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道教那一把火——从琅琊到永嘉

刘刚/文

“老子“成了时尚

孔子说，道若不行，他就下海，也就那么一说。

而道家之徒却真的下海了，先是方士出海，武帝一死，游仙就停止，随着道教兴起，滨海地区的方士改称为道士了。

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引言”中，言及东晋孙恩之乱与滨海地域的关系，以及自后汉至南北朝此三百年间天师道与政治，以为此间动乱，策动于以琅琊为中心的滨海地域。

乱缘起于方士道教化，转化之枢纽就在琅琊。

秦汉方士，原本走上层路线，以琅琊为据点拉动王朝出海，引导帝王游仙，但游仙难以为继，方士遂告破产，转而与庶民社会结合，向道士转化，改走群众路线，从海外转向海内，从海岛转入山林，从仙界走向民间，发展民间宗教组织——道教。

而其始作者，便是琅琊人于吉。起初，他也走上层路线，后汉顺帝时，他让弟子宫崇上书以“阴阳五行家言，杂以巫觋语”，显然还是当年方士那一套，所以，被朝廷目为“妖妄不经”。

其时，儒学独尊，黄老告退流落于江湖，于吉便拿来同齐地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并与民间巫术同化，搞了一本黄老道《太平清领书》，还像方士那样，用了神迹包装，但后汉不是前汉，顺帝不是武帝，他不必巡海，也不想游仙，内心里只有一部《孝经》。

官场受阻，方士之路不通，于吉就到民间去，立精舍，修道场，制作符水，治病救人，往来于琅琊与吴会之间，向道士转变。流风所及汉高故里，沛丰之地本就是汉家黄老学说的渊薮，被他形式化和仪式化，开始向道教转化，转化出了道教宗师。于吉只是开了个转化的头，创教者别有领袖，如天师道师祖张道陵。

张道陵为汉留侯张良八世孙，汉封张良“留”地，就在今徐州市丰县，其子孙便“留”于丰地，其中便有张天师。

张天师与于吉大约同时，顺帝拒绝了于吉，却要留用天师，非以方士，而是以博士用之。但天师就是天师，不是官身能留住的，他有自己的去处，天师就得有天府。他未回老家创教，而是往西南方向去，比诸葛亮还早，一如当年汉高祖，他率先入川了。

对于汉家龙脉的了解，得之先祖真传，诸葛的《隆中对》看来也只能算是他的后生，他入川时，尚不知有如此后生。

其道术来源，也源于先祖。比于吉，天师多了一位术士先祖。先祖张良，本来就是个侠士策士术士复合人物，汉定天下后，他不愿在君臣关系中扭曲自我，不愿意在朝廷中被官身束缚，便游仙去了。子孙受他影响，其父大顺，称“桐柏真人”，曾客居江南，宿天目山中，妻感北斗而孕，遂归沛丰生子，名曰陵，字辅汉，欲其追远先祖，既“辅汉”以用世，又登“陵”以成仙也。

葛玄《神仙传》中，言其早年曾“为太学书生，博采五经”，晚乃退身“学长生之道”，行走于河洛之地，炼丹北邙山中，时“值中国纷乱，在位者多危”，汉已式微，“陵”避乱世，葛玄说他“退耕于余杭”。他不是去了龙虎山嘛，怎么说是“余杭”呢？

龙虎山，今在江西鹰潭，昔时，却因其处于江西与江东之间，地近“余杭”，故略言之也。山名“龙虎”，或谓其山势环抱，状若龙盘虎踞，或曰其山原名云锦，“陵”于此炼丹，“丹成而龙虎见，因以山名”，“陵”隐于龙虎山中，修道约30余年。

期间，于吉游走于海岱与吴会之间，而河北则有张角之流受了《太平清领书》的影响，兴起了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结果，被镇压了。

而于吉传教活动的地理空间，三国时期多半属于吴国地盘，不幸，也碰到了参与过镇压太平道的东吴小霸王孙策，孙策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从于吉身上嗅出了异端政治味道，不由分说，谁劝都无用，一味霸悍的将其杀了，而众人却道尸解而去。

“陵”之所在，也是东吴地盘，道教在此已难以开展，其身家也不怎么安全，故其于龙虎山中，放眼天下，也许就想到了他那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先祖，就想到了汉之所以为汉的根本之地——汉中，先祖张良就曾建议刘邦接受汉王封号到汉中去，他何不遵先祖遗教，追寻先祖遗迹，也率弟子入蜀去？

