐骁勇，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孙)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以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诸将拒磐。”太史慈为建昌都尉时在献帝建安四年（199）。此时的东汉已分崩离析，军阀豪强多根据割据需要设置地方行政区划。建昌都尉就是为对付刘磐进犯而设立的一个军事行政区。所谓“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设建昌都尉，还包括当时的新吴、永修、艾、西安等4个县，都尉府设于海昏县。关于建昌都尉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属于郡都尉，或为豫章郡西部都尉，有的认为属于屯田都尉，但无论属于何种性质，都具有军事性质，同时又有管控、调度辖区有关县域民政、赋役等职能。周振鹤曾指出：“在边境和内地某些地区都尉又往往和太守分疆而治，单独管理一部分地域的军民两政，这部分地域也称作都尉，成为一种实际上的政区。”建昌都尉的设置，盖因豫章太守已无法控制海昏诸县，从而于县上独立于豫章郡而设立军事行政特区。对照《水经注》关于缭水导源于建昌流经新吴再到海昏，以及循水（修水）导源于艾县流经西安再到永循（永修）的记载，可见建昌都尉管控的左右6县，是从鄡阳平原向西看左边缭水流域的建昌、新吴、海昏3个县和右边修水流域的艾、西安、永修3个县，以便统一调度这两河流域军民对抗刘磐的进攻。但太史慈本传原文并没有海昏县包括了西安即今武宁的含义。相反，却可知海昏县既不包括艾、西平、永修、西安、豫宁等古县，也不包括后来的武宁和从武宁析置的分宁县，它不过是建昌都尉府治而已。

《寰宇记》曰：“武宁县，古西汉县也，后汉建安中分海昏县立西安县。至晋太康元年改为豫宁。《宋书》‘王僧绰封豫宁侯’，即此县。陈武帝初割建昌、豫宁、艾、永修、新吴等五县，立为豫宁郡，属江州。隋平陈，废郡，置洪州。因废豫宁郡，割艾、永修、新吴、豫宁等入建昌，并隶洪州，为总管府。至长安四年（704）分建昌置武宁。景云元年（710）又改豫宁。宝应元年（762）以犯御名，改豫章为锺陵，豫宁依旧为武宁。”这或许是后世认为武宁在汉代为海昏地的最早文献依据。然而，乐史关于武宁县的历史沿革表述并不严谨。首先，说武宁县是古西汉县，于史不合。《汉书·地理志》载西汉豫章郡18个县中没有武宁县。其次，说后汉建安中分海昏县立西安县，未详根据何在。《续汉志》《三国志》并裴注、雷次宗《豫章记》佚文、郦道元《水经注》等更早的文献均无西安县析自海昏的表述。《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曰：“吴置新安县，晋更名宁县，今曰武宁。”“宁县”是豫宁避唐代宗李豫讳之省写。可见唐代也没有武宁县的前身由海昏县析出的说法。当然，不排除乐史另有史料来源的可能，但西安地望位于循水流域，海昏地望在缭水流域，按照“县大率方百里”以户口赋税管控为境域的原则，西汉海昏县难以延展到循水流域，西安县从艾县析置可能性更大。

总之，海昏县境域之所以会被认为包括今修、潦两河大部分流域，除了由后世析置的县域来倒推汉县版图之外，还因海昏县一度是建昌都尉府治，建昌与海昏地望名义上已在一处，控制范围由缭水流域扩张到艾、西安、永修等县所在的循水流域。南朝刘宋时将海昏正式并入建昌县之后，建昌不但取代了海昏，而且在行政区划的沿革发展以及一度升格的过程中，使缭水和循水流域成为海昏文化辐射圈。这一历史进程直至唐宋时期才基本完成。故今永修、奉新、武宁、靖安、安义等县并不全都由西汉海昏县析置而来，这些县的历史与建昌县沿革地理关系更为密切。进一步考察建昌县沿革，更可看出汉代海昏境域本由“县大率方百里”，被人为逐步放大到潦河、修河流域诸县。

