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敦煌文献记载中的宗教风俗与卫生防疫有何特别之处？

文|木木

编辑|观星

随着“刺血书经”的流行，唐五代时，除了佛教的中“刺血书经”，“刺血书经”风俗已经突破佛教界，世俗社会中也出现刺血书写《孝经》等表达孝道的方式。

尤其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法苑珠林》记载：唐前大理司直河内司马乔卿，天性纯谨，有志行。到永徽中，为扬州司户曹。丁母恍，居丧毁疮，刺必上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

唐晚西李虔观，今居郑州。至显庆五年下父忧，乃刺血写《金刚般若经》及《般若也经》各一卷，《随愿往生经》一卷。

除了佛教书籍《法苑珠林》对父母丁忧期间子女为其刺血书经的记载外，唐五代时期正史对此种现象也有记载。

《旧唐书》记载京兆韦缓“少有至性，丧父，刺血写佛经。”《新唐书》也记载唐宣宗时庐州人万敬儒“三世同居，丧亲庐墓，刺血写浮屠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记载：济州言金乡县民李延家，自唐武徳初同居，至今近四百年，世世结庐守坟墓，或父母病，截指割股，刺血书佛经。诏旌其门，赐以粟帛。

《法苑珠林》等佛教典籍中对河孝道有关的刺血书经的书写更多地是为了用道教灵验记的形式宣扬佛法的威力。

而《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对刺血诗经的书写与对“哀毁过礼”等传统孝子表达对父母感情的极端方式一起记述，表达了官方对孝道的旌表与倡导。

一、唐宋“割股奉亲”风俗

“割股奉亲”刚开始针对的是结核类疾病，后来则主要表现为子媳对父母公婆的孝敬思想。

敦煌卷子里有关“割股奉亲”最早的记述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且故事中一家因为“割股奉亲”而受到政府的封赏。

可见“割股奉亲”这一习俗在民间流传起来，和唐玄宗提倡孝道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继位后注重孝道思想，亲注《孝敬》且在全国通行。

《册府元龟》卷一三九《帝王部·旌表》有关于先天时期割股疗亲的事迹：先天二年孝子王知道母患骨蒸，医云须得生人肉食之，知道遂密割股肉半斤许。

加五味以进母，母食之便愈，即托他疾卧，不令母知。

敦煌文献P.3680V《孝子传》记载了唐代开元年间王武子新妇至孝的故事：王武子者，河阳人也，以开元年中征涉湖州，十年不归。新妇至孝，家贫，日夜织履为活。

武母久患劳瘦，人谓母曰：“若得人肉食之，病得除差。”母答人曰：“何由可得人肉？”

新妇闻言：“遂自割眼上肉作羹，奉送武母。母得食之，病即立差。河南尹奏封武母为国太夫人，新妇封郢郡夫人，仍编史册。开元廿三年年行下。诗曰：武子为国远从征，母病餐人肉始轻，新妇闻之方割股，阿家吃了得疾平。”

敦煌本《妙法莲花经讲经文》明确指出：如人呢父母疾重，虽申药饵，不如割股供养等。我等生身父母，恩德殊难莽鲁。虽然药饵医治，孝顺不如割股。

敦煌壁画《报恩经变·孝友品》中的割肉奉亲，公维章《涅槃、净土的殿堂：莫高窟第148窟研究》里有详细记载，同时，296、31、231、98窟都有相关的壁画或经变。

北宋时，“割股奉亲”思想与佛教观音疗疾思想结合，逐渐衍生出了妙庄王三女儿妙善公主为父舍手舍眼入药治病的故事。

明清时期，观音疗疾信仰与“割股奉亲”“割脏奉亲”等中国传统愚孝思想进一步结合，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子媳割肝脏为父母治病而得到观音菩萨眷顾的故事。

明朝王同轨《耳谈类增》记述了一个儿媳平时笃信观音大士，在观音的引导下割肝为婆婆治病，婆婆病愈而自己伤痕累累，但是主人公因平时信奉观音菩萨而得以保全性命。

清代彭际清《居士传》记载了湖广益阳人彭信宇平时信奉观音大士，先是割臂肉和药治好了父亲的病，后又割肝为母亲治病，不久母亲病愈。

可是被掏出来的内脏不能再回到身体，众人为他向观音菩萨祈祷。

观音菩萨托梦告知众人说：“让内脏重新回到身体也不难，主要是因为现今世上无孝子，出示百天让众人知道他的孝行。”百天之后，主人公的身体确实完好如故。

此时的观音虽然也救人，但是由于中国愚孝思维的渲染，观音总体上已经背离了大慈大悲的传统形象。

引起读者的心里不适，但这也恰恰说明观音疗疾这一功能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衍变。“割股奉亲”的恶俗一直流传到民国时期。

