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天时地利人和，让周梅森成为反腐剧第一人？

日前，江苏省作协在南京召开周梅森影视文学创作研讨会。诸多作家、编剧、学者、批评家、制片公司负责人，共同研讨了“反腐剧第一人”周梅森10部剧集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风格以及跌宕来路。

研讨会上，周梅森的自述和作家黄小初的旁述，彼此嵌套，互为印证，揭示了周梅森“中年变法”——也就是他由反思历史的纯文学写作，到书写现实的政治小说和影视剧本的创作——如此嬗变是如何发生的，又何以取得成功。

罕见的夫子自道和知己的庖丁解牛，形成了有趣的碰撞和启示。以下是这两篇发言稿，诸君上眼。

周梅森：怀念那些美好的人和事

我的影视剧创作生涯几乎伴随着我文学创作的全过程。

早期是电影，我的小说《大捷》《国殇》《军歌》都改编成了电影。在人们的认知，和我自己的角色认定中，我就是个作家。

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文学崇高而神圣，谁也不愿意放弃作家的身份，往编剧队伍里挤。实话说，那时做编剧也挣不到什么钱。我和矫健等人为吴贻弓做了个电影《阙里人家》，每人拿了不到一千元编剧费，吴贻弓实在过意不去，自掏腰包，补贴了我八百元或者一千元，现在记不清了。

进入到九十年代后期，电影逐渐让位给电视剧。我的第一部“中年变法”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引起了央视的关注，要改成电视剧，我拿了一笔改编权转让费要“开溜”，当时的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胡恩和文学部主任谢丽虹却力劝我操刀编剧，说这种政治剧一般人编不了。于是我“屈尊”做了一回编剧，做得很不认真，和我后来的电视剧作品相比，是比较草率的。

剧本创作过程中，发生一场对号入座风波，江苏几十名厅级干部联名告状，有一封告状信从广电部转到中央电视台，又转到胡恩手上，胡恩没有动摇，坚持按原计划把《人间正道》开机拍了。

说到《人间正道》还要感谢两位老领导，一是中国作协老党组书记翟泰丰。对号入座发生时，他正在医院住院，让秘书找来小说读后，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说：如果上法庭打官司，我替你辩护。

九十多岁的作协老主席巴金看过电视剧后，让女儿李小林把小说读给他听，指出：《收获》要发这样的作品。嗣后才有了《中国制造》《国家公诉》《我主沉浮》在《收获》接连发表。我由此坚定两个信心：对反映当代现实生活文学作品的创作信心，将自己文学作品影视化的信心。

《中国制造》小说稿到了《收获》后，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第一时间读到校样，立即买下电视剧改编权。时任文艺处长的任仲伦和刚分配到文艺处的宣传干事吕超开始筹备项目，并最终成功拍摄完成，在央视播出。我和他们二位也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友谊和合作，一直到今天。

这部剧也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插曲。播出前未经我同意擅自更改了剧名，我是在中宣部公布“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名单时才知道的，这让我很不高兴，就直接找到相关负责人。央视态度也是积极的，最终结果令我满意。而且央视也没有因此封杀我，第二年我的《至高利益》又上了央视黄金一套。这件事现在说起来真让我感慨不已。

有些同志说我的作品有些理想化，但我确实是在生活中看到了不少好领导好干部，没有他们的支持保护，也就不可能有我的这么多反映现实的影视作品。《绝对权力》审查时被相关部门否定了，翟泰丰书记写信担保，广电部徐光春部长亲自交涉，最终才使得作品和观众见面。

我深知反映当代现实作品不好写，影视化就更不容易了，一不小心就会触雷，会害死投资商。

《国家公诉》是应最高人民检察院范子文之约写的，小说在《收获》一刊出，就有投资商找我买版权拍剧，但谈改编方案时发生了分歧。

投资方问我一个问题：都听你的，拍了播不出来亏了算谁的？这下把我问住了，这话很有道理，你想要多大的权力，就得负多大的责任。我想来想去，决定下海，由此开始了对自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和出品。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江苏电视总台老台长章剑华同志，当时我并不认识他，我找到他，商量以购代投时，他竟然就相信我这个跨行“打劫”的生手，只派了制片人和会计，就批了五百万给我的剧组，投资《国家公诉》和我刚开了个头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我主沉浮》。