入蜀后，他并未直奔汉中，而是先在鹤鸣山隐居，《神仙传》里，葛洪说他在山中“既遇老君，遂于隐居之所备药物，依法修炼”。

练了三年，神丹已成，葛洪说他“未敢服饵”，为什么？那是因为他“若服之”，就“当冲天为真人”。可他一想到自己“未有大功于世”，还有遗憾，所以，他决定先“为国家除害兴利，以济民庶”，了却一番人间事，然后再服神丹，如鹤冲天，轻举云霄，到那时，“庶无愧焉”。

创教，要以思想为指导，思想来源于老子，但老子属于道家，不属于道教，老子是思想家，不是教主，所以，要对老子进行改造，把老子改造为太上老君，将一家之言的思想者变成一个宗教的祖师爷，欲知其所下的功夫，可见他作的《老子想尔注》。

正如于吉搞了本《太平清领书》，他也搞了本《老子想尔注》，没说是他注的，说是“想尔”注的，“想尔”是谁？或曰为仙人，《云笈七签》里就这么说的，那其实就是他本人，找个仙人来做托儿，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人来认领。

也有人说，注《想尔注》的是他的孙子张鲁，那也是个绕不开的人物。饶宗颐就这样认为：“当是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所作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学”，亦即“陵初作注，传衡至鲁”。

《老子想尔注》早佚，清末，有敦煌本《老子道经想尔注》问世，据考，系六朝人的钞本，卷自《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始，至第三十章“无欲以静，天地自止（正）”终，计有580行，注与经，行文连写，字体不分，章次无别，该卷于1905年失窃，为英人考古者斯坦因所得，现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

今人饶宗颐，据汉《老子河上公注本》，对《老子想尔注》重新作了分章排列。自韩非“解老、喻老”以来，“老子“成了时尚——“圣之时者也”，汉人有“汉老子”，晋人有“晋老子”，唐人有“唐老子”，宋人有“宋老子”。

“汉老子”中，除了韩非留下的那个刑名法术的老子，还有个神仙方术的老子和宗教神学的老子，《河上公注本》就是用方术解读老子的方士本，而《想尔注》，则是用道教训注老子的道士本，这方士本和道士本的“老子”合起来，就是个“汉老子”。

“汉老子”的思想路线，是一条神化老子的神学路线。“河上公”是燕齐方士代表，秦汉以来的方士，似乎都出其门下，连汉武帝求见而不得的安期生也是他的弟子，所以，汉方士将“老子注”寄托在他名下。而“想尔”，既未有历史记载言及，也没在《方士传》和《神仙传》中提起，找不到一点历史传承和神话传说的痕迹，倒像是为了创教而专门定制的，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张陵的笔名。

这个笔名，张陵开始用，儿子张衡接着用，到了孙子张鲁还在用，待用到“晋老子”问世，方士和道士的老子，被名士老子所取代，思想路线也发生了从神学向玄学的转变，“想尔”这个笔名，也就没人继承，也没人提起了，回到龙虎山中便销声匿迹。

《老子想尔注》是道教的思想建设，为了传教，张陵和他的子孙们没有照本宣科去解读老子，而是对老子搞了修正主义，该删的删，该改的改，反正他们的道众多是下层平民，也没有读过什么老子原典，所以，他们能把老子改造成“太上老君”。

道教组织化及其政权

《河上公注本》中，老子依然还是那个老子，虽然根据方士的需要，朝养生和游仙的方面发展了，但它还是在原文的基础上逐字逐句所作的解读，这是因为，它所面对的还是精英阶层，而非平民社会，它的目的是引导精英游仙，而非教化民众信仰。

故道士必有组织建设，以成其社会形态，实现其政教理想，而方士则反之，最好如所谓“老子犹龙”，惟留传说在世。

如果说道教的思想建设，是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墨子“天志明鬼”的改造，那么道教的组织建设，即以墨子的“钜子”集团为原型，从先秦时期士人团体，转化为秦汉群众团体了。

在《神仙传》中，张陵是一位炼丹成仙，却要留在世上救国救民的得道之人，可在史官笔下，他成了“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的“米贼”，史载，“陵死，子衡行其道”。此张衡，与张角同时，“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还说“修法略与角同”，也就是说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做法差不多。

裴松之认为，这位“张修”，就是张陵之子张衡。

衡以治病，组织道众，其治法，除了“以符水饮之”，还使病者独处静室思过，且以鬼吏为病者请祷，其请祷之法，乃“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衡死，其子张鲁，于汉中之地，行政教合一，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

