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修文：武汉让你变得更有生命力

李修文, 他是有成就的作家，是多部热门影视剧的编剧，是湖北省作协主席。

他也是接地气的武汉人，更是一个典型的当代青年。他保持着警醒和痛苦，投入日常生活，敢于经历，看重勇气，激赏普通人身上丰沛的生命力，以下是他的口述。

李修文/口述

我是保送到武汉上大学的。我也考不上。我不光是偏科，我语文课也不好，我就是突然写了一篇东西，得了一个奖。

我对武汉的新奇感建立在上大学之前。很早的时候，我父亲来武汉开会，他会带着我来，记得第一次来武汉，住在循礼门饭店，有电梯，非常高的楼，就站在电梯眺望这个城市。

但我跟很多人的经历不太一样，我很小写作，得过作文奖，来武汉之前我就已经去过北京这些地方。武汉这个城市，尤其是市民社会，那种芜杂，那种强烈的生命力，每个人吵吵闹闹的，这个城市的气息就像一个掀开了盖子的蒸笼一样。

尽管每年到了夏天很酷热，但是事后多年一想，它也改造了你，它也让你变得更加有生命力。

我对整个武汉都充满了爱意，城市的这种盛大，这种时不时从饭局或者从某个街巷冒出来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对我来讲吸引力特别大。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讲，这个世界再可爱，这个城市再可爱，它也都是附着在这个城市的人身上。

我只要在武汉，就经常会和一个当警察的老朋友见面，他的那些日常感受和遭遇都够我写一本短篇小说集了。

得空，我会住到朋友的苗圃里头去，第二天早上去苗圃里听听鸟鸣，看看每一棵树。我非常喜欢树，不管什么品种。比如东湖边上，从博物馆开始，有遮天蔽日的梧桐。我对这条路特别有感情，我经常在这条路上走，很多写作念头都是在这条路上诞生的。

我是一个作家，没有哪一份社交是无意义的，这些人有一天通过处理都会成为我写作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有效的社交就是抓住自己的主心骨，让自己的工作成为社交的一个途径和维度，而不是单纯地去发泄，去度过寂寞，去抱团取暖。我不需要去抱团取暖，因为我在我的工作中就已经能获得我想要的。

至于年龄，如今这个东西已经模糊了吧，一个公司里20岁的人也有，50岁的人也有，都在做同一个项目，年龄不那么重要了。

不管是青年还是中年，我的危机也只有一个 —— 写作。创作上的焦虑，还能不能写出好东西来才是最折磨我的。但我还是选择日复一日跟写作周旋好、相处好。所以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很专注。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用小红书，我没有用。但我刷很多短视频，我经常在抖音上看一个账号叫“我是珊姐吖”，我感觉他们镜头底下的武汉又是另外一种新的节奏在生长。

去年夏天我在汉口宵夜，那天晚上我小说改编的电影《捆绑上天堂》在旁边拍摄。我就看到有几个拍短视频的，听说在拍电影，他们就跑过去拍演员倪妮。刹那之间我分不清孰轻孰重，其实大家都是在创作。

不仅刷短视频我也看电子书。我现在有时会说一堆套话，当这种话说太多的时候，我会训练自己打住打住。我就每一天读一点诗歌，训练自己的语感。打开手机就能电子阅读，很方便。

这个时候要及时地调转方向。

一个人终身的功课，就是捍卫自己的天赋。

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也可以一条路走到黑，可以“破罐子破摔”，我就是这样。

我在辞职写小说之前是某报社的正式员工，在多数人眼里都是份稳定的好工作。那时候我也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相信，觉得自己似乎可以，然后就裸辞了，在东湖风光村租个房子全职写小说。

我辞职的时候也没告诉家里面，没有必要。在过去，一个谋生的家庭，一个孩子长到18岁你就要出去谋生去了，这是非常自然的。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因为独生子女的关系，他跟家庭的依附关系太强烈，导致把家庭伦理带给自身的评价体系和尺度看得过于重要。

尺度也好规矩也好固然要让人听从，但它摆在那个地方就是要一部分人去冲破的。

裸辞两年后，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滴泪痣》出版。就算没出版也没关系，辞职前我仔细问过自己，是不是写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多么强的成功欲望，大不了去做别的事。从小到大我父母对我的要求永远就是只要饿不死就行。