三、建昌县沿革及其县治迁移考异

《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曰：“又有缭水入焉。其水导源建昌县，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3），分海昏立。缭水东迳新吴县，汉中平中立。缭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续汉志》建昌县下注“永元十六年（104）分海昏置”，后世多从是说，建昌历近两千年，是海昏地区存续时间最长的县。然而，在近两千年的时间内，古建昌县的地望和境域迭经变化，文献记载却语焉不详。由上述《水经注》文字可知，建昌县始设时，位于缭水发源地，在海昏上游，新吴设县，即析上游的建昌和下游的海昏户口所置，成为介于缭水上游建昌和下游海昏之间的第3个县。

但东汉建昌县治具体地望不详。后人以宋元嘉二年（425）雷次宗《豫章记》“废海昏，移建昌居焉”一语为据，称“即并海昏、建昌两县为建昌县，县治设在今艾城街附近”。其实，雷次宗只是说这一年废了海昏县，把建昌县治迁移到海昏县城，并没有确定海昏县城具体所在。前揭拙文据《水经注》记载，从西汉中期到南朝，海昏县治在缭水中段的“分为二水”处今安义县万埠、东阳一带，而不在修河与潦河汇合的今永修县艾城镇附近，建昌县治当离此不远。陈健梅认为，唐建昌县为太史慈城。太史慈领建昌都尉，治海昏，所筑城当距海昏不远。又，后汉析海昏置建昌，海昏县亦当与建昌县相邻。元嘉二年废海昏入建昌，徙建昌治海昏，则吴建昌当仍汉旧治，即清《一统志》所言奉新县西四十里的建昌故城。此故城亦非太史慈城。隋大业移县治于县西太史慈城，乃指刘宋徙治后之建昌县西，非汉、吴建昌故城西。《寰宇记》《舆地纪胜》均误太史慈城在奉新县，《一统志》又误以为《寰宇记》所言太史城即元嘉二年徙治海昏前的吴建昌故城。陈氏之论即以南朝刘宋建昌县治在今永修县艾城镇为地望，依据主要是《通典·州郡典》及《元和郡县图志》(下称《元和志》）。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古扬州下》章郡洪州：“建昌，汉曰海昏，昌邑王废后迁于此，故城见在。有杨柳津、上辽津。后汉艾县也。”

《元和志》卷二十八《江南道》建昌县：“东三里故海昏城，即汉昌邑王贺所封。今县城，则吴太史慈所筑。”

这两部书是同时代的产物，所述基本一致。然而，对这一记载有几点疑问。

第一，从建昌行政区划沿革来看，唐代建昌所谓“今县城”如在修水下游的永修县艾城镇附近，是500年前太史慈所筑，为何又称之为艾城？《通典》言建昌为后汉艾县，把修水上游的艾县移植于修水下游，未免牵强。据前揭乐史记载，北宋时分宁县有古艾城遗址，当为春秋艾邑或汉艾县治所。今永修县艾城之名起于何时，未见确切记载，或为后起。

第二，自南朝开始，海昏侯国城邑就被称为昌邑城。《通典》称“故城见在”当指《元和志》“故海昏城”，亦即原海昏侯所居昌邑城。然而，今艾城“东三里”并不存在所谓故海昏城遗迹。考古发现的海昏侯国城邑遗址的确位于艾城东南方向，但道里数据差异较大，唐建昌“今县城”恐非位于今永修县艾城镇附近。

第三，孙权时曾封其子虑为建昌县侯，孙虑城遗址在今安义县城龙津镇东郊4000米北潦河畔，为缭水同一流域，于《水经注》所说“分为二水”的缭水上游不远处，也是西汉海昏县核心地区，或为东吴时期建昌县治所在，是否与东汉建昌县治为同一城址待考，但可知东吴建昌县地望已经从缭水上游移至缭水中游海昏县治附近。

第四，南唐涂廙《豫章记》载：“（太史慈城）在建昌县西三里。汉末建安八年，荆州刺史刘表从子磐，数寇西安、艾诸县。孙策经略江淮，分海昏等六县，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筑此城并督诸将以拒磐。”对照《元和志》所说故海昏城在建昌县“东三里”，可知故海昏城与太史慈城都同建昌县城地望相近。即便唐人都以当时建昌县城为太史慈所筑，但问题是太史慈拒刘磐之役处并不在修水下游，而在缭水中游新吴境内。新吴县更名奉新在南唐保大元年（943）。涂廙作《豫章记》时或按新吴县曾属于建昌的观念，故将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地划在后来建昌县的范围内。可见唐建昌县治或在缭水中流的太史慈城和“废海昏，移建昌居焉”的故汉海昏县城（即刘宋建昌县城）附近。

