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掌辽东：熊廷弼的必死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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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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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与后金军的萨尔浒之战，以前者惨败告终。这场战役过后，明朝调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面临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后金作为辽东的新兴势力，甚至能够压制蒙古东部地区诸部。萨尔浒之战留给明朝辽东防线的兵员少之又少，而朝廷调遣的援兵虽然陆续到达，但兵员总数也并不多，且士气低迷。因为大家大概都知道这种情况下到辽东来防御后金，几乎就等于送死。

更关键的问题是，防御辽东需要钱粮，但明王朝对于这个重要防线所可能给予的资源支持，是非常不足的。明朝建立之初就确立了农耕为主的国策，并没有转而将商贸、矿产等可能带来财政收入增量的部分纳入财政体系，之后的200多年里，这一国策体系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文官集团动辄就拿祖训、成例不可挑战一类的话语来恫吓皇帝。所以，这个王朝一旦遭遇天灾，比如旱灾或者水灾，或者民变、边乱、外敌入侵，本来就紧张的国库就不免陷入干涸。辽东战事旷日持久，本就已经透支了王朝财力。

能不能加税呢？理论上是可以，但如果负担主要交由富庶的江南地区承担，士大夫阶层就会激烈反对，不惜全方位给皇帝以及王朝的各项工作添乱添堵。所谓阉党，其实本质上就是服从皇命，剥夺富人阶层（同时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帮人。换言之，当时的政治正确其实就是富人阶层、士大夫阶层拒绝与国共担，谁要是挑战这个原则，那就是士大夫的敌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坏人，是阉党。至于因为这种置身事外造成了明王朝倾覆，而席卷而来的清王朝无情地屠戮江南，并通过其内务府包衣主导江南地区各种资源的分配，事实性地降低了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分配序位，那是后话了。

明王朝为了应付边患，最终加征的税赋皆数落到了江南地区以外各地农民的头上，并激起了陕北等多地民变，发展为明末农民大起义，以至倾覆了王朝统治。

回到1619年的辽东，很清楚的一点是，熊廷弼必须要在各种资源要素高度不足的情况下给予良好调配，来尽到他作为辽东经略的职责。正如新出版的《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一书所谈到的那样，熊廷弼这一阶段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稳定局面，守住沈阳等关键城市。

当然，熊廷弼的个人性格也使得他并没有仅仅采取被动防御，他确实还致力于经营蒙古诸部，以期羁绊后金。虽然这一阶段他只出任了一年多的辽东经略，但也总算避免了萨尔浒之战的败局掀起连锁反应。

熊廷弼的批评者，肯定对这种被动防御感到不满，因为辽东防线不断消耗朝廷资源，又不能主动出击来消除隐患。这些批评者虽然对于辽东防线的败坏程度有一定认知，但毕竟没有身处前线，如书作者所谈到的那样，熊廷弼之后出掌辽东的孙承宗本来主张惩办熊廷弼，但在自己实际走访了辽东以后却主张宽赦熊廷弼。这大抵就是事非经过不知难的道理罢了。

熊廷弼遭朝中同僚构陷去职后，天启元年（162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之前那些为熊廷弼辩解的大臣出来痛斥批评者才是败坏国家的祸首。但宋朝、明朝的重要政治惯例就是言官的批评权是不受动摇的，不负责任的。

于是，熊廷弼被赶鸭子上架，二度出掌辽东。但同时出任辽东巡抚的王化贞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军事剿灭方略，而且其建议获得了从皇帝到大臣，再到言官的一致认可：皇帝之所以认可，是因为如果真能实现对后金的一举剿灭，实乃皇威浩荡的体现；大臣赞同，是因为辽东防线花钱太多，一直“烧钱”，倘若一举平定，国家的负担就会减轻；至于言官，大概是因为剿灭的思路听上去更威风。

所以，很快就迎来了广宁之败，明王朝在辽西走廊多年来花费巨资部署的防线化为乌有。熊廷弼从封疆大吏沦为阶下囚，并在阉党、东林党以及其他地方势力的角力中最终成为牺牲品。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这本书比较清楚地还原了熊廷弼“必死”的历史背景。简单来说，明王朝在辽东防线持续消耗国力的煎熬中，日渐油尽灯枯，对于该防线的支持也是很虚弱的。这对于强劲上升的新兴势力后金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对手。而同时期气候环境等复杂因素的改变，使得蒙古诸部不能如之前那样比较有效地牵制后金。用现在的话来说，大环境对于当时的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都并不友好。

而明王朝中枢的政治环境，文臣集团与阉党的角力使得朝廷事实性地无法破解财政资源不足的困境，每一个被送上辽东经略之职的文官或武将都注定成为悲剧角色，要在谩骂、猜度、诋毁中艰难度日。辽东特定的地理位置，又使得明王朝无法做到大规模从四川、贵州、江西、福建等相对边疆的省份调集的编训善战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