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服：头戴青天白日徽，心是五角星上红

1937年9月6日，陕西泾阳县石桥镇天空低沉，阴云密布，秋雨淅淅沥沥。一个用木桩和木板搭建的简易检阅台上，一名身材高大的士兵看着台下安静站立的数千名官兵，手里拿着一顶黄色军帽。淅淅沥沥的雨声中，他用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声音动员面前的官兵：“换帽子没什么！只是走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我们解放整个国家。”中国意志不会改变！”

说完，他举起手中的军帽，指着中间的蓝天白日帽徽说道：“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色的，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色的。”！同志们！为了拯救中国，暂时告别红色军帽吧！”他缓缓摘下头上的红色军帽，将黄色军帽扶正，然后下达命令：“现在就换帽子！”数千官兵摘下红色军帽，换上黄色军帽。军帽，大家小心翼翼地将摘下的红色军帽折好，抱在怀里。

1944年，徐向前（左二）与朱德（右一）、贺龙（左一）在陕西延安机场。虽然现在的影视节目中八路军、新四军基本不佩戴蓝天白帽徽章，但从那时起就一直保留着。根据一些历史照片，从朱德、陈毅、贺龙、林彪、下至1939年以前的八路军普通士兵，大多数都会佩戴帽徽

衣服是红白的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宣布组建新四军后，南方八省15个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然而，许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国民党浴血奋战的干部和士兵却搞不清楚整编的命令。他们特别反对“更名红军”和“穿白军的衣服”。一些指战员甚至表示，用“白军”的十二角星取代红色五星是叛国革命。一些基层政工多年后回忆，与士兵一起动员时，甚至被士兵拿枪指着，问是否要投敌。还有干部坚决要求组织到当地上班，宁可不带枪也不换帽子。

1928年，红军在江西遂川缴获土布100余吨。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红军在井冈山茅坪桃寮村建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家服装厂。但此时我军还没有制式军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军队有了新面貌，但还没有焕然一新。为此，红军军需办公室根据苏联红军军服的样式，设计了一款具有革命特色的军服。经过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审阅，最终确定该军服是用深灰色小口棉布制成的，朱德总司令后来在记忆中说是“灰蓝色”，军帽是带帽檐的八角帽（列宁帽），帽徽是红布五角星，整个军帽用小棉布缝制而成，帽徽直接缝在额头中央，帽檐采用双层布制成，车舌制成，用竹片固定夹克为束腰外衣款式，开领，领口有红色领贴，领口有黑色镶边，门襟两侧有四个带盖口袋，两个斜口袋藏在里面。军裤是西装式的军裤，下面是打底裤。军服纽扣是四孔园骨纽扣，敌人阻拦时用零用钱制成。

1944年7月，美国向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巴雷特上校赠送了一枚军事奖章。左起：麦克纳利上校、乔治·阿姆斯特朗上校、赫伯·西奥、毛泽东、朱德、亨利·怀特塞德中尉。毛泽东从来不喜欢穿八路军的军服和帽子。他一直戴着红军八角帽

这段时间，我军服装厂几乎加班加点，制作军服等装备。曾任瑞金中央军委第一服装厂物资科长的尹成珍回忆：“工厂基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当物资充足、任务完成时，情况紧急，他们要加班加点，晚上还要点着煤油吊灯进行夜战。“布料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根据敌我边境的布铺采购，其次是战场的夺取，还有土豪没收的浮财。当染料不够时，被子厂用加利亚掺锅灰染灰色，用黄栀子染黄色，但前者禁止水洗，后者耐洗性差。

经过几年的发展，南方各根据地都建立了被子厂，而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陕北苏区也建立了自己的被子厂。1935年4月，红二十六军攻克延长后，在安定县曲树边建立了红军服装厂，杨志芳任厂长。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甘肃、宁夏时，将6台机器和部分工人合并到了陕北苏区的服装厂。据贾振清回忆，直罗镇之战后，俘虏不少。起初，红军战士要彻底改变。但考虑到产能，他们不得不先换帽子。即便如此，被子厂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