人在阶段性的时候需要某种目标和目的地。结婚买房子在我看来都不是目的地，除非说你的生命就等同于这套房子，等同于一点父母的满意，等同于社会对你的某种期待。

每个人自己也是焦虑的本身，要好好问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心智和能力去寻找到目的地。如果你拿物质作为自己做事情的目标，你的专业能力一定会丢失，你对这个世界的复杂的感受一定会丢失，你会变蠢。

而最后得到了所谓现实利益的人，往往是敢于“冒犯”标准的人，他在“冒犯”当中不断把自己逼到绝境中，有时候甚至还要甘愿成为别人的笑话。当我辞职时所有的人都在笑话我，说这个人太傻了，正经工作不要，跑去写小说，写小说是个什么职业。

我觉得一个年轻人想追求某种他中意的生活，都没有错。但关键是那条路是不是被他人所左右，是不是被审美幻象所虚构出来的，还是说通过认真生活和工作，让自己堂而皇之的走在这条路上。

说到底，你才是你的道路。

勇气。现在好多人太容易害怕了，太容易被他人所裹挟了。很多人别看他很年轻，他怕这怕那，怕没房子，怕没有满意的爱情婚姻，没有满意的车。不敢去竞争，不敢去失败。

我年轻的时候遇到过很多有生命力的狠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性去生活。钱、物质，有的时候你还要把它故意舍弃掉，把自己打破重来，才有可能会换来一个刹那间的自我解放。

过去传统的剧团里头，所有剧团的墙壁上要都挂一句话，叫「拳打脚踢先上台」，好多人都是坐在底下想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角，殊不知所有的角都是拳打脚踢当中诞生的。

我一直特别警惕所谓的精致。一个花店，咖啡馆姑且还可以说精致是它的调性，但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过于要求精致，往往是堕落的开始。

一个丰沛的生命，应该容纳得下污垢，应当有一种在污水沟里头找到钻石的禀赋。美非常脆弱的，精致也非常脆弱，而且它不难，是可以被量化和计算出来的，没必要去追求这种东西。

精致不重要，但是“美学”非常重要。有各种各样的美学。有乡镇结合部的美学，有咖啡馆式的美学，也有西北式的美学，祁连山式的美学，甚至也有襄阳牛肉面的美学。一个健康的生命应当可以包容不同的美学构成。

我有一个工作和美学创作上的密友，宁浩导演，近期我俩打算一块去趟陕西商洛/安康这一带，没有什么目的，就想去看一看秦岭。我们经常摆脱各自的场域，跑几千公里，就去看一棵树，在一棵树底下待一会儿。在别人看来匪夷所思，但对我们来讲可能还蛮幸福的。

我经常觉得有很多时刻很幸福。当我写完一部小说，当我和我的那些同学师兄晚上小酌，然后乘兴而归，或者我有了一个创意，对着微信里的自己说几句。我喜欢去外地去看朋友，也特别喜欢外地的朋友来武汉看我。也不安排什么行程，就是喝酒聊天，也是一种幸福。

我一年四季穷游。我跟宁浩导演两个人出去，从来都是住在小旅馆，每天早上找一个小店吃一碗面，晚上在某个小饭馆里头一坐。我们都在时刻提醒自己，人到中年之后，千万要捍卫自己“不去摆脱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能力。因为真正的一个写作的人，一点都不夸张，就是从人间烟火的七情六欲里头来的，把写作单纯的变成一种审美之后，非常可怕。

我以前有阵子睡眠不好，我朋友就让我去参加一个广东山里头的瑜伽训练营，不能带手机的那种。

去了之后发现非常可笑。一群失魂落魄的人，每天做一些古怪的游戏。说大家要互相连接，要感受对方的能量，甚至还要找什么前世。最后用绿色的草药抹一身，几个印度人旁边念念有词，好像咒语。为期20天的时间，我都快憋疯了，最后我朋友开车来接我时，我都快哭出来了，真是受了大罪。

但我后面去写一个中年女性，当她经历了个人生活的失败想去消解的时候，我有过前面这样货真价实的经历，其实也就有了一块描述的场域。

身处一堆麻烦和困境当中，然后不断去解决它。

拿我的工作来说，我是一个作协主席，要评奖麻不麻烦，评奖本身就是一件挺麻烦的事。评完奖要颁奖，颁奖有场地问题，麻不麻烦？接着要做一个赏读会，要把这些作家的作品搬上舞台，要跟导演组要跟做节目的人反复去沟通，也挺麻烦。这都不是一个作家创作那么直接的事，甚至昨天下午我还在参与定奖杯。这不是生活，是什么呢。