《国家公诉》由最高检系统全程护航支持，在济南顺利开机。时任最高检宣传部文化处长的范子文一直跟着剧组指导协调。其时非典爆发，剧组和演员们全被困在济南，我身临其境，才知道了拍戏的艰辛。也正因为和最高检，和范子文有了这次成功合作经验，才有了十五年后我们《人民的名义》的再次成功合作。

这个阶段，我从作家，到编剧，到影视制作出品，算是彻底放下身段进入了影视圈。在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电视播出平台的决定性支持下，我的团队连做了三部自产自销的电视剧。

这时候任仲伦已出任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集团有个电影频道，主管电影频道的恰是吕超；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程尉东和我合作过《至高利益》，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加上我们江苏的章剑华台长，这就让我有了在长三角操练一番的历史机遇。

说到这里，我又有一个感慨，那就是这些领导和朋友的清廉正派：在和三地影视机构合作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人抽过我一支烟，喝过我一口酒。找他们签合同，总是他们请我吃饭。有一次在上海，签完合同，我习惯性地问任仲伦，任总，回头咱们到哪吃？任仲伦哭笑不得，难得发了一回飙，讥讽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铁公鸡，一毛不拔，让一旁的吕超大笑起来。

江山代有才人出，现在吕超成吕总了，他用十年的时间成功创办了一家优秀的影视文化企业——上海耀客。上海耀客出品了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成了国内重要的影视制作机构之一。成功拍了两部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突围》《大博弈》。有了耀客这样的专业机构出品承制，我下海冒险的时代结束了……

真诚感谢今天到会的领导、专家和朋友们，谢谢你们的美言和批评！

最后再说一句话：我的创作和影视作品转化的经验证明，文学作品的成功转化是需要相关领导和文学影视政策的支持和包容的。再次谢谢大家！

黄小初：周梅森何以成功实现“中年变法”？

我一直觉得，周梅森身上有一个跟其他很多作家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从来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生活的观察者、描写者和评判者，而是以参与生活、拥抱生活为荣、为乐，以当局者的身份，发旁观者的感慨，做得道者的引领，是梅森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这几十年来，除了写作这个本业以外，他还是一个算得上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证券投资者。当然，也是挂职挂出了天际线的客串官员。在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中，梅森几乎都可以说是倾情投入，付出了相当的心血，尝遍了个中的酸甜苦辣。

正因为这样，我们阅读和观看梅森的这些作品时，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隔”。不管是商场、官场还是职场，在梅森的笔下总是显得那么生动、真实、揪心、抓人，即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挑出梅森作品在专业知识和细节上的破绽和瑕疵。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生活中炒股的作家肯定不乏其人，但是像梅森这样做股票做成了庄家、做成了股东的，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凤毛麟角。那么可以试想，当梅森决定来写写股市的时候，有几个人会是他的对手呢？

这么些年，梅森的反腐小说（严格地说，我觉得应该叫政经小说）之所以风靡一时、洛阳纸贵，跟他的迥异于一般作家的特殊经历有关，跟他对书斋之外的现实生活的一往情深有关，当然也与他爱憎分明、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有关。

我一直在私下里跟朋友说，梅森是一个半辈子活了别人几辈子的幸运儿。从十多岁开始当矿工开始，他的生活轨迹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偏离创作这一条好多人眼里的康庄大道，他也总是跟作家这个身份进行着若断若续的切割。但是事实上，他成了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之一。至少在他身上，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论断是成立的。

第二，梅森成名于历史小说，《沉沦的土地》《军歌》《大捷》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具有了史诗的品格。可以说，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梅森就已经是一个进入了第一方阵的纯文学作家了。但是自从1995年去徐州挂职以后，梅森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而易见的改变。