第五，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五《江南东路·南康军·建昌县》引《晏公类要》（下简称《类要》）云：“隋大业十年（614），移于县西太史慈古城，即今理也。”这说明北宋人或认可建昌县治在隋代从东向西移到了太史慈古城，且直到宋代这一地望也没有变动。那么，北宋时期的建昌县治地望在何处？有明确记载的也是北宋时期的文献。乐史注修水曰：修水“东流屈曲六百三十八里，出建昌城，一百二十里如彭击湖是也”。《舆地纪胜》也引《旧经》云：“修水出豫章西北，其源自艾城东北，流六百三十八里至海昏，又流一百二十里入彭击湖。以其远而自达于江，故曰修水。”所谓《旧经》概指《祥符州县图经》，是北宋李宗愕（964—1012）、王曾（978—1038）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奉救篡修的一部官修总志，明代以后失传。以《旧经》对照乐史所注，故北宋时期的建昌城亦称为“海昏”，而当时艾城尚在修水源头，距建昌县城海昏还有数百里。南宋仍沿此说。祝穆《方舆胜览》：“（修水）在分宁西六十里，其源自郡城东北，流六百三十八里至海昏，又东流百二十里入彭击湖，以其远，故曰修水。”吴曾《能改斋漫录》：“修水在分宁县北，东南经县治。又经武宁县东北，流六百里至海昏，又东流一百里入彭击湖。”宋制120里相当于今36华里，彭击湖水经过数百年南侵变化，已基本形成鄱阳湖南湖态势，今永修县艾城镇与鄱阳湖大湖池最近距离约20000米，可见北宋建昌县治在修水下游今艾城镇附近，与《类要》所说相符。不过，这跟东汉末年太史慈拒刘礬之战不是一处，其中仍有张冠李戴之可疑。

第六，东汉末，太史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督诸将拒刘礬，活动主要在缭水流域。今奉新县南潦河中游南岸一自然村名盘山，一作礬山，或因刘礬驻军而得名，亦系太史慈与刘礬交战处。盘山东距奉新县城冯川镇约10000米，沿今南潦河水路计算，远在永修县艾城镇80000米开外。《實宇记》载：“太史城在（奉新）县西四十里。后汉末太史慈创置。周回三里。城南有城角山，东南有盘山，北枕江水，其地险固，基址尚存。”《舆地纪胜》沿是说，王先谦称“盖即建昌故城也”，一统志、省志、府志和县志等清代地方文献亦多从此说。这主要是乐史所记太史城与奉新盘山地望基本吻合，也为东汉末年兵家要地。当年太史慈抵御刘礬，必于敌前要冲筑城，而今艾城镇在缭水下游，已临近鄉阳平原。若刘礬已攻至艾城，则循水上游的艾县、缭水中游的新吴乃至两河流域都已沦陷，盘山太史慈城岂非处于敌后？在今修、潦两河流域，有关太史慈拒刘礬的历史传说和文化遗址非常多，除了多地有太史城外，幕埠山也传说因太史慈置营幕得名，还有太史慈墓、顺应庙或感古庙等，都表明太史慈拒刘礬之战当在两河上中游，当时建昌县治应在今奉新县境内，与缭水中游的海昏县治不远。惰代建昌县治一度迁到盘山太史慈城，故后又称“建昌故城”。另外，唐代“新吴县治所，旧在山间。神龙三年（707），迁冯水之南。南唐改名奉新，由汉以来，三废三置”。新吴几度撤县并入建昌，故后世认为新吴盘山太史慈城在建昌县境内，亦有合理的成分。唐代《通典》《元和志》、南唐《豫章记》和北宋《曼公类要》虽然都指出了建昌县治与太史慈城的关系，却没有明确太史慈城地望究为何处。而《實宇记》关于太史慈城的记载比上述文献更为详细，并可与今奉新县盘山相印证，这就有理由怀疑，《通典》《元和志》和涂虜《豫章记》所载之太史慈城为唐建昌县治，仍在缭水中游的新吴（奉新）县境，而不在修、潦两河下游的艾城镇附近。据唐雯研究，《类要》系北宋文学家曼殊少年时代的读书摘抄，其自成体系的地理部分，编成时间介于《太平實宇记》与《元丰九域志》之间，县一级反映的是景德四年至大中祥符五年(1007—1012)的状况。故《类要》称惰代的建昌县治为太史慈城“即今理也”，恐非实地考察之结论。

