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滇西大溃败老蒋秋后算账，66军番号被取消，军长被革职查办

1943年6月间，宋希濂奉蒋介石旨意在保山指挥所召开滇西战役检讨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谁应对滇缅路大撤退的灾难性结果负责任。

六十六军当然地成为众矢之的，被落实负主要责任，但张轸和麾下两个师长刘伯龙、马维骥却搜肠刮肚地各找客观原因，互相指责和推诿，最后居然不顾高级将领应维持的“脸面”，公然指着对方的鼻子对骂。

三人中新编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气焰最盛，因为在作战中，他的部队与敌接触时间最长，且伤亡不小。而张轸手握马维骥的二十九师，遇敌即溃、带头撤退，却是不争的事实，是故刘伯龙气粗。

刘气粗的另一原因是宋希濂和张轸在组建十一集团军时曾为争司令长官一职发生过矛盾，宋根本瞧不起这个貌似忠厚，实则肚里尽是弯弯肠的老大哥，借机想把张轸踢出第十一集团军，而刘伯龙因敢说敢干，宋便暗示他发难，并允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条件”。

于是，刘伯龙从张轸的军事失误开始，谈及政治上的腐败，再论经济上的贪婪，从诸方面轰击这位他曾经尊为“倚天柱”的“大哥”。

张轸则说马维骥未奉命令私自撤退；刘伯龙不服从指挥乱行动；他陈述了自己孤家寡人的无奈，甚至讲到在5月3日那天，他曾带卫士三十多人，战防炮二门在龙陵以西高地布防，准备“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滇西那一寸土地”的悲怆经过。

马维骥本是个懦夫，能当到师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个奇迹，因为他没有勇气对敌，也没有勇气对己，被人一通臭骂就浑身冒汗，嗫嚅不能言，指责人时声如蚊虫，全无军人应有气质。

他可能在经济方面是个人才，因为他生意头脑不错，据说对数字很敏感，且算盘打得极好……

不管如何吵，会议产生的结果有两个：

1.谴责第六十六军；

2.表彰第三十六师。

会后，宋希濂请求蒋介石撤销第六十六军和新编第二十九师的番号；惩办张轸、刘伯龙和马维骥。

与会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也综合滇西民意上书国民政府，并电请蒋介石惩办滇西撤退失职人员。

最终结果是六十六军和新二十九师番号被撤销；张轸和刘伯龙被撤职，窝窝囊囊的马维骥被关进了单人监牢。

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后，没有内部知情权的民众一片欢呼。认为腐败分子终究没有好下场。

但是在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深不以为然的白崇禧却首先发难，提出：远征军在缅作战失败，统帅部应负完全责任，不能归罪于某一个人。对失败原因最知情的参谋团团长林蔚将军为何一言不发……

此言一出，除与蒋委员长有着最为密切且最为复杂关系的参谋总长何应钦顾左右而言它外，程潜、徐永昌、林蔚、刘斐等高级将领皆一一发言，同意白崇禧关于战争失败不归罪于个人的意见，当然，鉴于各人的立场不同，所指的“个人”也属不同对象。

于是，“个人”是不好针对了，于是，张轸在承认对作战失败负有一定责任的基础上，调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并暂留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职务。

刘伯龙当“枪”打了张轸一响，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当上军长，这种善于倒戈的将军，谁都害怕，继而被谁也看不起。

于是，被撤师长职务后，经送礼翰旋，被派去训练新兵。

马维骥把在“经营”滇缅路中获得的“财”散出了一部分，所谓“折财免灾”是很有道理的，他的诸多黄埔同学纷纷去向“校长”求情，“责难”风头一过，这个“倒霉鬼”也就被释放了，但是“政治前途”却很渺茫了。

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则要聪明得多，他在大溃败中率残部由景东退到思茅、普洱后，也知“败军之将，不可言勇”的道理，不申辩、不抗争，只是不断悄悄地把当日从缅甸市场上弄来的“俏货”送到重庆去……

“甘丽初是只缩头乌龟，永远是只缩头乌龟，好啦！人家已经缩了头，你就不能打了嘛！”

据说，这是蒋委员长的定调。

于是，军委会将第四十九师及暂编第五十五师的残军六千多人编入第九十三师，调往车里、佛海一带整训，并守备西南国境。

甘丽初被免去军长职务；

暂编第五十五师番号被取消，第四十九师保存骨干，调到昆明，归昆明防守司令部予以整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