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走向宽阔处

很多年来，陈平原一直有个念想，希望可以躺在自家的沙发上休息。早先居住条件有限，愿望奢侈难及，后来搬了几次家，房子越来越大，他便特意买了一张四人位的L型沙发放在客厅。

可惜梦想还是没能成真。这张沙发如今只能将将坐下两个人，其余的地方全都被堆叠成摞的书籍占据了。在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茶几上是书，餐桌上是书，斗柜上是书，地上还是书，蔓延的一面面书墙甚至会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所有格局原本就是被这些顶天立地的书架分割出来的。比起陈平原和妻子夏晓虹，书好像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这倒是很正常，毕竟夫妻两人都是北大学者，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更被外界熟知的身份是曾经的北大中文系主任。

陈平原、夏晓虹夫妇在家中的书房。摄影/吕宸

有人问过陈平原，家里到底有多少册书，他答不上来，因为根本没有统计过。无论自己还是妻子，他们的书从来不是为收藏而存，读书是他们的职业，也是跌宕人生的起伏中自我培养成的一种习惯——曾经的荒疏岁月里，读书是他们度过艰难时光的唯一慰藉；历史的转弯处，又是读书给予了他们改写命运轨迹的机会。时至今日，“少时山村里昏黄的灯光，深夜中遥远的木屐，盼望雨季来临以便躲在家中读书的情景”，仍会不时闯入陈平原的梦境；那些散落在康乐园与未名湖的青春记忆，也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浮现于眼前。

只是书攒得久了终究不免成为一种负担。与日俱增的藏书规模不仅挤压着正常的生活空间，还消耗了些许书生雅趣——以前陈平原会给每本书都盖上藏书章，章上刻着一个台灯形状的繁体“书”字，灯下有两个并肩阅读的小人儿，一个是他，一个是夏晓虹，后来书实在太多，便懒得盖了。最为恼人的是，愈发杂乱之中往往找不到眼下需要的那一两本，尤其对于陈平原而言，这般翻箱倒柜的徒劳更是常有，因为他的研究与写作总是会在不同的话题间来回穿梭。

漂移

最近，陈平原出版了一部新的论著《有声的中国》，这一次他将思索的锚点又投向了兴起于晚清并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的演说。事实上早在2001年他就撰写了相关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并于此后二十年里持续掘进，逐步搭建出一部勾连起政治、社会、文学、学术、教育乃至大众娱乐的现代中国演说史。

陈平原新作《有声的中国》。

这是一次极具开创性的探索，在过往对现代中国的关注中，声音是一个相对滞后甚至缺失的角度与对象。也因此，这一探索进行起来颇为不易，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资料的稀少。“到目前为止，鲁迅的声音我还是找不到，蔡元培还能找到一点，闻一多也能找到一点。早年我们并不关注声音的保存，不用多说，即使录音手段没有普及的80年代，我们都很少保留下声音。而且我们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或思想资源，我们的思路还是‘文字镂于金石’，觉得重要的当然得写下来传播开去。” 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何还原现场，则是另一道充满挑战的“技术”难题。比之于有限的声音资料，演说的文本相对而言倒没有那么捉襟见肘。只是演讲者“说什么”固然重要，“怎样说”亦不可忽略，毕竟“只有在现场，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

而且严格说来，所有的演讲记录稿都很难准确传达演说者的真实意图，“因为当初的记录者、整理者经过自己的淘汰，会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忽略了。什么环境、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背景、什么听众、什么目标，这些对于演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陈平原说，“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和学术训练才能让那些东西浮现出来。”

囿于这些限制，关于演说的话题，陈平原最初的设想没能全面得以实现。同时一个无奈的遗憾在于，某些牵涉现实的内容，由于暂时无法展开，也只能先按下不表。“作为演说也好，作为日常生活也好，声音包括有意义的声音和无意义的声音，还有沉默。什么时候是高亢的，什么时候是低沉的，什么时候干脆沉默，这些其实都需要进一步的展开论述。”陈平原说。

