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大学是一门“技艺”

当下，一纸重点大学文凭，已然成为通往高级职业和体面生活的前提条件。然而，来自不同家境的学生虽然同处一座校园，但对大学的了解和在校的感受可能相距甚远。寒门学子在大学里究竟体验如何?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方面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性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本书指出，家庭背景优势不仅带来了雄厚的物质支持，更意味着一整套关于“上大学”的文化技艺的传承，这使得出身优渥的大学生得以在白热化的出路竞争中抢占先机，而家境平平者却更容易与机会失之交臂。作者认为，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

郑雅君 著

熊庆年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文｜郑雅君

对于那些冲破无数壁垒、最终赢在高考的寒门学子而言，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

基于对国内两所著名大学62名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跟踪式访谈，本书将向读者展现，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纸名校录取通知书并不能确保将学生带入向上流动的光明前景，而仅仅是一张声称“获胜者通往此地”的游戏入场券。要在大学场域里的这场游戏中获胜，即在毕业前夕可以顺利获得高级职业的入职邀请，或是著名研究所的深造录取，学生需要掌握一整套特殊的技艺——一套关于“合理”看待与安排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

更重要的是，这套技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优势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所赋予的。低微家庭背景出身的学生，即便考入名校，享有学校提供的丰厚资源，或许也勤奋努力、执着追求，却很可能因为没有以某种有效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难以将所取得的名校文凭兑换成更高的职业地位。换句话说，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又一个隐秘的筛选过程，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

受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的影响，我预先假定了“选择毕业去向”这一行动总是出于清晰的、足以构成行动动机的目的，只不过对目的和手段的选取受到了外在价值规范的约束。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被访者的切身经历表明，大学生的出路结果不总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不少人的毕业出路更恰当地说是一种无意识、非理性的“被选择”，即在全无计划的情形下临时抓住一个恰好够得着的机会。

在当前所面临的升学、就业市场和竞争环境下，大学生要获得有优势的毕业出路，就需要在入学后尽可能快而清晰地确立生涯发展方向甚至具体的职业目标，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手段，利用大学的资源去尽可能地实现目标。我的研究则发现，名校大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的方式上，特别是在树立生涯目标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阶层差异，而不同阶层在运用有效手段去实现目标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毕业出路不平等的症结在于，即便是同处名校、有同样的资源可以利用，寒门学子却仍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而使他们的教育文凭在被“兑现”为优势出路的环节打了折扣。

无疑，与家境相连的方方面面的欠缺都可能构成获得优势出路的拦路虎，例如欠缺的经济能力、匮乏的关系网络，以及家人有限的智力支持……不过，我在书中想着重揭示的是更为隐蔽的文化障碍，即一种因不具备精英大学中被默认掌握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而造成的无形障碍，既不利于较低阶层大学生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也不利于他们产生主观的自我认同和对自身出路的满意感。

在所有的教育机构里，文化障碍在一流大学中尤为突出。因为今天的一流大学远非一个控制森严、整齐划一的场域，也并非一个精英化到能够完全消除轨迹差别的狭窄空间。恰恰相反，不同阶层背景的学生都身处其中，并享有相当多的闲暇和自由，这就对文化障碍的形成奠定了土壤。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指出，即使在学历相同的情况下，社会出身的差别仍然体现为文化能力的差别：

“首先，当人们对一种严格的、可严格评测的能力要求越少，而对一种文化的熟习要求越多，这种差别就越明显；第二，当人们从最具‘学术’特征的和最‘正统’的文化空间转向‘课余’文化这种更松散和自由的文化空间，这种差别就越明显。”

受布迪厄及其后继者的理论启发，我在本书中揭示了根植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习性是如何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并系统地分析了两种模式下学生是如何遵循各自的逻辑安排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低阶层大学生更常用的“直觉依赖模式”，实际上与当前精英大学对学生文化技能的隐性要求不相符合，这使得他们常常在浑然不觉之中错失利用名校资源为职业前景做准备的良机。

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将上大学比作一个“迷宫寻宝”的游戏，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就好比是手持迷宫地图，事先已经做好路线规划的一类参赛者，而“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大学生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地图，对其中隐含的规则也不甚了解，更谈不上提前规划路线，因而更可能在里面绕弯子。

对“直觉依赖模式”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发生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换。但因为两类学生在道德感上的抵牾总使得双方的拒斥多于融合，而大学也并未为低阶层学生有意提供那些重要的文化技能，因而总体来说寒门学子完全突破文化障碍的机会仍然比较小。

根据内化的价值信念驱动生涯方向的程度不同，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进一步可以分类为“自主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运用“直觉依赖模式”的大学生进一步可以分类为“价值归顺者”和“迷失无从者”。对寒门学子特别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原本处于不利地位的“直觉依赖者”通过对主流理想信念产生认同而获得体制的赞助性流动的一种可能性。

尽管现阶段的青年一代正置身于一个嘈杂而富有张力的“意义角力场”，但内化程度比较深的价值信念仍可能对生涯目标的选择产生方向性的指引，从而帮助大学生避免落入迷失无从的窘迫境地。在塑造学生的价值信念方面，高等教育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关键过程。

某种意义上，“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代表着一个连续统的两极。家庭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预先为学生在这两极之间奠定了位置，而学生在大学里所增长的见识和内在发生的改变，也持续对学生在这两个模式之间的倾向产生着动态的影响。

(本文摘选自《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导论，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