第七，明清时期，尽管建昌县治多被认为是两千年前的海昏城，但仍有关于建昌县治迁移的不同认识。顾祖禹言：“或云县在今奉新县界。”“《类要》云‘大业十年县又移理于县西太史慈故城。’太史城，亦见奉新县，盖唐初复还今治也，宋因之。”康熙《建昌县志》卷九《古迹》虽沿袭旧说，谓：“太史慈城，县西，周五里。汉建安八年，荆州刺史刘表从子礬数寇艾及西安诸县。孙策经略江淮，分海昏左右六县，以慈为建昌都尉，筑城拒之。”同卷同篇又引旧志云：“古城，县西百步许，前带修江，后倚山阜，即今古城巷。”此外，还有“昌邑城，县北六十里”，“海昏故城，芦潭东北二里许”等所谓古迹的记载。此后，道光、同治编修的《建昌县志》又俱删除了康熙志中“太史慈城，县西，周五里······”的说法，只保留了“古城巷”和“海昏故城”。这也许是后世方志编修者认为，康熙志所谓太史慈城遗址或在奉新县，或即所谓“古城巷”。清《一统志》认为“海昏故城，今建昌县治”，同时附注历代关于建昌县治迁移之不同记载，其实是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有所保留。这说明，建昌县治迁移到今艾城镇附近的确切时间并没有文献上的明证，由此产生了太史慈城与隋唐建昌县治地望的歧义。实际上，在今永修艾城附近也未见所谓太史慈城遗址证据，建昌县治地望变迁的历史缺环还有待实证予以弥补。

综上，陈氏仅以《通典》和《元和志》为据，否定《寰宇记》所载太史慈城地望在奉新县境，未明建昌县自东汉析置之后，其县治逐渐从缭水上游迁移到缭水中游，再迁移至今修、潦两河下游艾城镇附近这一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可能与南朝割据政权的更替和隋统一有密切关系。这期间，建昌行政区划的析置、合并和隶属关系，导致建昌地望发生较大变迁。到隋代至唐前期，建昌地位一度大大提升，应是建昌县重心从缭水流域转至修水流域的重要因素。

在全国统一进程中，隋朝针对割据政权滥置郡县的弊病，通过裁并郡县进行了治理。隋文帝开皇元年（581）罢豫章郡置洪州总管府。隋灭陈后，又“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建昌县于“开皇九年省（并）［艾］、永修、豫章、新吴四县入焉”，成为超越历史范围的大县。艾、永修、豫章（或作豫宁）俱为修河流域县级行政单位，新吴属今潦河流域的县，此时的建昌囊括了潦河、修河全流域广大地区，是县域最广阔的时期，隶属于洪州。大业初年，洪州总管府废为豫章郡，建昌县又隶属于豫章郡。唐初，天下郡更为州。《旧唐书》载：“武德五年（622），平林士弘，置洪州总管府，管洪、饶、抚、吉、虔、南平六州，分豫章置锺陵县（今属南昌）。洪州领豫章、丰城、锺陵三县。八年，废孙州、南昌州、米州，以南昌、建昌、高安三县来属。省锺陵、南昌二县入豫章。”《新唐书》载：“南昌，望。本豫章。武德五年析置锺陵县，又置南昌县，以南昌置孙州，八年州废，又省南昌、锺陵。”“建昌，紧，武德五年置南昌州，又析置龙安、永修、新吴三县。八年州废，省永修、龙安、新吴，以建昌来属。”可见，孙州即南昌县，南昌州即建昌县，米州即高安县。《旧唐书》又载：“武德五年，分置南昌州总管府，管南昌、西吴、靖、米、孙五州。南昌州领建昌、龙安、永修三县。七年，罢都督为南昌州。八年，废南昌州及孙州，以南昌州新吴、永修、龙安入建昌县，以孙州之建昌入豫章县，而以建昌属洪州。”这条史料中有一个矛盾难以解释，即既然孙州为南昌县，南昌州为建昌县，又何来“以孙州之建昌入豫章县”之说？有可能“以孙州之建昌入豫章县”系“以孙州之南昌入豫章县”之误。艾冲研究指出，唐高祖武德四、五年间统一江南地区时，为有效地控制该地区,共开设11个都督府，统管69个州级政区。其中，武德五年，洪州都督府和南昌州都督府初称为总管府，行政级别相当。洪州总管府治洪州(今南昌市)，南昌州总管府治南昌州 (今永修西北)，即今艾城镇。七年，南昌州总管府改为都督府，寻撤销都督府建制,诸州改属洪府。同年，洪州总管府亦改称都督府，管12州。八年，废原南昌府5州，南昌、靖、米、孙、筠诸州属地尽入洪州。