尽管如此，这本最终只有两百余页篇幅的《有声的中国》，依然被陈平原视为自己在“声音”研究方面的总结之作。“这本书现在只能做到这个地步，我只是做一个个案、开一条新路，然后大家再往前来发展。”陈平原说，9月份，他会组织召开一个二十人左右的讨论会，邀请学生以及学界同仁一起从声音入手讨论现当代中国的可能性。

“发凡起例”，这是陈平原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治学思路。倘若换成一句更为普及的说法，即“但开风气不为师”。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在这种自觉意识的导引下，他才主动地从文学视野中跳出，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在多元的未知中努力尝试拓展学科疆界。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标志性学者，他自90年代中期就开始转向学术史研究，从学人精神到学科体制再到述学文体，完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三部扛鼎之作。也是从这里，他捕捉到演说对白话文形成与现代教育的作用和影响，开始思索“有声的中国”。

与此同时，陈平原的研究触角还延伸到大学、都市和图像——由北大的百年往事入手逐步追踪出愈发丰满的晚清以降大学史，从个人的北京记忆出发提出了“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系列课题，以晚清画报为契口发掘了近代以来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的知识转型过程。所以近二十余年，他每一次带着新鲜的著述出现在学界与读者面前时，都像是一次全新的登场。

不过对此，陈平原自己表现得很是谦虚：“其实对学者来说，不断地漂移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我又是一个老师，必须往前走，然后给学生开出不同的路。”

感慨

陈平原的“发凡起例”如今已激起不少回声，尤其是由他发起的都市文化研究。从2003 年起，他与哈佛大学学者王德威合作，联合近百位跨领域的国内外学者，分别在北京、西安、香港、开封召开以“都市”为对象的国际会议，产生了一系列兼及文学、史学、考古、地理、建筑、绘画、电影、音乐等多重视角与思路的议题，一批年轻学人也推出了自己的专著。

相比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样共同参与、思考和讨论的局面是陈平原更为看重的价值，也是他在学术追求以外从一开始就想要推动的现实意义。“做这么多尝试，我不敢说我每个专业都能成为第一流的专家，但我希望对每一个话题都形成高等常识，然后重新在人文学的旗帜下做一点沟通、对话和整合。我想回到一个话题：晚清以降，文、学分立留下来的巨大遗憾。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专业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跟其他专业对话了。”陈平原说。

这抱负和期待颇具雄心，其背后动力，除了陈平原知识分子自觉的责任意识，也埋藏着来自其遥远时光里的一份美好记忆。

那是1985 年在北京召开的一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在后来的当代文学叙述中，这次回忆也被称作“万寿寺会议”。

会议的前一年，30岁的陈平原刚离开中山大学，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在北京，他只认识北大的广东同乡黄子平，于是就带着自己的论文去找他。黄子平随后把论文推荐给已留校任教并担任王瑶助手的钱理群，钱理群看完，当晚就找了王瑶。就这样，陈平原成了北大中文系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博士。

同在北大，陈平原和黄子平经常跑到钱理群的宿舍去聊天，聊着聊着三个人便聊出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来。之后，他们把这个想法也带到了万寿寺的会上。

在一篇题为《从万寿寺到镜泊湖》的文章中，学者王晓明是这样描绘那次会议的情景的：“那还是一九八五年的暮春时节， 北京西郊的万寿寺里 , 几十个神情热烈的年轻人 , 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问题。就在那座充当会场的大殿里，陈平原第一次介绍了他和钱理群、黄子平酝酿已久的‘打通’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设想。”

在王晓明的回忆里，当时听到陈平原的发言，自己和许多同行都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几个月后，《文学评论》刊发了钱、黄、陈三人署名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读书》也以六期杂志连载了谈话体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986年，日本学者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竹内实诸和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李欧梵到访北大，点名要与他们三人座谈。正是从这里开始，陈平原成为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响亮而无法绕开的名字。