初来学道者，皆名“鬼卒”，受道有成，则为米师，称“祭酒”。各领部众，以“治”为单位，治病救人。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有如神父，听取部众忏悔，令病人“自首其过”。人言中国无忏悔传统，是不知也非无有也，米师医教，即中国式忏悔。

祭酒于“治”内作义舍，舍有义米肉，路人免费食用，但不可多取，若贪多，即责之。对于犯法者，先以“三原”，听其忏悔，容其改过，仍不自新，然后行刑，故其于“治”也。不以刑政，非以吏治，而以师教，由祭酒用鬼师之道来教化，史曰“民夷便乐之”，可见其道众——“鬼卒”，不但广有汉民，还多有西南夷。

此祖孙三人，张陵之于思想建设，张衡之于组织建设，张鲁之于政权建设，各有其成。宗教有抱负，但凡居土与民，无不追求政教合一，各派宗教，于此皆然。可绝少有追求教主世袭制的，有之，独此五斗米道亦即后来的天师道，为绝无仅有之一例。

中国有两大家族，一为孔子世家，已历70余世；另一为张良世家，也经历了60多代。孔子作为儒教教主，为万世师表，一以贯之。而张陵为道教教主，则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然其为天师，由王朝来封。有朝代封，有朝代不封，元朝封了，明朝就不封，朱元璋说“天岂有师焉”？还是当你的“真人”去吧。

一千六百年以后，毛泽东读了《三国志﹒张鲁传》，批示印发给其他中央委员读，还像裴松之注《三国志》那样，为仅数百字的《张鲁传》专门写了两篇长注，他从五斗米道，看到了人民公社运动，“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通。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毛泽东在对《张鲁传》的批注中，还提到了琅琊道士于吉，说：“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当时道教发展，已有三分天下的趋势，张角据北方，后属曹魏地盘，于吉行于东南吴会，也成了东吴范围，张陵做了蜀汉先驱。

相比之下，诸葛亮《隆中对》也算不得什么先知先觉，刘备和诸葛亮是跟在道教的后面入川的。道教三支，张角最强，故先亡，其次便是于吉，一头撞到了孙策的枪口上，保留下来的，唯有五斗米道，张鲁虽败而降，但其教尚存，教徒也随他北迁于魏。

然而，张鲁之子张盛，却潜回龙虎山中隐居起来，有于吉前车之鉴，便开始从民间五斗米道，向官方天师道转变。

金瓯：道教佛系化

到了东晋时，郭璞游仙来瓯越观海，行至瓯江流域，于瓯江入海处观风水，觉得江南比江北好，就提议在瓯江南岸筑城。南岸，九山环列如北斗，四山分布四方，连之，以立山城，为天然凭借，据之，依山控海。城随山走，如持北斗，因名城曰“斗城”。

城内，有五处水潭，开河沟疏通，又引西郊三溪水入城，成一活动水网，人称“通五行之水”，遇洪不涝，遇旱不涸。又凿水井28口，应28星宿护城。传说，筑城时，忽来一鹿，纯白之鹿，口衔鲜花，绕城墙一圈便消失了。五胡乱华，中原失鹿，突现于此，乃以祥瑞示以天命耶？南朝遂以此为安枕地，而无忧矣。

郭走后，就如同周人“岐山”，永嘉郡里，还真出了一位“岐海”人物，名叫孙恩，乃山东琅琊人氏，世家子，委身于五斗米道，传教聚民，下海起兵，险些颠覆了东晋，方知瓯地为根本。

此地，山居之民，山高帝远，我行我素；出海之人，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他们任性的流动于山海之间，本能的从天权不从王权，自觉的从天道不从王道，故孙恩等人以此行五斗米道。

道教行止，趋于山而归于海，上山炼丹，下海游仙，烟涛微茫，多与海客相往来。可山海间还有河流，流域不大，其形似瓯，但聚邑为城，则有余地。儒教以此枢纽山海，以意识形态言之，是为政教，以生活方式言之，则为耕读，合之而名曰“小邹鲁”。

不过，六朝之时，儒风吹遍，而道风更盛，不独士林清谈老、庄，民间亦以道教为信仰。那时的永嘉，并非什么“小邹鲁”，而是“小洞天”，或炼丹或游仙，道场，就在那瓯里面。“邹鲁”，是儒家文化的地理标杆，永嘉向它看齐成了“小邹鲁”，那是唐、宋以后的事。南朝时，此地流行的是道教和玄学，流行名士风范，若论吃药、饮酒、品茶，当以此地为佳。郭公卜城，陶公开山，在永嘉的地基里，打下了两根道教文化的桩。