可能是互联网太发达了，人们对自己没有过的生活看起来也足够了解。但我们不去尝试过一种完整的生活，宁愿被各种碎片把我们限制，甚至在这样的地方去培养各种各样的个性（比如会做咖啡，会讲两个段子），但最终聚在一起又变成了一个非常苍白的集体。

我们从对方身上获得不了什么东西，是因为我们自身在和世界的相处当中，没有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人。但像过去的农民，从撒下种子一直到收获，他经历了完整的劳作的过程，于是意义就会很自然的产生。

有一次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帮医生在新安聚会，反正也没别的事，不如去一趟看看热闹。

去了后，一个骨科医生在台上讲课，正讲得云仙雾绕的时候，突然对台下的人喊，“下面大家欢迎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上台……”，然后一束追光打在我的头上，没办法，只能上台龇牙咧嘴地躺在那示范床上，被医生东揉西揉，搞了半天。

但是到了晚上，大家下来喝酒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人都非常的可爱，他们都还笃信着自己或者说家里还是有一套绝活的。他们聚集在一起有一种非常古怪的氛围，你说他是医生，他也不是，说他不是，他也是。喝完酒他们还要去拍小红书，拍那种造型非常拉风的时尚照片，每个人都来一张，要形成一种团队的力量。

这个事给我印象很深，它无关对错，也无关成败，它就是生命力本身，非常旺盛蓬勃。

我每天都有危机，这种危机更多来自创作上。如果今天能让我写出一部《红楼梦》，明天早上让我去死，对我来讲太幸福了。

《捆绑上天堂》之后我有将近10年没写出东西来，严重的挫败感。不断怀疑还能不能继续写作时，也谈不上对这份工作有多喜欢。但我确信自己这辈子一点微薄的价值可能就在这里，所以还是在不断创作中慢慢修复自己。

最近，我有一个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写不下去，又只能先放在一边。一个作家看起来很正常地坐在你面前侃侃而谈，但实际上他可能是阴影里头走过来的，或者此时此刻都还在阴影当中，这绝对不是什么矫情。

说到这，写作或者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我想它最大的用处就是让人在经历这些麻烦和困境时，想起读过的作品里头，也有人和我一起经历过这样的麻烦和困难，带给我们必要的一些同情心和同理心。

当我认定了一个大哥，大哥把我出卖了，《水浒传》里头有这样的描述；当我爱慕虚荣，然后被世界当成笑话，有《包法利夫人》；当我想要获得某种权利求之不得时，有《城堡》；当我人生走了弯路，我像赌徒一样每天拷问自己到底应该去活还是去死，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我有危机时，你觉得我需要求助谁，拜什么菩萨？我不需要，我有写作，我就坐下求书架上的神，拜我自己。

武汉这个城市自从池莉之后，没有被一代人好好的书写过。当年池莉写《烦恼人生》，写《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我们一打开就知道武汉是怎么样的，我心目中的武汉也是从她书里开始认知的 。

武汉这个城市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我觉得武汉人骨子里头的那种生命力是没有丢的。

二十年前，我经常坐521公共汽车，车里总有一些描眉画眼的那些中年妇女，还有穿着花衬衫、特别细的西裤和白皮鞋的男人，这些武汉男人习惯胳肢窝里夹一包，吃饭啊打电话啊，干什么他都有本事把包夹着不掉下来。

那这二十年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很想知道。所以我一直挺希望今天的年轻作家、影视工作者，来多写一点，多拍一点武汉，最好是武汉本土的力量来拍摄武汉方言电影。

张一白导演去年在武汉拍《捆绑上天堂》，他跟我说武汉真的被影视界亏待了。电影的美术师翟涛提前4个月跑到武汉生活选景，他看到武汉的丰饶错落、辽阔包容，这种东西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而且，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从武汉出发，是向往去一个广阔的世界。现在我在广阔的世界中待久了，会迫不及待地想回来。只有回来武汉才意味着又来到了自身的骨血当中，才重新修复了能量。

@李修文

湖北荆门人，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尚先生盛典年度散文家奖等多种奖励。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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