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竞昊｜海外学科体系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构建的启示

作者简介 ：孙竞昊 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教授

注：作者初拟的标题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叉与汇通：关于“中外关系史”的一种解释》；在《丝绸之路学》2021年第4期发表时有所删改

笔者从进入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到现在，虽然学术兴趣点宽泛且多次转移，但专业领域始终是中国史，重心在明清阶段。同时，一直有着对世界史的关注，或明或暗，或有意或无意，纠结在心中的“槛内”与“槛外”的纽带（in between）剪不断。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一个研究对象则是中外关系的历史。

“中外关系史”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历史学科——通常被归诸“专门史”，但我们不应将其限定在“中外交往”“中外交流”的层面上。正如不少学者在尝试进行的研究，中外关系史可以从更宽广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交融的视域中出发，既可以研究不同文明、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相遇、对抗、交流、汇通，也可以在不同文明、文明的“接触带”及其机制中体察、比较和理解各自的性质、认同及变动轨辙的特征。因此，笔者认为，中外关系史的维度和外延应扩展到更为广阔的边际，可以延展到涉及中国史与世界史融合的领域和学科，并在它们的交叉、交汇中获得更为丰富的意涵。在这点上，西方学界的学科设置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兹以笔者在国内外的历史学学习、研究、教学的经历为线索，从一个中国史研究者的出发点，对中外关系史的学科体系构建提供认识和思考。

一、学科的“分”与“合”：高校历史学课程与通识教育

现代学科的诞生与发展是学问永无休止地分化、细化的过程，各个越分越细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汇融也在催生新的学科。现代历史学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而中国的现代历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并体现在各个学校的历史学课程设置中。但是，据笔者所历所见，中国大陆高校的历史学学科的课程设置趋于固定，在近四十余年间，其改变应该说是不大的。由此观之，一个明显的缺点便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壁垒森严，特别表现在本科高年级和硕士阶段。近年来一些高校尝试与国际接轨，纷纷试行通识教育。但由于遭遇学生考研或推免升研效果不理想的困境，不少改革实难推进，历史学科里的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壁垒仍在。相比而言，欧美院校和港澳台一些大学则能较好地融合不同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以笔者所熟悉的北美院校为例，即使到了博士研究生阶段，修课范围还得逾出主攻方向。笔者在美国孟菲斯大学读博期间，第一副专业是美国黑人史，第二副专业是西方思想史。据丛小平介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还需完成第三个副专业。修完一般不少于三年的学分课后，还需通过综合考试（“comprehensive exam”）,才能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这样的通识性课程设置，显然有助于培育学生形成广博的知识结构。

不仅如此，得益于通识教育浸润而成的禀赋，北美院校的学生根据学术兴趣的变化而转换专业的情形并不罕见，并且往往能发挥跨学科、跨专业的优势。比如，“加州学派”领军人物之一王国斌的本科专业是经济学，硕士专业是欧洲史，博士阶段研究中国史。其著作《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充分地发挥了他对中国和欧洲社会形态都有深刻见解的特长。而王氏与一位经济学家罗森塔尔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更是融合了历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不少问题上均有独特的建树。《什么是环境史》的作者唐纳德·修斯的本科专业是生物学，这一起点对他后来参与环境史学的创立以及他个人的环境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仅如此，北美院校的国别史、地区史教学中，也能够不拘囿于孤立、封闭的特定空间的分际及其内部机制，还着眼于外部的联系。如北美一些高校开设的课程“Modern China”都是从晚明开始，“Modern Japan”是从德川幕府初期开始，皆强调了地理大发现后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下各个地区涌出的新气象和连锁反应。此外，开埠前的明清时代又被称为“中华帝国晚期”，以示其与之前和之后社会阶段的连续性与差异性。

即便中国古代史课（“Traditional China”或“Chinese Civilization”），也多突出中、外文明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碰撞、冲突、对话。如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的异同对比、丝绸之路、佛教的传播及其中国化、唐代各种外来宗教的并存、蒙元时代的征服与欧亚大陆的联通、郑和下西洋、明末清初传教士构筑中西文化交流桥梁；等等。以笔者在密西西比大学开设的“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课程为例，我组织学生们讨论了以下课题：第一，明末清初西来的利玛窦等欧洲耶稣会士与皈依基督的徐光启等中国上层士大夫，协同构建西学、西教与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东亚文明交流的桥梁；第二，郑和下西洋对印度洋贸易网络的整合与制度化，无意地成为15世纪末肇始的欧洲人所领引的全球化进程的前奏；第三，近代中国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的依次递进的过程，但何以蹈入“别了，司徒雷登”的结局。这些宏大议题其实都超越了刻板的专门课程的藩篱，体现了通识精神。

综上，以课程设置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制度对人才培养至为重要。通识教育不在于基础知识的机械性叠加、累积，更在于以开放的胸襟和视角全面拓展和打通各个专业领域的屏障。对于中外关系史而言，其学科涉及不同的国别、语言和专业等，能否切实有效地实行这样的通识教育，制约着其研究的成败。

二、世界史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比较视野与全球架构

司马迁谈及史家的使命在于“通古今之变”。可见，历史研究中要养成历时性的瞻前顾后的上下通贯意识。同时，随着历史进程中空间的扩大，“通”还需“左顾右盼”，贯彻在比较与全局的视域里。

近几十年来，以展现世界各个地方、部分之间流动与跨越为旨趣的全球史在史学界崛起并风靡，有助于打通各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泾渭分明的畛界。这既是欧美史学对西方文明优越论及其“西方中心”史观的自我纠正，也带动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史学研究走向全球化。