正是这两根桩，支起中国东南沿海那一只金瓯。

瓯在晋以前就有，《山海经》里早有“瓯居海中”一说，至西周时，有“瓯余国”，汉有东瓯国，乃越王勾践之后。

就舆地言，从庐山到会稽山，不但是一条江南人文地理线，更是一条中华文明抗战的底线。支撑着这条底线的，有个底部，那就是梁武帝说的“我国家犹若金瓯”的金瓯，那是一只隐于会稽山身后，位于雁荡山和括苍山之间的金瓯——瓯江出海口。还有个头部，便是金陵，从金陵到金瓯，如一条金腰带，拴住了东南沿海。

金陵在吴，居头部，龙蟠虎踞，一付争天下派头；金瓯在越，居底部，为后院，积财富，当有金城之固。但事与愿违，孙恩由此下海，晋祚因之而亡。刘裕灭孙恩，“收拾金瓯一片”，然后，据金瓯而取金陵，禅晋立宋，如刘渊之于西晋，亦以刘邦后裔自居。

此次国变，干戈起于道教，尽显国安隐患。然其患，自后汉始，太平道兴而黄巾军起，汉祚因之式微。曹操击之，控其首领而用其徒众。孙策诛于吉，曰：此子妖妄，不可不除也。陶弘景于此亦发现“寇掠充斥”，“无山不寇”，其为“米贼”余众耶？

故陶公至此，或有以道教领袖身份，号召道教徒众归顺南朝之深意。其来永嘉前，梁武帝曾聘以高官，他画了两头牛来回应，一在野，无欲无求，一衣以文绣，但有人提刀执绳以随。

梁武帝看了就说：您不愿来我这里，那就收我做个弟子吧。《梁书·陶弘景传》说，萧衍禅齐，他献谶云“水丑木为‘梁’字”，令弟子进之，故称“梁武帝”。梁武帝问他“享国之期”，他回答说，光武帝是“一去四八”，您是“直上七七，然后乘彼白云”。刚好，梁武帝“在祚四十九年”，应了“七七”。

他不想做官牛，那就出走！道士出走，叫“游仙”。走时，他随身带着个梦想的枕头，那就是炼丹了。可梁武帝佞佛，多次舍身入佛寺，都被臣下赎身出来，来来回回的折腾，连陶公也不能不起来响应，跟着君王转型去。

有一天，陶公说，我又做梦了。这一回，他梦见佛给他授菩提记，以此，称“胜力菩萨”，还跑到鄮县今宁波市鄞州区的阿育王塔寺起了誓，受了五大戒。佛风就这么一吹，道教随之披靡。

陶公受戒处，离永嘉不远，以道教领袖而称佛门弟子，其影响，当不亚于梁武帝舍身。以此看来，陶公不仅为永嘉文化打了道教底子，还将它引向佛法。佛法自东汉入中土，南北朝大兴，唐尤盛，佛道并举，“大抵宗庄叟，私心事竺乾”，还是陶公开的格局。

道教那一把火，自海岱间，于吉在琅琊点燃，经了张角、张凌的传播，星星之火便燎原了全中国。从太平道到五斗米道，从张角到张鲁、从张鲁到孙恩，有一条新的历史道路被开辟出来，那就是道教运动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参与到改朝换代中来了。张角以太平道颠覆东汉，孙恩用五斗米道颠覆东晋，而革命，尤其“圣人革命”，本来是儒教才有的权利，而道教要来分享还要夺取，这就“是可忍熟不可忍”了！一代王朝虽然不行了，但儒教士林还在，整个士林动员起来，打压道教运动，迫使道教转化，这就有了道教的佛系化。

陶公受戒于佛门，可以说是道教佛系化的开始，这一事件背后的推手，当然是梁武帝。对于梁武帝来说，儒教主张革命，道教造反有理，都是他的眼中盯肉中刺，唯有佛教能维护国体。

因此，他舍身入佛寺，一次又一次，以此扭转了当时佛教玄学化的风气，开启了道教佛系化的新风，用佛法给遍地燎原的道教运动退退火，使道教从民间组织的五斗米道，向国家制度安排的天师道转化。陶弘景皈依佛门，就如同给当时最珍贵的缥瓷套了一个金箍变成金瓯一样，国家也给民间的道教运动套了一个佛法的金箍，使之从颠覆国家的神力，变成了维护国体的法器，使国家也变成金瓯。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