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老师言行的著作，间或有孔子与弟子间的对话。
从现在所能够知道的材料看，《论语》当编成于战国初年，也就是孔子去世之后不久。
传至西汉，《论语》已经有了三个版本——《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这是因儒学后来分了不同学派的缘故。
流传到现在的，是东汉郑玄根据《鲁论语》篇章，参考另外两《论》而成，且为其作注。
不过总体来说，三《论》虽分支流传，但差别并不大。
海昏侯墓出土了已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比传世的《论语》多了《问王》和《知道》两篇。对此，学者们亦有初步看法，但因为竹简损坏严重，释读仍在进行中。
另外，定州汉墓亦曾出土二十篇残本《论语》；朝鲜平壤也出土了约汉元帝年代的129枚《论语》残简。
从这些汉代《论语》的内容排列看，《学而》都列为第一篇。
何以如此呢？
看来，弟子们在记录编排《论语》时，是下了相当一番功夫的。
《学而》排于第一，很可能与孔子讲学的先后、思想的连贯是相符合。
西周的学校，原来只有官学，只为王室和贵族提供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
“大学”，是王室成员和贵族担任官职之前的“岗前培训”，很可能也参与一些实际政务的处理。
“小学”，则是在这之前的“预科”，学习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在内的基础性知识。
孔子即便不是周代第一个“民间办学”之人，也肯定是相当早的一个。当然，他所教的学生，依然是贵族子弟，尽管有相当没落的贵胄。
从其教学内容和性质上来说，孔子所办的，仍属于“小学”。
但不同的是，孔子十分注重对学生的道德和品质教育。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斋、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这段话是说，孔子教育弟子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学问、言行、忠诚、信义。给弟子规定了四条禁律：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他教育弟子要特别谨慎地处理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谈到利，即便谈到，也是和天命、仁义联系在一起。
据此说，弟子们在编纂《论语》时，一定会遵循老师的遗愿——
第一，反映老师的主张和思想。
第二，体现老师讲课时的逻辑。
《学而》排在第一篇，恰好是以上两点的体现。
要说的是，《论语》二十篇，每篇之题目，都是从篇中选择此语而成，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通行做法。
《学而》，作为第一篇，很像是“入学动员报告”，讲的是“学习的重要性”、“读书和做人的关系”、“强调学以致用”以及“学习的基本方法”。
按照这样的逻辑，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论语》后面诸篇的主旨。
第二篇《为政》，讲的是贵族子弟上完学之后从政的基本要求。
第三篇《八佾》，讲的是礼乐等“礼制”对于当时社会治理及学生应当遵从的重要性。
第四篇《里仁》，讲的是弟子要“以仁为邻”，如朱熹所说，《论语》的核心理念是仁，也是孔子教授学生的最重要理念。第五章《公冶长》，是孔子和学生们从各个角度讲“仁德”的特征。
第六篇《雍也》，是从哲学、政治、伦理、人性、人才等方面，讲授“中庸之道”以及“恕”的理念。
等等等等，后面各篇，不详赘述。
可以明显看出，《论语》的编排，有很强的逻辑性，也有很强的针对性，不仅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大纲，也能体现其循循善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不论孔子思想中具体哪些内容可取或不可取，作为2500年前的一位“民办教师”，的确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
这也是儒学后来能够代代相传，门生弟子数量远胜于其他先秦诸子流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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