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蔡孝乾被捕叛变，大特务谷正文看不起他：他的人品最令我不满

小说《红岩》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叛徒形象名叫甫志高，以至于后来这个名字基本上就成了叛徒的代名词。

根据历史考证，甫志高的原型为任达哉。

任达哉的职务其实并不高，只是担任联络员，但因为四下里跑动比较多，因此认识的人也很多，因为革命意志并不坚定，被捕后承受不住酷刑，立马就叛变供出了上级。

不过，要说起来，任达哉其实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而被捕导致叛变的人中，级别最高的无疑当属刘国定。

刘国定被捕时，正担任着重庆市工委书记，也因为他的叛变，导致了重庆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甚至波及到了上海、南京。

其实，在被捕之前，刘国定就存在生活作风不艰苦朴素，经济上挪用组织经费，沉迷城市舒适的生活的问题，准备调他到农村工作，但还来不及动作就被捕，如果能够早一些处理，相信也不会有后来的重庆11.27大屠杀。

在诸多叛徒之中，还有一个人，论级别不亚于刘国定，而他的叛变更是造成了上千名烈士牺牲。

而此人便是时任台湾省工委书记的蔡孝乾。

一

蔡孝乾是老台共出身，革命资历相当老，而且也是台共之中唯一一个有过参加红军的经历。

早在清末，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以后，便有无数的台湾青年致力于投身革命运动，当时岛上的民众仍然与大陆保持着深厚的联系。上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传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建立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当时有一批旅沪的台湾青年，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1928年4月，以这批青年为基础，成立了台湾共产党，对外称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殖民地的共产党组织归其宗主国管辖，因此台湾共产党一开始是归日共领导的，尽管台湾共产党的建立是在中共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当时，台共第一书记为林木顺，而蔡孝乾也属于委员之一，是老台共的早期领导人。

不过，因为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老台共的发展步履艰难，到第二年即被日伪当局破坏，主要领导人先后被捕，少部分领导人或是潜藏起来，或是离开了台湾回到了大陆。

蔡孝乾当时经福建来到了中央苏区，以台湾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蔡孝乾还参加了长征。

抗战时期，蔡孝乾还当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应该说在整个抗战时期，蔡孝乾是发挥过不少作用的。

不过，此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正如之前我们提到的刘国定一样，蔡孝乾本身也存在意志不坚定、生活作风问题。尽管组织上再三批评教育，但蔡孝乾只是表面上悔过，但骨子里却没有多少改变。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中国共产党也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

考虑到蔡孝乾是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又是老台共的创始人，派他去无疑是最合适，因此蔡孝乾后来被任命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台湾地下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

1946年7月，蔡孝乾带着使命返回台湾，而在此前几个月，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张志忠已经提前一步赶到了。

不过，台湾省当时的形势谈不上有多么好。

因为受日本殖民多年，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其实并不了解，加上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采取白色恐怖的手段，使得台湾工委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只是随着后来国民党当局在战场上溃败，动摇了统治的根本，当时台湾民众同情共产党的人猛增了不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时台湾省工委向上级报告：

“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5万人，”

为了顺利解放台湾，党组织后来陆续从各地抽调了不少干部赴台，策反国民党军将领，发展地下党组织，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也做定解放台湾，当时台湾工委也为此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1949年4月，保密局特务破获了在台湾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并逮捕了基隆中学校长、时任台湾省基隆工委书记的钟浩东。

钟浩东被捕以后，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尽管他一句也未找人过，但保密局手段残酷，钟浩东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思维混乱之际，下意识的提了一句：

“老郑怎么样了？”

负责审讯的保密局特务谷正文立刻意识到，这个老郑是个人物。

反应过来的钟浩东没再提一句有关老郑的事儿，可谷正文却凭借这一句话，开始在台湾大肆搜捕老郑的行踪。尽管后来陆续又有44名地下党员被捕，但谷正文自始至终没有得到老郑的线索。

钟浩东等7名地下党员后来被判处死刑。

可就连谷正文也没有想到，破绽恰恰是出现在这个叫“老郑”的人身上。

二

1949年10月，保密局特务通过消息，秘密抓捕了台湾省工委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

李汾没有经受住酷刑，供出了时任台湾省工委副书记的陈泽民，陈泽民也没能经受住酷刑，供出了老郑的住址：

“台北市泉州街26号。”

不过很幸运，特务赶到的时候，老郑人不在，于是特务选择了蹲守。

1949年12月末，在“老郑”住处，特务们抓住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

不过，这个男人坚持不肯称自己是“老郑”，但要求特务们优待他，据谷正文回忆，他当时一眼就看出了此人贪图享受的特点。只不过也是因为立功心切，这个男人吃了特务送来的牛排以后，答应供出一个据点，结果半路上就溜了。

谷正文顿时有些气急败坏，终日打雁叫雁啄了眼。

不过，谷正文也有意外的收获，因为从“老郑”的住处，搜到了他本人的笔记本，经分析得知，“老郑”其实就是蔡孝乾，而且蔡在笔记本中，还写有“吴次长”三个字，谷正文分析是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毛人凤得知疑似“老郑”的人跑了以后，大骂了谷正文，并予以处分两次，要他把“老郑”再抓回来。

