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武训传》真的能拿奥斯卡奖吗？为什么当年被批判 | 百科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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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传》如今解禁了，但在当年它是第一部新中国禁播的电影。

有人称，《武训传》如果当年不禁，能拿奥斯卡奖。

这种言论明显就是故意在抹黑老人家，似乎是老人家断送了中国获得奥斯卡奖。

且不说奥斯卡奖本身就带有西方价值观，只有与西方价值观相一致的影片才有可能获奖，就算《武训传》不禁播，也不可能获奖。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就对我们全面封锁，别人怎么会允许你对外输出影片？这种可以获奥斯卡奖的说法，无非就是想引众怒到老人家头上。

可惜这部影片本身就有问题，如果获了奥斯卡奖，不过就是跟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一样。

当年老人家批判《武训传》，当时的人都摸不着头脑，时至今日也是如此，与其说很多人不理解批判《武训传》的目的，倒不如说是两种价值观的对立。

公知更是在老人家逝世后大肆抨击，认为这是对艺术的摧残，甚至连曾经当过老人家秘书的人，今天也大呼老人家对《武训传》的批判非常极端、片面和粗暴。

可见，所谓的文化人，其思想觉悟也不过如此而已，他们的眼界不过是鼠目寸光。

既然《武训传》被视为有争议的电影，那么我们就来聊聊当年被老人家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背后的原因到底什么？

武训确有其人，此人生于1838，卒于1896，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出生，中日甲午战争后去世，前后都是两年。

他出生在山东堂邑县（今属冠县）柳林镇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在家里排行第七，因此被称为武七。

武训这个名字是清廷嘉奖他兴办教育的功劳，取“垂训于世”中的“训”字，所以赐名为武训。

武训的一生过得算是悲惨，可谓是命运多舛。

7岁时，父亲死了，只能靠乞讨为生。

14岁后，给别人当佣工，但雇主欺他是文盲，做假账来欺骗他，最终他被反诬为“讹赖”，遭到毒打，这成了他要兴学的动力。

20岁时，武训当了乞丐，到各地去行乞集资，用于创办学校。

30岁时，在馆陶、堂邑、临清3县置地300余亩。

50岁时，与杨树坊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

51岁时，与了征和尚在馆陶杨二庄创办“育英堂”。

58岁时，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在临清镇创办“御史巷”。

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表彰他“孝义、节行、克己好义”，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立牌坊，能立牌坊足见对其嘉奖的等级之高。

武训死后十年，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

除了清朝表彰之外，还有国民政府，表彰的人中有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张学良、杨虎城、何思源、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等，政界、军界、文教界都对其表彰，梁启超还亲自为武训立传。

武训可谓是背后有诸多名人为其背书，似乎大家都说好才是真的好，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武训传》算是旧社会的遗作，1948年因为资金不足，拍了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停拍。1949年，昆仑公司买下《武训传》的摄制权。

那时候正是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候，拍这部电影的意义何在呢？

1950年1月4日晚，《武训传》修改重拍前夕，昆仑公司编导会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上海军管会文艺界领导讨论过电影脚本。

夏衍当时就认为，“武训不足为训。”

于伶也认为，应该拍农村教育片，不如歌颂老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端予。

陆万美看了剧本以后，提出“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

这说明《武训传》在重拍之前就有人质疑这部电影的问题。

昆仑公司的编导会成员又到北京见周总理，征求意见，但周总理因工作忙，没有时间看剧本，只给他们提了两个建议：

一、要他们到武训家乡去实地调查，究竟人民群众对武训是怎么看的。

二、要他们把电影剧本和人民群众中流行的关于武训的传说有摄制价值的，对照一下，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具体问题让他们去找有关同志商量。

最终《武训传》修改了剧本，故事情节与武训本人的生平接近，但设计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车夫周大，另一个是婢女小桃。

周大是一个反抗角色，而小桃则是一个被压迫角色。

周大见武训被欺，于是痛殴张家的管家赵熊，最后被抓坐牢。

小桃则不甘于再被卖身，饮恨自尽。

小桃的不幸令武训立志要兴义学，以免再被欺负。

周大越狱后，劝武训投奔农民义军，武训则不同意。

20年后，武训购置了学田，积存六千多串铜钱。

他去杨进士家门前跪求三日，当地士绅为其精神所动，义学遂告办成。

郭知县和张抚台借义学以邀功，奏报朝廷。于是清廷为武训建牌坊，赐黄马褂。

但是武训在盛典中由疑惑而悲愤，他叮嘱孩子们长大后“不要忘记自己是庄稼人”，于是丢弃了黄马褂悄然而去。

最后，周大率义军火烧张举人家。

片尾的女教师说了一番话，特意强调：“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1951年初，《武训传》在上海南京公映，片长达四个小时，结果场场爆满。

