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黄河从青藏高原向东南奔腾时，绕着阿尼玛卿山有一个180度掉头，改成向西北流淌，这个转弯的地方是松潘高原，周边包括青海的海南、黄南、果洛，甘肃的甘南，四川的甘孜。
黄河受到岷山的阻拦，河道发生弯曲，古人将这里称为“河曲之地”。河曲沿岸水草丰茂，适合养马，若尔盖大草原就坐落在附近。
中国至少有三大优良马种，分别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三河马、新疆伊犁的西域马、黄河河曲地区的河曲马。
三河马又称蒙古马，属中小型马种，虽然吃苦耐劳但体型不大，在蒙古西征过程中面对健硕的阿拉伯马和欧洲马有些相形见绌，长途奔袭能力却出类拔萃。
图-西汉乌孙国
西域马则是汉代西域天马的后代，又称伊犁马，汉武帝曾两度派遣大军讨伐大宛，终得“岁贡天马二匹”，为的就是从西域获得优良马种。
河曲马在宋明时期被称为西番马，座高达到1.5至2米，属于大型马种，河曲马为热血马，不仅耐力和爆发力优越，而且勇猛温顺，适合装备骑兵。蒙古马和中原马则分别属于温血马和凉血马，尤其中原马种性格多疑易惊，用于农作差强人意，冲锋陷阵则万万不能。
上述三大产马基地中，呼伦贝尔草原长期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匈奴、鲜卑、蒙古也是古代中原王朝的主要对手。西域马能否装备中原军队取决于王朝实力，如果强盛如汉唐自不待说，西域马可以通过河西走廊源源不断输往中原，但如果孱弱如宋，西北通路阻断，西域马就变得可望而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河曲马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的首选，这里距离东部核心区近，即使在宋代河曲之地被吐蕃占据，宋人也能够通过茶马贸易就近获得河曲马。
河曲马与中国历史的交集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秦国先祖在西部边陲为周天子牧马，蓄养的马匹可能就是河曲马。在秦始皇兵马俑的陶马身上，河曲马的线条特征尤其明显，可以想象在秦国统一天下那个战火纷争的年代，秦军士卒就是凭借胯下的河曲马与东方六国一较高下的。
图-李广利远征大宛国
到了西汉，由于汉初的凋敝，高祖刘邦在白登之围中颜面扫地，匈奴骑兵对汉军步兵的优势令几代皇帝心有余悸。武帝登基之后一面向西域索求马匹，一面在河曲故地繁育战马，促成卫霍大军深入漠北，封狼居胥。
东汉三国时期，西凉军事集团崛起，先是董卓带领西凉兵祸乱长安，后有马腾韩遂割据一方，尤其是马腾之子马超的骑兵，在与曹操对峙的过程中屡次将曹军打得丢盔弃甲，甚至曹操本人也要割须断袍方能逃脱。
南北朝时期，河曲之地在吐蕃与吐谷浑之间反复易手，特别是吐谷浑直到唐代才被李靖攻灭。唐太宗是个爱马的皇帝，对河曲之地的经营也是不遗余力，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唐军因潼关失守而丧失河曲，自此大唐再无强悍的骑兵解决藩镇。
两宋则完全丢失了育马产地，多数情况下只能龟缩在东南半壁，尽管神宗时期在河曲之地以北开辟出一小块突出部，但也很快丢失。无奈之下，宋朝只能经由茶马贸易从吐蕃购买马匹，宋人对马的需求量很大，每年进口大约一万匹，价格大概在50万贯上下，有时比市场价还高。最要命的不是耗费银钱，而是河曲与四川之间的道路太过难行，由于陕甘以西被西夏控制，马匹交易只能通过横断山脉的崎岖山路进行，比如“松茂古道”，马匹的损耗极大。
到了明朝，朱元璋专门设立茶马司，大量收购河曲马以便与北元的蒙古马抗衡。清朝入关之后实现大一统，河曲马的军事意义逐渐淡化，如今河曲的马文化也是区域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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