考虑到苏区服装厂工人数量众多，管理、住宿等困难，中央决定从服装厂分出一批工人，创办女装厂和鞋厂。当时女装厂约有200名工人，提交人的奶奶此时担任支部书记。据她回忆，为了保证中央红军的棉衣供应，被子厂和女装厂都在此时开展了劳动竞赛。每人每天缝制3套棉衣，最高纪录是每天缝制5套。

被自己征服

但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人口少，缺乏工业。因此，服装厂的机针等各种物资都需要通过敌人的封锁运进根据地。1937年，随着八路军整编，国民政府向八路军发放了一批单衣、棉衣。军委供给部服装厂迁至七里铺。有领导认为被子厂没有活了，要求关厂。

然而，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只有每月30万元，很难满足纸面上的4.5万名官兵。新四军就更苦了，因为国民党只给了新四军10300元的人员编制，经费也只有8万元。平均一个人一个月只有7块钱多一点。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中的逐步壮大，我军的实际建制明显增加。到1939年12月，国民政府提供给八路军每名士兵的经费只有0.67元，新四军还不到3元。即便如此，国家政府仍然百般克扣钱财，甚至彻底停止发放被子。难怪叶剑英用“一把枪、一颗子弹、一粒钱”来形容国民党给我军的钱粮物资。

但不管给予多少，国民政府确实给人民军队发放了制式军服。对于早期抗日战争改编中的服装变化，我们可以用陈赓将军在换服装时写下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红军永远是红军，是红军领导的队伍。”中国共产党。无论我们换什么名字，戴什么帽子，我们永远为共产党的荣耀而奋斗！”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开始穿双排扣翻领的布中山装式军服，上衣两侧有四个带扣的敞口袋。军裤分为西装式长裤、马裤和短裤三种。军帽的设计非常经典。帽耳的后半部分可以向下折叠以覆盖颈部，可兼作护耳器。军帽前壁中间有蓝天白日帽徽。据考证，这种设计是欧洲山帽的经典标准，近代以来一直在日本民间流行。

虽然现在的影视节目中八路军、新四军基本不佩戴蓝天白帽徽章，但从当时留下的一些历史照片来看，从朱德、陈毅、贺龙、林彪，下至1939年以前的八路军普通士兵，大多都会佩戴帽徽。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帽徽问题逐渐变得模糊。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一向不喜欢穿八路军的军服和军帽，出席会议时总是戴红军的八角帽。而且，几乎所有红军指战员都对国民政府的草黄色军服不感兴趣，所以我军仍然沿用灰色军服。

1941年11月，陈毅在新四军第四师留影，帽子上有蓝天白日帽徽记

由于国民政府口头上讲的是被子供应乃至整个后勤保障，所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得不根据各自的情况，在敌后建立自己的被子供应系统。据贾振清回忆，1938年6月，十八军总供给部服装厂在山西屯留六古仙镇成立。到10月份，已经发展到超过250人和24台机器。1939年初，国民政府停止向八路军供应被子。庆幸的是，各部委已经在地方层面筹集了被子。开设服装厂。

与此同时，第18集团军总供应部服装厂开始满负荷运转，要求每台机器每天至少生产20套衣服。虽然工作量很大，但附近的裁缝仍然愿意加入八路军。据当时在被厂打工的景明介绍，他的师傅在裁缝店一年只付给他6元钱，而八路军被厂的当地裁缝每月挣5元钱。

在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的服装供应开始蓬勃发展。之所以说百花齐放，是因为各根据地的服装厂根据自身条件制作的军服，在颜色上总会存在色差。例如，百团大战期间，基层指战员会用军服的颜色来区分陈赓的386旅和其他兄弟部队。因此，八路军司令部和大部分部队所穿的军服都是用当地方法染色的灰黑色军服，而386旅的供应部门则返回了黄色洋布，因此八路军生产的军服该大队的供给部呈稻草黄色。

