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伊和解是重大政治事件,本文拟探讨其动因。在谈沙伊和解的动因之前,有必要谈一下这里的“和解”。尽管是否有正式外交关系并不一定能够衡量两国关系的真实状况(比如中美上世纪70年代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关系的真实状况可能不比现在差),但是在这里笔者把沙伊复交作为两国和解的标志性事件。而且,这里的“和解”并不对等,主要指沙特对伊朗的和解,因为:第一,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伊朗一直公开声称愿意发展与海湾地区等国家的关系;第二,当初两国断交是沙特的主动行为。因此,这里谈沙伊和解的动因,将主要谈沙特为什么愿意与伊朗和解。
和解这一概念的含义可以包含于宽泛的合作概念之中。一般而言,促成两国合作的动因有:共同利益、制度和权力。但是沙伊之间的共同利益小于利益矛盾,同时两国也没有处于什么重要的制度框架中。因此,沙伊和解的主要动因应该是权力(力量)。就沙伊和解而言,其权力动因具体体现于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基本特点是东升西降。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对美国政府的影响是,其更加强调大国竞争,并且为了很好地与中国竞争,拜登政府强化了意识形态外交,比如:举行民主峰会、抓住卡舒吉事件不放,借口人权问题在也门问题上对沙特的支持力度不如特朗普政府时期强。同时,为了扩大影响力,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一系列具体化的思想和行动(“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对沙特更具吸引力。东升西降的力量格局下,沙特开始寻求战略自主,增强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以及摆脱美西方营造的伊朗威胁的意向。
第二个方面是伊朗比较大的权力。伊朗的权力促进了沙特与伊朗和解。首先,尽管受到美西方的打压,伊朗实力还在不断增长,并且伊朗不断提升与中俄的关系,比如中伊25年协议,与俄罗斯也有类似协议。其次,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顽强抵抗沙特领导的联军,令后者损兵折将,而且沙特自身的本土安全也受到威胁。也门对沙特来说就是个泥潭,沙特想体面地收手,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伊朗的支持。再次,伊朗正在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目前已经是正式成员)。沙特想加入该组织。但是,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2010年6月11日第1号决议批准的《上合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加入上合组织需要满足8个条件,其中第二个条件是:“与本组织所有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可见沙特要加入上合组织,就必须同伊朗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种形式的权力促合作/和平。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的权力。尽管沙伊两国改善关系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几年,其中间人是伊拉克及阿曼,但是伊拉克和阿曼不能看作沙伊和解的动因,因为它们对两国影响有限。但是中国对沙伊两国都有影响力,它可以有效调解沙伊矛盾,主要手段可能是利诱和施压,并对双方承诺提供某些担保(3月10日在北京签署的中伊沙三国联合声明体现了中国的担保者地位)。这是一种形式的权力促合作、促稳定。
综上,沙伊和解的动因是全球权力结构、伊朗的权力、中国的权力。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动因是中国的权力。就此而言,沙伊和解的维持和扩展将主要取决于中国权力的发展状况及其在中东地区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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