“从一个外省青年变成京城学者了”，如今的陈平原并不否认那一年之于自己的重要意义，只是对于当初思考的内容，他早已不再有丝毫的沉湎。

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带着清晰的时代印记，其中的种种论述也有许多粗疏。“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表述，它就是学术史上的一个路碑，搁在那边大家看一看，有人往左，有人往右，有人拆解，有人表扬，就这样。”真正令他感慨和怀念的，是那个时代合力奋进的精神以及热情讨论的氛围。“三人谈刚出来的时候，北大研究生会组织过一个讨论会，连数学系、物理系都一起来谈，虽然没有专业训练，但是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

陈平原觉得，就学科的发展、学术的成熟度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言，90年代确实要比80年代有所进步。但同时互相之间的倾听与交流也消失了，各人做各人的研究，各人写个人的论文，不再关心别人的思路和命题，“不要说文科、理科、工科、医科不在一起讨论话题，连文科里面的各个院系也不讨论，甚至一个系里不同（研究）时段的人也都不讨论了。”而这背后，一个更大的失落是，大家已经没有了共同关心的话题。

底色

其实，陈平原的治学思路自始至终都有着源自80年代的浓重底色。他自己也说：“我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理想主义、宏大叙事这些至今还在我身上留有精神印记。”

即使是早期的小说及散文研究，陈平原的着力点也大都在于努力构建出一种“史”的脉络与框架。在其专著处女作《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自序里，他就鲜明提出过“小题大做”的主张——口子不妨开得小，但进去以后要能拓得宽挖得深。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是受到过《科学革命的结构》那本书影响的，讲学术范式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其实我们那代人好多人都会受这个影响，因为80年代大家都觉得不仅是社会的突变，也是一个学术的研究范式的突变。”陈平原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才在90年代中期停止了单纯的文学研究，因为他认为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常规建设，很长时间内只是学术积累，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在公众的既有印象里，陈平原大抵应该属于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既鲜见溢出胸怀的慷慨意气，也没有什么登高一呼的惊人之语。甚至连他自己也曾在文字中写下过这样的“自白”：“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与其临渊慕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但事实上，他只是把心情“压在了纸背”。在内心深处，他一直都徘徊于书斋生活和社会关怀之间，无法真正做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因此，无论是从学生时代到十年前始终参与刊物和丛书的编辑，还是丝毫不逊于专业论著的随笔和杂感写作，他始终保持着“两副笔墨”。同时在学术的思索中也总是隐藏着强烈的现实观照：做学术史，意在为社会转型期走向分化的学界重新唤起“学者的人间情怀”；做大学史，旨在叩问何为大学，并思索教育的未来走向及命运；做都市文化研究，背后指向的是对城市发展的反思……

同样作为回应的，还有对“五四”的不断解读。除了《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和《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两部专著以及与夏晓虹合著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在陈平原几乎所有的研究中，“五四”都是一个须臾不曾缺席的身影。作为七七级大学生，陈平原曾与他的同代人一起在对1919的比附与模仿中安顿过自己的精神向度和历史定位，他认为，对“五四”的思考、追随、反省和超越是伴随了整个80年代的一个主题。

不过，对旧有印记的持守并不意味着一种怀旧或自我沉醉。恰恰相反，他一直强调80年代和“五四”在“生气淋漓”“众声喧哗”的同时也是“泥沙俱下”的。在许多公开的谈论中，他还反复提醒着要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

在他看来，自己这代人固然拥有跌宕起伏的人生，却只是赶上了连续转弯的大时代，无非努力顺应了时势而已。所以在回首时，务必要多点悲悯与自省，扪心自问“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夸耀的成绩，错过了哪些本该抓住的机遇，留下了哪些无法弥补的遗憾”。

发于2023.7.17总第110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陈平原：走向宽阔处

记者：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