1951年2月，导演孙瑜亲手将影片重新剪辑成三小时版，将拷贝带到北京。

2月21日晚，中央很多领导在中南海开会后，一起去放映大厅观看了《武训传》，结束后报以掌声和赞许，但老人家当时没有参加观影。

2月25日，《武训传》在北京公映，反响热烈。

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几十篇褒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

这种情形是否很像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武训的表彰？

当老人家看到《武训传》时，已经是3月份的事情。

当时所有人都在为这部影片叫好，众人都对这部电影褒义热烈的掌声时，唯独老人家却指出《武训传》是根本的性质问题，实在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民族。

那么是否如老人家说的那么严重呢？我们来深入分析背后的逻辑。

任何艺术作品背后都有目的性，艺术创作本身就是创作者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反映，否则就不是创作。

大自然形成的景观不具备创作的目的性，但是作为有思想的人，无论其创作什么作品，都具备目的性。

那么拍摄《武训传》的目的何在呢？

武训这个人生在清朝末年，而他做的事情被清政府表彰，在他死后十年为他立传、修墓、建祠、立碑，清廷为什么哟这么做呢？

这时候的清廷离覆灭只剩几年的光景，这个时候还想着表彰，无非就是让人不要造反而已。

武训是被封建社会树起来的人，其兴学所兴的是维护封建社会的学，而不是兴反封建主义的学，而我们打倒的三座大山中就有封建主义，这就是《武训传》背后的逻辑悖论。

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恶霸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我们将恶霸打退了。恶霸受了重伤，本该一命呜呼，没想到他养的一只狗救了他，让他活了过来。结果恶霸再一次为害乡里，整个村庄被灭门。

那么问题来了，这只狗我们应该歌颂它的忠义吗？

如果不是这只狗救了恶霸，这个村庄就不会有灭顶之灾。

武训兴学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兴的学看上去是在培养人才，但是培养的也是维护封建主义的人才，是为封建主义卖命的人，打击的是人民群众，打击是我们为人民群众牺牲的英雄先烈。

这种人我们能歌颂吗？

影片的致命伤在于让老人家觉得包藏祸心，剧本修改得不伦不类。

武训兴的学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与为人民服务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影片要强行把两者扣在一起，这不就是明里画着社会主义的脸，内里藏着封建主义的心吗？

历史上的武训接受了清廷的黄马褂，但是《武训传》里却是将黄马褂扔在了地上，明显就是歪曲了历史，刻意美化武训本人。

这就不是人物传记电影的拍摄宗旨了，这就变成了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仅仅是一两人觉得《武训传》拍得好，那么问题还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是大多数人都在为此叫好，而且还有身居高位的人也这么认为，那就说明存在集体意识偏差。

老人家就不得不对此做出严厉的批判，否则就会任这种意识偏差继续滑向深渊。

实际上，拍武训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奋斗，与西方的电影如出一辙，这是西方喜欢表现的个人英雄主义题材。

西方认为个人的奋斗可以带来整个社会的改变，但这不过是一句谎言，个人的能力有限，大部分人都只能顺从社会的变革，根本无法改变社会，毕竟当老板的人，远远少于打工的人。

作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我们的政权是牺牲了几千万英雄和先烈换来的，这些英雄才是我们应该宣传和歌颂的，为什么偏偏要宣传一个被我们推翻的王朝竖起来的人物呢？

这样一个兴学也不过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人，却要冠以为人民服务，这岂不是玷污我们的宗旨吗？

武训终其一生，其结果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而封建统治阶级镇压我们领导的农民革命，杀害我们的革命英雄，这样的人，我们岂能歌颂呢？我们如果歌颂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牺牲的那些英雄又算是什么呢？

如果当时大多数领导都看不透这一点，还出现了集体意识偏差，那么今后出台方针政策会不会也出现意识偏差呢？

老人家要批判的不是武训这个人，也不是《武训》这部影片，而是因这部影片出现的集体意识偏差，这就是老人家要严厉批判《武训传》背后的逻辑。

老人家发起的这场批判，只局限于书面文字和口头报告形式，当事人几乎没有受到行政处分和人身攻击。

谁才是真正透过现象看本质，谁才是真正心里装着人民和那些死去的英雄，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篇《批判<红楼梦研究>：争夺学术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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