从中国传统“哀毁过礼”到佛教“刺血书经”，再到“割股奉亲”的历程中，佛教“焚身供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焚身供养在中古时代佛教徒中的流行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历程的一段插曲，从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宗教狂热，也从侧面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

这种具有祭献色彩、以自残身体为特征的宗教行为因为严重违背了中国重生的文化传统，不能被世俗社会所接受，最终归于沉寂。

古人举行大量古代的节俗活动，不仅体现了他们趋吉避凶、治病防病的现实追求，也展现了他们的“防疫思想”。

另外，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敦煌文献中的童蒙教材、书仪范本起到了传播医药知识和医疗卫生防疫观念的作用。

二、敦煌节日防疫资料

中国传统节日很多在先秦时期既已萌芽，两汉时期则是节日的定型阶段，诸如除夕、元旦、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重要节日都已经产生。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衍变、发展和融合，及至隋唐发展臻于鼎盛，到了宋代中国传统节日基本上都已经出现。

经累世之发展，加之经济、文化、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变革，以及风俗移易。

时至今日很多节日在习俗、饮食乃至节期等多个方面已与中古时期大相径庭，但人们借由节日所表达的对身心健康的追求。

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社会和谐的憧憬等美好愿望则一以贯之。对古人而言，治疗和预防疾病、增强体质、“却恶疾，除万病”，是这些美好愿望中的重中之重。

他们的这种美好愿望，在节日期间的特殊物品、特定饮食、特定习俗、特殊仪式等节俗行事中有显著地体现，并延续至今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民俗习惯。

《唐代重要节日习俗中的“治未病”思想探究》一文，就选取元日、中和节、社日、寒食、上巳、端午、重阳、冬至等八个节日中的民俗活动。

结合《黄帝内经》治未病理论，指出：“通过探究唐代节日习俗可以看出，当时习俗多与防病祛疾有关”。

“将医疗预防及治疗手段，融入重要的民俗活动中，很多习俗沿袭至今形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民俗习惯，使‘治未病’思想在上千年的岁月里不断继承和发展，不仅使得中国传统医学充满生机，更为现代疾病的防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指导思想”。

因此，通过对唐宋节日行事的梳理，可以探究这一时期节日背后所内含的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对医疗手段的认知与选择，以及时人卫生防疫的思想、态度和具体措施等问题。

中国传世文献中保留的大量唐宋时期的节日相关资料，为这一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基础。不过，尽管相关文献丰硕，但由于阶层属性的原因，这些文献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恰如于赓哲在分析唐宋医疗社会史资料时所言：“唐代的文献是精英士大夫阶层的文献，是‘城市的’文献，而宋代虽然城市化程度比唐代大为增加，但其文献却有更大的覆盖面。”

虽然宋代的文献覆盖面更为广大，但这些资料的“民间属性”依然不高。所幸，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社会历史文献、社会经济文献等材料，能够反映最基层的社会真实。

可以折射当时的社会和时代特征。并且从节日承袭来看敦煌与中原王朝保有很强的一致性。

这正如《唐宋敦煌节日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说：敦煌的节日，除二月十五日外，全部涵盖于《唐六典》《唐会要》中的节日名目之中。

这表明敦煌地区在节日相关规定上因袭了唐帝国的既有成规，承袭了中原的节日体系和名目。

另外，从史料来看，即便到了五代宋初时期，敦煌的节日体系和名目仍然与中原文化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

所以，以敦煌节日文献为中心探究唐宋时期的节日行事与卫生防疫问题，尽管有窥豹之嫌，但仍可起到得唐宋节日行事与卫生防疫情况之一斑的作用。

三、文献的记载

为此我们对敦煌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关于节日的相关记载，散见于入破历、文范、书仪、杂抄等材料之中。

其中，入破历是物品收支的集中记载，更多具有籍账文书的性质，虽对节日与卫生防疫的关联偶有所涉，但名目极少且记载散乱。

而文范如S.2832《十二月时景兼阴晴云雪诸节》，则集中载录了从岁日到岁除日之间一年的十几个节日的由来。

并兼及部分节日的风尚内容，但除腊月八日提及沐浴众僧之外，没有涉及卫生防疫的内容。

P.2721、P.3671、S.4663、S.5755等十余个写卷《杂抄》，亦即本文所说《珠玉抄》，又被称为《益智文》《随身宝》。

其“辩年节日”条记载了众多节日的由来、传说以及节俗活动等内容，其中的节日行事活动很多与古人的卫生防疫有关。

该写卷的概况、录文、研究状况等问题，郑阿财、朱凤玉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兹不赘述。

为便于讨论，现将相关内容迻录如后：辨年节日。昔人皇九头，兄弟九人，人别居住，是以因此，即立九州。年月一日易十日，十日易百日，故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岁。

