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里的魔鬼：爱伦·坡小说《钟楼里的魔鬼》中人类的生存困境

爱伦·坡的小说自发行以来，一直风靡世界，学界也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了分析，包括题材、叙事策略、表现手法和影视改编等。而异化作为爱伦·坡小说中难以忽视的主题仍然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

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西方社会长期信奉的理性至上原则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机械化大生产，充分体现在人们对效率的执着上。

时间成为人人追捧、算计和计划的对象，量化和可计算化的原则覆盖至社会的各个领域以便人们对时间进行精准把控。于是所有人都被迫服从社会的合理化原则，人的完整性被打碎，情感性、具体性被剥除，于是部分取代了整体，量化的原则已经成为主宰社会的强大力量。

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在文学上诞生出大量优秀的作品，其中爱伦·坡的作品以怪诞、恐怖的独特风格闻名于世。

《钟楼里的魔鬼》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怪诞的故事，在古老封闭的自治城中，人们依照自治城中心钟表划分出的时间麻木地度过日复一日的生活，却感觉祥和幸福。

直到有一个天，一个外来者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切，他拨乱了自治城中心的时钟，让本该敲十二下的钟表响了十三声，于是居民们像输错代码的程序一样陷入了疯狂，自治城的宁静、美好不复存在。

小说虽然写于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未发表的时间，但这个短篇小说用诡异荒诞的故事反映了：

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深受理性原则掌控，虔诚地追求时间，却反被时间主宰的异化状态，并且预示着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人类越来越沉重的生存困境。

一、机械化的环境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大量“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工人涌入工厂，流水线将人的完整劳动切分成孤立的部分，工人们无法通过劳动产品反观自己的价值。

资本家用劳动时间的量来衡量人的价值，于是数量决定了一切，时间失去了它可变的、质的性质。

时间中质的瓦解对应的是劳动主体与主体人格整体性的分裂，完整的劳动被分割成了单调、重复且无意义的孤立动作，这样的劳动成为社会中大部分工人的日常。

而小部分资本家由于将人工具化，将完整的人当作追求剩余价值的手段，于是自己也丧失了人性中爱和自然的部分，变成了追求利益的工具。

社会中每个人都成为机械化大生产的零件，这就是劳动异化的过程，《钟楼里的魔鬼》描述的便是这样一个由“零件们”组成的机械世界。

“不知现在几点”的自治城是一个被时间封存的地方，“只要暗示丝毫改变的可能性都会被认为是出言不逊”。

整个自治城围绕着河谷建成了表盘的形状，连绵不绝的群山包围着六十座小房子，它们如表盘上的分钟一样分布在以钟楼为轴心的河谷上，孤立而闭塞。

时间的意志控制着整个自治城，每家门前的二十四个卷心菜象征着一天的二十四小时，卷心菜与时间的换算正如工资被劳动时间量化，卷心菜一边看管着居民，一边犹如工资联系着人们的生计，自治城就像流水线上的合格品，是机械化、标准化的工业产物。

除了居住环境的标准化，镇上的居民也过着整齐划一的生活。

计时器在自治城是控制一切的力量，“主妇围着锅忙碌”“左手拿着一只小巧而沉重的荷兰表”，男孩们喂猪、抽烟、捉弄动物——将猫和猪的尾巴上都系上“打簧表”，“喷一口烟，看一看表，再喷一口烟，再看一看表”，老头子坐在门口“每时每刻至少一只眼睛”盯着钟楼上的大钟。

每一个居民的行动轨迹都按照他们的类别划分成统一的形式，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人变成了上了发条的人偶，程序化、机械化地执行着任务。

自治城的秩序也完全是僵化的，“打破事物一贯的正常规律是错误的；在‘不知现在几点’以外的地方一切都无法忍受；我将永远忠于我们的钟表和卷心菜”。

这三条原则是自治城的法律，是居民们的共同心愿，也是自治城幸福、祥和的根本。日复一日的生活在居民眼里是“正常规律”，由教条永恒主宰的社会，人们永远忙碌却永远不会进步，只是陷入停滞的循环。

“不知现在几点”的城名和居民们时刻关注时间的行为看似是一对矛盾的设定，实际上暗示着居民陷入停滞的现实。

时钟主宰着居民，按理说居民应该对时间了如指掌，但自治城的名字叫“不知现在几点”，这其实暗示了居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所有的行动全都由“事物一贯的正常规律”安排而无法改变。

人的主动性、自我意识被磨灭，人异化成为机械的人偶，仅剩的感情也是对理性规则和合理化原则的狂热和崇拜。

卢卡奇对合理化的解释是可计算性，根据计算和可计算性对一切进行调节。于是时间被量化，人也被量化。

然而实际上时间是前进的河流，人处于其中只有不断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自身的完善。小说中“正常的规则”将人的行为一一安排，人们相信循规蹈矩就能获得幸福，于是心甘情愿地成为合理化原则的奴隶。

二、不自由的行动

“正常规则”塑造出的幸福自治城是理性规则主宰的阵地，自治城的“自由民”实际上是僵化的、不自由的，他们的外观、行动和思想有着严格的规定。

钟表作为自治城的主宰，由它的存在衍生出居民的身份等级，通过同质化的行为和形象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居民。

