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从大专卫校毕业了,学了三年的医,原本踌躇满志的我却很郁闷。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70一代可以说是最悲催的一代人,好不容易考上个大学,等到毕业却又不分配工作了。
我们那一年还稍微好点,学校给了两条路让大家选,要不就是分配一份工作,可单位一般都是乡镇医院,大多数连工资都发不出。
不愿意包分配的就自己找接收单位,只要有人接收,学校一路绿灯给你办好所有手续。
知道最终的消息后,我心里才稍微松了口气,因为我叔叔在老家的镇上当书记。而那一年,刚好每个乡镇都要新增一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虽然还是乡镇的下属机构,可却是干部编制,工资福利肯定更有保障。
为了稳妥起见,大概是毕业前一个月左右,我特意回了一趟家,目的只有一个,要和叔叔确定好这个事情。
在我心里认为,只要我开了口,叔叔肯定不会推脱。
也怪不得我这么自信,我父亲四兄弟里,父亲是老大,当书记的叔叔排行第二。因为爷爷去世早,叔叔从参军到复员回家结婚,都是我父亲一手操办好的。
而叔叔从大队长到乡长,再到现在的书记,我懂事的这十几二十年来,在我父亲面前,虽然是当官的弟弟,对我父亲这个大哥那是真正做到了“长兄当父”。
如今大哥最小的儿子要毕业了,刚好有个现成的新设机构,需要新增人员,专业又对口,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可能不答应我的请求。
回到家天色已经黑了,农村嘛,家家户户都在吃饭,二叔的家就在我家旁边,只是比我们矮那么一米左右,反正是坐在家里也能聊天的那种。
我在门口喊了婶娘一声,得知叔叔还没回家,便进了自己家,心想着吃了饭洗了澡慢慢再说也不迟。
吃晚饭的时候,我也和父亲说了毕业分配的事。
其实三年前我上学的时候,父亲就是冲着毕业有单位分配去的。如今政策变了,也出乎他意料,反而对我这个儿子也有点愧疚的感觉,也一口答应和二叔说一下这个事。
可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十一点也不见叔叔回来,我也只好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门口刷牙,婶娘就在她自家门口叫我,告诉我说二叔昨天在邻村处理纠纷,昨晚到下半夜才回来,今天还要去,这不刚出门大概两三分钟,我忘了和他说你回来了的事。
确实,我每次回家了,叔叔都会特意找我聊一聊的,因为他当兵前就学了三年中医,在部队又当过卫生员,对上卫校的我就比较关注。
得知他刚出门,我赶紧三下五下刷完牙,然后就一溜小跑朝邻村的方向跑去。
那时候我们村里还是那种砂石路不说,还崎岖不平高低起伏。叔叔身体开始发胖了,步行的速度当然比不过我这个学生,我跑了一公里左右终于在村口赶上了他。
见我跑得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叔叔还笑呵呵地问我怎么回来了,得知我昨晚回家的,他还对我解释了一下,说这几天处理那个大麻纱,连县里也来了人,如果你没有什么大事,他还得尽快去。
我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三言两语就把这次回家的目的说了出来,还有理有据地引用了知道的一些政策。
首先就是计生技术肯定和临床医学密切相关,专业对口就不用怀疑了。其次是卫生系统早就下了文件,说新增人员一定要以今年的大中专卫校毕业生优先。
叔叔见我说得很隆重,便也停了下来,干脆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点上一支烟,然后笑眯眯地问我说:
你知道我们镇今年有多少个你这样的卫校毕业生吗?确实,你的条件完全符合上面的规定,要是只有你一个人,那就不需要多想了。
叔叔吸了口烟又叹了口气,说我们镇今年有三个你这样的人,另外两个一个是中专生,一个也是大专生,就是以文凭高低来选择,你们也是二选一啊。