以上隋唐时期南昌、建昌等地行政区划沿革证明，隋代建昌县境域扩大到今修、潦两河流域，到唐初，曾以建昌县境域为基础，行政级别提升为府，县治当为南昌州府治所在地，控制地区仍包括隋开皇九年以后建昌县的范围。由此推断，建昌县很可能是在唐初成为南昌州时，治所开始向今修、潦两河下游迁移，以便有利于对缭水和修水流域的管理。尽管从《通典》《元和志》还难以判断唐代建昌县治已迁移至艾城镇附近，而《类要》称隋大业十年建昌县治迁到太史慈城，“即今理也”，可证宋人已不清楚隋唐以来建昌县治迁移的具体时间，故乐史概言之“建昌县（南二百里，旧十六乡，今二十乡），旧海昏县也”。后世亦多不详考建昌县治地望变迁，往往忽略了隋以前建昌县境域仍包括缭水中游，建昌县治在隋大业十年曾迁入奉新太史城的记载，甚至讹传永修艾城为海昏故城，或以为太史慈城为宋代建昌县治，更有将永修芦潭沉入湖水中的古代聚落遗址附会为海昏县城的传说，这些都应一一予以厘清，还其历史本来。当然，如能结合考古调查，或许能发现缭水流域的海昏县治遗址，以及古代建昌县治迁徙的确凿证据。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东汉开始，缭水流域的主要县级行政区划包括了海昏、建昌、新吴3县。孙策时分海昏、建昌等6县设建昌都尉，反映了建昌地位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但建昌都尉的治所仍在缭水流域的海昏县。刘宋元嘉年间，海昏撤县并入建昌以后，建昌取代海昏成为缭水流域的核心，县治几经迁移，境域逐渐扩张至修水流域。从隋代到唐武德年间，建昌县一度升格为州府，所控制的境域扩大到今修河、潦河流域。随着武周长安四年（704），析建昌县修水上中游地区置武宁县，唐神龙三年（707）新吴最后一次复置，并将县治迁至今冯川镇之后，建昌县境域才逐渐稳定在缭水及修水中下游流域。

然而，也是从唐代开始，建昌县治从缭水中游移至今修、潦两河下游艾城镇附近。这一迁移与当时全国交通格局的重大变化有密切关系。隋代大运河的贯通，使赣江成为沟通中原的黄金水道。唐宋以后，鄱阳湖逐步形成，缭水下游赣江入口被大片湿地所淹没，溯缭水而上至奉新的主航道被堵塞，缭水另一支流（北缭河，今称潦河）在下游与修水汇合后经吴城注入赣江，可以顺利抵达原汉代彭蠡泽婴子口传统水道并进入长江，才使缭水得以继续成为沟通中原与赣西北山区的重要交通线。所以，在艾城附近设立地方区域行政中心，使中央政权对建昌及修河、潦河上游一带的政治军事管控更为有效，也使得传统的海昏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更为便捷。唐代名臣权德舆（759—818）曾曰：“锺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门山。”锺陵之西即指南昌赣江西面的新建、奉新等地。石门山位于今靖安县宝峰镇宝珠峰下，东至修河下游艾城镇50000米，南至潦河中游奉新县冯川镇40000米，时属建昌县。可见，中唐以后，南昌西北部修、潦两河中下游流域的永修、奉新、武宁、靖安、安义、新建等县区，大多是因建昌取代海昏及其地望的变迁而成为海昏文化辐射区。实际上，西汉海昏县户口赋役所涉境域不可能有如此广阔。

E

N

D

作者：赵 明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21年第3期

选稿：耿 曈

编辑：郑雨晴

校对：朱 琪

审订：耿 曈

责编：黎淑琪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