对于普通的自治城居民，所有的男孩、妇人、老绅士都有自己固定的行动安排和衣着打扮。而钟楼管理员作为最尊重的身份，他与普通居民的区别也仅在于服装更大、肚子更胖、下巴有更多层。

人的行动只是按照时间的安排因循守旧，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异化成物与物的单一联系，人的独特性被取消，人变成了同质化的存在。

同质化的人无法接受合理化原则的打破，改变行动轨迹意味着生命意义的崩坏。“山那边出不来好东西”这句话过去是自治城居民对改变的排斥，却成为混乱来临的预言。

对于规则的信奉让居民认为山那边出现的袖珍小人是“怪模怪样”的，“他一会儿迈着西班牙舞步，一会儿又来个旋转滑步，似乎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踩准拍子这个概念”。

踩拍子意味着规律和节奏，意味着按照时间的合理划分行动，小人的随意对居民来说是混乱和无序的表现。

但由于最重要的报时时刻即将来临，时间即指令，每个自治城居民的行动轨迹早已规划好了，他们没办法阻止这个外来人的胡作非为。

于是袖珍小人一路冲向钟楼，扰乱了时钟的正常报时，让自治城响起了象征着混乱和灾难的第十三下的钟声。

随后，整个自治城像发条坏了的玩具，“‘不知现在几点’的所有自由民立刻陷入一种可悲的骚乱状态”。自治城的混乱正是理性原则崩溃后，异化的人类无所适从的真实写照——发疯。

居民困于时间的规划中，却也依恋着这种因循守旧的生活，完整的人性被规则剥离了，创造力、想象力和自我意识被他们抛弃，有的只是对规则的沿袭和服从安排。

那么这些规定又是如何产生的，从19世纪的社会现实出发可以归因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西方信奉的理性至上传统、量化的时间分配和资产阶级逐利的原始欲望。

因此小说中描述的自治城作为小说中整个世界的缩影同时也是小说之外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

工人们像奴隶一样在工厂干着重复的工作，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将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行为量化，认同合理化规则的同时，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也异化了。

最终，时间的量取代了质，全社会的人都被笼罩在时间的量化之中，无法自拔。

三、无处可逃的规则

自治城的居民被理性规则控制失去了独立意识，自治城外面的世界也是如此。对规定性的崇拜，被时间禁锢从而主动将自己客观化的行为，导致的是人成为被理性分割的孤立的原子，从而丧失了人性的情感、具体性和创造力。

叙述者声音为解读小说提供了线索，“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或者，唉，曾经是”。叙述者一开始就对这个腐朽的自治城充满热爱，“曾经是”表现出他对秩序打破的惋惜。

谈到“不知现在几点”自治城的起源，叙述者说“只能采用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口吻，这种态度是数学家们在对付某些代数公式时经常迫不得已采用的”。

数学家对代数公式本应是严谨、认真的，而在这个荒诞的世界，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是对待代数公式的专业态度，小说以这样戏谑的口吻讽刺了人们对理性的盲从，人们所谓的探究科学实际上是对规则、固定程式的顺从。

正如《启蒙辩证法》中提到的理性困境“启蒙倒退成神话”，理性原则成为迷信。除此之外，叙述者在介绍“不知现在几点”的城名时，引用“饭桶先生”和“酒鬼先生”的观点，“笨伯先生、蠢汉先生、自吹自擂先生和大吃大喝先生”的点评成为研究问题的参考资料。

这些带有贬义的人物特征却是这个荒诞世界博学的人，爱伦·坡通过直白的讽刺道出异化世界的盲目无知。

小说最后，叙述者向世界发出求救：“向所有热爱准确时间和美味腌菜的人请求援助。让我们列队向自治城前进，把尖塔里的那个小家伙驱逐出去，使‘不知现在几点’的一切恢复古老的秩序。”

一方面，自治城六十户人家无法驱逐一个破坏者，而是全部疯了，自治城也陷入混乱，荒诞的书写反映出异化的人类失去生命力的主题。

另一方面，这条新闻的传播侧面印证了叙述者的读者也是崇尚理性原则、认同合理化规则的人。

另外，小说的结构也蕴含了双重含义。故事既是爱伦·坡为读者创造的荒诞世界，叙述者求救的结构设定也暗示着爱伦·坡的读者也正亲身经历着这个异化的世界。

爱伦·坡以戏谑的口吻嘲讽这个被时间操控的世界，当整个世界都遵循僵化的规则并且自愿将其合理化后，“不知现在几点”小城中人偶般的居民便是理性原则发展到极致后人类的下场。

正如吸收了异化理论的哲学家卢卡奇所说：“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人与人的关系也会物化成物与物的关系，人便成为非人的存在。

《钟楼里的魔鬼》描述了一个人人被时间控制却甘之如饴的荒诞世界，影射了19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资本主义为了压榨出更多剩余价值，对时间进行精准把控，并将其合理化为至高的法则，让人们自愿将自己客体化的骗局。

同时通过荒诞的自治城中的种种情境展示出人被异化之后的生存困境，即失去感觉、失去自我意识变成在世间无所适从飘荡的幽灵。

当合理化的原则让量取代了质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将不仅使劳动者机械化，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逃脱不了异化的命运，人的具体性、可感性、情感性消失了，有的只是机械地遵循孤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