其次,另外一个男孩子是李家山的,我们镇最偏远的一个村子,家里父亲是瘫痪的残疾人,全靠母亲一个人把他送出来。
虽然他还没有来过镇政府,但我们前几天开会讨论过,我也说出了你们两个学生的情况,还提议安排李家山那个孩子了,大家已经一致同意了我的建议。
我原本听得津津有味的,突然听到这个“决定”,就像一桶冷水从头淋下来一样。
到底是年少气盛,也加上是和叔叔一直就亲近的缘故,硬着脖子大声喊了一句,别人家的叔叔,就是侄儿不提出来,也会主动给他安排,你倒好,竟然还主动把侄儿的机会剥夺,真有你的。
嚷嚷完,我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家,气呼呼地把这情况告诉了父亲。
父亲也是陪着我感叹了一阵,最后也只好安慰我说,虽然你叔叔这么说,但毕竟还没有最终定下来,你还是先回学校吧,今晚我再找你叔叔谈谈。
我气鼓鼓地回了学校,父亲和叔叔怎么说的,我不得而知,反正第三天就收到了父亲的电话,让我接受学校的分配去乡卫生院上班。
毕业后,我不出意料地被分配在乡卫生院,当时甚至连一张再用的病床都没有,几个老医生都是熟人,见我进来也是唏嘘不已,说你这个编制不知道还能混多久。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叔叔有很大意见,虽然不至于就成了仇人,但心里以前对他的那份尊重就去掉一大半了,顶多就是还剩下一个叔侄的关系在那里。
自从我在乡卫生院上班后,叔叔其实也经常问起我的情况,得知上班几个月都没发过工资,也只是叹气,还让我暂时沉下心来静观其变。
但我正是躁动不安的年龄,哪里能忍受那种无聊又没钱的日子?不到一年我就停薪留职去了广东,再后来干脆就彻底离开了编制,在广东改行连医生都不做了。
得知我改行的消息后,叔叔也是非常的不安,很多次和我父亲说起这个事来,父亲倒没有怪他当年没有帮我,只是说这都是命。
再后来,我在广东发展还算不错,叔叔也年龄到点退休了。但我在老家的日子非常少,除了春节期间住几天之外,叔侄之间的交流也不多。
但每次回家,叔叔都会做一桌子我最喜欢吃的菜叫我吃一顿,两叔侄天南地北地随意聊聊,慢慢地,我似乎也彻底忘记了当年的不愉快。
2018年元旦,76岁的叔叔去世了。得知消息后我连夜回老家奔丧,处理完叔叔的后事,婶娘把叔叔生前的藏书都交给了我,说这是叔叔在生时交代的。
叔叔的书都是他早年学中医的时候一些手抄本,算起来也有一定的纪念价值吧,虽然我改行多年,已经兴趣不大了,但还是很感激他能留给我一些念想。
带着叔叔的书籍回到广东,好好检点一番再收藏到书柜时,发现里面有一个小本子,封面上还有95年的日期,正是叔叔的笔迹。
打开一看,原来还是叔叔那年的日记本,虽然不是每天都写,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都会简明扼要地记录一下。
翻到7月15日的那一天日记,我看到了叔叔的内心自白,刹时彻底真正明白了叔叔当年的苦衷。
原来,当年和我同一年毕业的那个卫校生,家里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出于照顾,叔叔在收到增设机构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同时也料到我这个侄子必定会对他不满。
叔叔那一天写了很多,说自己作为一个镇的书记,注定只能舍小家顾大家,如果我不是他侄子,反倒能轻易安排下去,正是因为我们是叔侄,才应该避嫌发扬风格。
或许,叔叔当时就想到了,很多年后我会有看到这篇日记的一天,用一种和我当面说话的语气写下这些话,希望我能原谅他,也相信我即使没有那个编制,也照样活得潇洒。
也许是时隔多年,我早已放下当时的不开心,也许是这些年来,我看到甚至遇到了太多的以权谋私的例子。
现在再去对照23年前叔叔对我的做法,已经能非常理解他的苦衷,就连隐藏在心底深处、连自己都几乎认为已经忘记的恨意,啥事就烟消云散。
确实,时至今日,我们的身边,如果更多一些那样大公无私的人,我们的社会,不就会更加和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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