随着《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版，梅森从一个历史故事、传奇的讲述者，摇身一变成了“时代声音”最为积极的传播者和呼喊者。他的政经小说，成为同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最靓丽的一道风景，也成为影视公司最趋之若鹜的原创作品。

梅森因之成为我所知道的中年变法最为成功的作家（几乎没有之一）。梅森的经历说明，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保持一种恒定的创作风格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创作潜力的边界在哪里，又怎么知道自己最最核心的优势或者说竞争力在哪里呢？

当然，梅森的变法与外力的推动有关。但是这个事实恰恰证明，在一个作家的创作进入到惯性前行的轨道和模式、再难迸发出新的火花的情况下，依赖外力对这种惯性进行阻断和切割，促使作家及时地更换跑道有多么重要。

挂职徐州，使梅森的视野、见识、器局都有了一个质的提升，使得他在拿捏政经题材的时候显得远比一般同行胸有成竹、游刃有余。由此可见，当一个作家毫无保留地全身心拥抱生活、拥抱时代，跟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时代和生活也会给作家巨大的回报。

不可否认，有的作家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书斋，他们同样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是梅森不是这样的作家，他擅长虚构，但不向壁，更不闭门，他的眼睛永远盯着那些社会热点、堵点、痛点，他乐于为普通群众鼓与呼，做那些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因而，也顺理成章地，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和信赖。

梅森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已经成名的作家，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在火热的生活中发现、开辟出自己的第二战场，顺利地实现转型，用另一副笔墨来宣示自己的才华。如果从企业运作的角度看，可以说成功实现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当然，精神产品跟物质产品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肯定比一个企业的掌门人更执拗、更自负，否定和超越自己也会更难。但不可否认的是，梅森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第三点，即使在政经题材的同类小说中，梅森的个人风格仍然是非常鲜明和独特的，我粗略总结了一下，大约体现在“正”“大”“硬”“细”几个字上。

正，就是正气凛然，就是凡事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人民的一边，站在历史洪流的一边。可以说，自《人间正道》始，梅森就奠定了自己作品“正”的鲜明风格，他的作品的气质永远堂堂正正大、磊磊落落，不猎奇、不夸张，有一种让魑魅魍魉、宵小之徒胆战心惊的气势。

大，就是擅长写大场面、大人物、大事件。看过梅森作品的朋友都知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都是梅森小说里的常客，那些惊心动魄的改革、商战故事更是梅森政经小说的标配。梅森写这些人物和场面的时候，总是不卑不亢，云淡风轻，既没有对“大”的顶礼膜拜、诚惶诚恐，也没有对“大”的胡思乱想、丑化歪曲。

我觉得，对于日常生活远离真正的官场、商场的作家来说，梅森的这个特质特别可贵。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是我觉得梅森从来就不怕这些隔行的山，因为他的一支健笔就是用来破山开道的。

硬，就是善于写硬朗的人物。这一点，看过梅森作品的人都有体会。梅森自己在生活中就是一个硬朗的人，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所以，他塑造的人物，多多少少带有他自己的影子。

细，就是细节的真实可信。梅森写改革，写商战，写政坛风云，都有自己的一副独特笔墨，在其中，对于细节的把控（包括场景还原、人物对话、财经行情等等）是他的大杀器，观者无不叹服。

我想这跟他平时对相关事件的关注、留意有极大关系。据梅森自己说，他每写一部小说，都要做相当数量的笔记、准备相当数量的文字材料，不对某个准备涉及的行当有比较充分的了解，绝不轻易动笔。

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他才能不断地给读者、给观众端出一道道干货和硬菜，令人大快朵颐。梅森在生活中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我无法完全猜度进入创作状态的梅森会是什么样子，但我基本可以肯定，那绝对是一个跟我们熟悉的梅森迥然不同的人。

【文/周梅森、黄小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