同时，第18集团军补给部及各师很快发现我军标准灰色军服与北方野战环境极不相符，这对部队隐蔽性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更糟糕的是，日伪发现普通人日常穿的不是这种“八爷灰”，于是在经济封锁期间有意识地用灰色染料来吸引我军人员上钩，或者用这种颜色的布作为人们参加抗日活动的标志。证据。

因此，从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我军基地普遍开始增加草绿色（夏季）和草黄色（冬季）布料的生产。部队制服改为绿色。

改进展望

除了军服的颜色外，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服装厂对军服的改进主要集中在质量的提高上。1940年之前，我们的军用被厂基本超负荷运转，当地织造的面料质量比较差。因此，长期以来，各根据地生产的军服质量普遍较差。例如，《解放日报》于1944年专门推出了干浆土纱方法，希望取代当时各根据地普遍采用的蒸煮纱方法。

1942年，晋察冀军区物资部八路军正在缝制军服

当时军服比较突出的质量问题是“拜鞋”、“裤子不合身”、“被子伸长腐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基本上是各基地被子生产任务过重，工厂普遍缺乏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这些问题直到大生产运动后期，随着各根据地物资供应的逐步改善和军工体系对质量管理的重视，才逐渐得到改善。到了1943年，大规模生产运动中的妇女纺织运动已经动员了各地妇女，把提高纺织品的质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各地妇女和纺织厂普遍开展劳动竞赛，大批妇女被各地基地授予劳动能手称号。更有趣的是，纺织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也推动了农村妇女解放运动。

1939年，晋察冀边区供给部服装厂的女工们争先恐后地为前线战士制作军鞋

我军升级后，从1942年开始，我们就根据士兵的情况不断修改军服尺码。一般情况下，野战连和政府单位的指战员都是预先随机选拔的，并分别进行身体测量。动作特征是量身定制的。

当然，修改被子设计时，后要跟随前，美观要跟随实用。这方面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军服的纽扣上。早在红军时期，我们官兵的纽扣都是用金属和木头做的。前者一般用锡或小铜钱制成，费工费时，但尺寸比较整齐，手感和重量都比较好。一些从苏联回来的我党我军领导人不断强调“军人离不开铜纽扣”。木纽扣一般由圆木片制成，形状不规则，美观度较差。1941年，我军制式军服要求大纽扣7枚，小纽扣2枚，领扣2枚。到了1943年，统一为10枚圆形皮纽扣或木纽扣。当时很少见到金属纽扣。单衣成本也因此下降了约1角。

1943年，晋察冀八路军北岳区东线战役胜利庆典上，展出了日本92式步兵火炮。此时八路军军装的纽扣统一为10颗圆形皮纽扣或木纽扣，很少见到金属纽扣了

到了1943年，我们的军被厂只需要2.41平方英尺的布料来生产一顶帽子，只需要17.914平方英尺来生产一件上衣，也就是过去用来生产6件单衣的材料，但是现在可以生产10件。这种吝啬的经济和精致虽然节省了材料，有利于大生产运动的胜利，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军裤大、小等问题。对于日常走来走去的办公室人员来说，军裤的紧绷程度顶多是一个可以克服的小问题。对于经常要在敌火力威胁下匍匐前进或勇敢冲锋的前线指挥员来说，裤子迈不开腿就成了大问题。

1945年张家口解放后，八路军继续东进

由于我军军服在抗战时期根据当地情况和部队作战特点进行了改进，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军服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军帽逐渐改为著名的解放帽。新四军各部也开始统一穿草黄色军服。从最初的不理解、不认可，到因地制宜的简化和改进，八路军、新四军最终将一套不属于他们的军服改造成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和解放的胜利军装。使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