早在二十年前，笔者的导师卜正民教授在多伦多大学开设过一门名为“十天”（Ten Days）的大课，通常有几百人选修。这里的“十天”是选取了特殊的日子发生的十个代表性事件。它们出现在近现代欧美之外的“非主流”国家和地区，却深刻地规范或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这样的探索说明了史学研究的取向之一在于发现以往被忽略但意义重大的分叉和现象。2015—2016学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旁听了多门课程，其中一门名为“Human History”，上百人济济一堂，抢不到座位的学生只好站着或坐在地上。担任此热门课程的历史学系两位年富力强的讲座教授每次都联袂到场，尽管两人主、次角色依次轮换，但授课形式基本上是一个接一个地提出问题和注意点，与学生相互答问。与“十天”课相近，各个主题和众多议题都是紧扣着欧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和比较的宗旨，试图使学生理解每个地区、地方都重要（matters），但其重要性(significance)尚需在与其他地区、地方的互动（interactions）中深入挖掘——因为它们的交互作用影响着世界历史波动、起伏、前进的路线和节奏。这也应该是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重点。

对中国史研究而言，“树木”与“森林”兼顾的观念要求我们把中国放在全球史构架里，从世界看中国，即便在第一次全球化之前，也要注意中、外之间的联系。即使在中外的对照中研究，也应把中国置于世界历史中相应的位置。中国史与世界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史是构成世界史的一个有机部分。对中国学者而言，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能够把中国与其他地区勾连起来，从而增强对世界历史整体进程的认识和把握。笔者在北美曾开设一门课名为“Chinese Revolu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比较视野里的中国革命），正是把中国革命放到二十世纪前半叶“世界革命”的语境中去理解。

王国斌主张，可操作性的比较研究建立在认可被比较的对象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的前提之上，否则彼此没有可以检验的共同规矩。罗威廉的两本汉口史研究专著，在北美高校的比较世界史教学中常被列为中国史方面的参考书目，其中一个原因是他采用了超出具体历史经验的带有普遍性的标尺，并提炼出不同区域文明之间比较的一些论述模板。后来彭慕兰的《大分流》更为普遍地被采用。单纯个案本身无法挑战理论与范式，案例分析提升到学理层面方可实施有意义的证实或证伪，从而推动历史认知的进展。

对于中外关系史而言，能否将中国放在全球史框架中，并在宏观框架下对相互关联的作为国家或地区的不同主体进行比较性的追索，才有助于对彼此之间关系的历程与面相复杂性的深层理解。能否深入研究其内在机理和逻辑，而非浮于表面，才是构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关键所在。

三、“知识是整体”：打通学科分隔的钥匙和门径

北美大学从通识教育开始，一直到博士阶段，对“博”的苛严要求是知识的整体性特征使然。取自不同文化生境的信息资料，原初状态不过是零碎、片段、繁杂的感性知识。在现代化以来的历程中，各个地方的经验和实践，惟有升华到学理层次方能建设成为一体化的现代知识，并得以持续地推动着各类各门学科谱系的进化和革命。知识杂不等于知识多，知识多不等于知识博，知识博不等于知识结构合理。知识不单单指知识信息量的大小、多寡，而是贯穿着价值观、思想性和逻辑序列并通过理论与方法整合而成的系统。

卜正民凭借渊博的知识功底，从《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开始，连续写了几部引起广泛反响的全球史著作。与二战以来研究中国的几代北美历史学家一样，他并不认同“汉学家”（sinologist）标签。他自视为世界史学者，而中国给了他一个窥测人类社会的案例，正如他年轻时与朱维铮的讨论，将自己定位为一位outsider——透过窗户看中国这个屋子里的人和事。

笔者回国以来，常年开设“西方汉学”（实为二战后以北美学界为中心的“China Studies”）一类的课程，注重知识体系的专业化学术训练，特地淡化“史学史”色彩，通过引导学生精读相关原著，旨在帮助其原汁原味地理解西方学者的理论、视角、路径、范式和方法。笔者认为，特别是用英文阅读原著，重点不在于了解他们的具体观点是什么，而是要深入探究西方学者为什么这么认为，又是如何观察、分析、阐释和演绎的。从本质上讲，无论西东，学术研究目的都是逐步提高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经验的认识，主要表现为质量上的高低之别。

以两位早年留学海外、又曾同在清华大学执教的雷海宗、张荫麟先生为例。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的是法国/欧洲史的博士学位，张荫麟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阶段攻读的领域是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回国后，他们的主要研究俱在中国史领域，但其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眼界使得他们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取得富有开创性的成就。韩儒林先生在蒙元及内亚史的现代研究中的卓越贡献，与其游学西欧多所名校、熟谙多种语言和文化的生涯不无关联。如果要真正弄懂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文明史，必须懂得其语言。这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之一。

由此看来，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在“恪守”中国历史文化“本位”的同时，也必须努力学习、掌握其他语言，有意识地从本源开始深化对其他文明、历史的了解。

中外关系史的学科体系构建，终究是要落实在基础训练、知识结构、学术目光和理论方法上的，笔者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这些方面和环节对审视和解析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历史问题及其内在理路的重要性。当前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需要突破现有固化模式，超越就“关系”谈“关系”的僵硬话语和封闭语境，使其具有开放的弹性。为此，笔者以为，须将中外关系史置于以全球为维度的整体构架和比较视野里。而要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提升超越具体历史经验与实践的理论的水平，跟踪不断分化、细化又不断交叉、融合的新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同时，在中外关系史学科以外，其他领域和方向的历史学研究同样离不开对不同文明、历史之间的联系与比较的审思，也能够间接或直接地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