谷正文也确实很难缠，通过掌握的一部分老台共的情况，得知了蔡孝乾躲在了嘉义农村，也是凑巧，正好特务们就碰见了在大街上穿着西装溜达的蔡孝乾。

这一次被捕，蔡孝乾很干脆利索的就叛变了。

之前我们就聊到过，蔡孝乾本身生活作风就有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他两次被捕，包括后来台湾省工委被敌特破坏，全部都是源于此。

谷正文也在事后回忆录中称：

“蔡孝乾从艰苦的延安回来之后，就开始痴迷于生活享乐，还经常热衷于联络台湾当地的上流经商人士。”

本来从事地下工作，身份保密是很重要的，但蔡孝乾却很张扬，不仅与台湾上流经商人士往来，还贪图享乐，每日吃饭都要按照最高标准来安排，吃完了饭还要到永乐町去看戏，生活作风很奢靡。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标准，蔡孝乾还侵吞了党组织发给的一万美金经费。

不仅如此，蔡孝乾道德败坏，还经常出入歌舞厅，终日留恋烟花之地不说，还把14岁的妻妹马雯娟也拉下了水，两人出入成双入对，生活上日渐奢靡腐化。

第一次被捕以后，蔡孝乾立马就选择了妥协，他让特务们准备好酒好菜招待他，谷正文命人每天给他买饺子。

吃了一个星期以后，蔡孝乾又透露：

“我想吃牛排想疯了。”

谷正文立马安排人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买。

不过，谷正文到底还是上当了，吃完了牛排，蔡孝乾假意要透露一个秘密据点，就把特务被引到了一个黑暗的厂房，他则是趁机悄悄溜了。

只是谷正文这次已经牢牢的抓住了蔡孝乾的弱点，不怕他不上钩。

蔡孝乾躲在农村以后，本来可以万无一失，但他忍受不了农村的清贫，坚持要去西餐馆，结果刚露头，就被随后赶来的特务逮了个正着。

一直到被捕以后，蔡孝乾也不忘其本色，要求谷正文把他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也带来监狱，与他同住。

可想而知，贪图享受的蔡孝乾很快就叛变，并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地下党组织。其中包括一份多达400余人的地下党员名单以及民主人士，其中就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3月，保密局特务破获了有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案子多达80余建，受牵连者多达1800余人。

这其中有大多数都是出自蔡孝乾之手。

蔡孝乾被捕叛变后，出卖战友、同志达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据谷正文回忆，蔡孝乾自从被捕叛变后，每天的任务就是照着他给的自白书大纲写材料，后来这些材料堆了有小半人那么高。

据谷正文回忆，案件审结以后，毛人凤和他曾商量，想看看潜伏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于是特地把谷正文与被捕的地下党成员们关在一起。

被捕的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张志忠曾在狱中大骂蔡孝乾：

“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应该说蔡孝乾作为一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手，不应该犯如此多的低级错误，但他生活堕落腐败，早已迷失了心智。

就连谷正文也不能不承认：

“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中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三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省工委被保密局特务破坏后，虽然出了蔡孝乾等叛徒，但不能否认的是，绝大多数被捕的同志仍然坚贞不屈，书写了一段辉煌。

谷正文后来曾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

“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最高。”

张志忠是台湾嘉义人，1932年入党，被捕时任台湾省工委副书记，主要负责军事。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张志忠便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台湾发展地下党组织，曾积极在当地领导抗日运动，并几次被捕过，但始终意志坚定，事实上如果当初被派来台湾任工委书记的是他，也不太可能会有后来惨烈的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张志忠被捕后，妻子季沄也一同被捕入狱，并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夫妻两人始终坚贞不屈。

当时，张志忠夫妇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50年10月30日，季沄写信给张志忠的弟弟张再添，还在信中宽慰张志忠的父亲、母亲：

“家中爸爸妈妈年纪太大了，现在知道小杨（张志忠和季泫的儿子）爸爸和我坐笼子，一定日夜不安，心中难受，请你好言安慰两位老人，说我们不是流氓小偷犯，不过是思想成问题的政治犯，没什么要紧。”

张志忠在狱中仍坚持斗争，并鼓励难友严守党的秘密。

蒋经国听闻此事后，还曾专门到监狱劝降，当时他问张志忠：

“张先生，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吗？”

张志忠闻言直接告诉他：

“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

蒋经国第二次到狱中看望张志忠时，张志忠仍然坚定的表示：

“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谷正文后来也满怀感慨的表示：

“张志忠至终不肯接受，甚至在枪决前，仍向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1998年，张志忠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其实被捕牺牲的何止张志忠一人，比如朱枫。

本来朱枫其实可以有另外一种人生，他的丈夫朱晓光是南下的干部，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后来被任命为上海市新华书店主要领导，本来夫妻两人可以一起携手过上安稳快乐的生活。

可就在这时，朱枫接到了华东局下达的命令，因为她在台湾有社会关系，因此被选做是派往台湾的联络员。

朱枫二话没说，踏上了赴台湾的路，临走时给丈夫写了封信：

“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a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朱枫被捕以后，在狱中同样受尽了酷刑，大特务谷正文本来以为，朱枫一个女流之辈，应该不如蔡孝乾才对，但没有想到的是，朱枫自始至终严守党的秘密，没有交待出敌人想要知道的秘密。

哪怕是过去多少年，当我们看到这些往事，仍不免感动，而像蔡孝乾这样的叛徒，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