二月社者何谓？社者是地之主。神农尝五谷，后稷播种。何名六畜？牛、马、猪、羊、鸡、犬。祝融造铛、釜、犁、铧，燧人出火，勾龙能平水土，故以春秋二社祭之。

三月三日何谓？昔幽王临水而游，妻将亡，女赍酒食，至何上哋望观看，作樂，解除幽王恶事，及收艾，大良。四月八日何谓？天子太子初生之日，广会圣众，设斋供养。

五月五日何谓？高辛子姓耆棕，以其因之。又说昔屈原投汨罗水而死，后人作粽祭之也。

六月六日何谓？其日造酱、麴，及收枸子，大良。此月三伏日何谓？其日食汤饼，去瘴气，除恶疢。七月七日何谓？看牵牛织女，女人穿针乞巧。

又说高辛氏小子，其日死，后人依日受吊。十四、十五日何谓？为大目乾连母青提夫人，缘将儿功德之物，避儿广买鸡肫，造诸恶业，堕在十八重地狱中，即至饿鬼狱中，受种种苦。

目连投佛出家，后禅定观知，遂告诸佛，啼泣救母。令七月十五日，造盂兰佛盆供养。因此一切七代先亡父母，并皆得食吃自馀，时因为罪重悭贪，故作猛火，水亦复然也。

八月一日何谓？其日以墨点之，名为灸，以厌万病，大良。九月九日何谓？昔帝喾子名尧，八岁封为唐侯，十六升天登位，尧九月九日大会诸侯，用面米拟造酒麴。

米未到之间，其九日，帝喾崩，扶尧登位，百官总集，不得用酒。即用米吹之。团作番饼，用胡麻作米会诸侯。自尔已来，不令断绝也。

十月晓又日旦，何谓？昔汉高祖十月一日入秦，故作一日节，方饨为尚。十一月冬至何谓？冬至之日，阳爻始动，万物生芽。冬至之日，万物燋淬，是以贺吉不庆凶也。

十二月八日何谓？其日沐浴转障，除万病，名为温室，于今不绝也。腊煞何谓？冬末为神农和合诸香药，并因晋武帝，至今不绝。

寒食断火何谓？昔芥之推在覆釜山中，被晋文公所烧，文公收葬，故断火，于今不绝。

除此之外，敦煌保存的书仪材料——一者，自中原传入加以抄传、衍变，以、以“郑余庆书仪”为例。

二者，系本地士人参考其他书仪节略、改写而成，以“张敖书仪”为主——亦记载了很多节日的节俗、饮食、节期等问题，这些内容很多与卫生防疫相关。

其中，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节候赏物第二》是典型代表，该写卷书题为《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并题有“银青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兼太常卿郑余庆撰”。

共179行，前三十行为序文，以下依次是“年叙凡例第一”，“节候赏物第二”等八部分，尾残。

其中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均记录了节日相关的内容，但后者主要记述的是节日的典故和休假制度，《节候赏物》则集中记录了不同节日期间赏物“轨范”。

这些内容虽不免带有官方特点和礼制色彩，但其中很多赏物均涉及到了节日与卫生防疫的问题，可资补足《珠玉抄》中的相关内容。

现将相关记载迻录如下：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假花菓、狡牙饧。正月十五日赏丝笼、羔糜。二月二日赏拾菜、刀笼、迎富菓食。二月三日赏镂尺。

寒食［赏］假花、彩毬、镂鸡鸭子、推饼、鞭、秋千、气毬、饧粥、饼餤。四月八日赏餻糜、洗佛、行道。五月五日赏续寿衣服鞋履、百索、糐、扇。

夏至赏结杏子。七月七日赏金针、织女台、巧节果、苽、炉饼。七月十五日赏亡人衣服、麻、谷。八月一日赏点炙秓、朱椀子。九月九日赏茱萸树、菊花酒。

十月一日赏新乔麦面。冬至日赏毡履、袍袄。腊日赏头膏、面脂、口腼脂、藻豆。春日赏人参、生菜、胡饼、鸡鷰等。

右按诸家仪，无二月二日、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十月一日，今时俗等赏，并具录载。

需要说明的是《珠玉抄》是一般庶民使用的抄撮日常知识和基本学养的通俗蒙书，是当地知识传授的重要资料和教材。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则系唐代郑余庆所撰的重要的综合性书仪，是时人重要的书仪范本。

二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唐宋时期敦煌地区节日开展的情况，能够较为集中的反映节日行事与卫生防疫之思想在彼时的状况。

和卫生防疫最为直接关联者，当为节日期间的采药与制药活动。

此外，节日饮食、节日仪式以及其他习尚都与卫生防疫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后续行文我们循着这个思路，主要从这四个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