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 岳忠豪 | 近代中国“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考释

在近代中国，有一种“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或“中国月亮不如外国圆”的生动说法广为传播，并逐渐成为讽刺崇洋媚外者至今不衰的权威话语。该话语的具体表达方式有时略有差异，或谓“外国月亮比中国亮”“外国月亮比中国大”“外国月亮比中国好”之类，但内涵却基本相同，主要用于批评国人盲目崇信外国的一切、极端缺乏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那种典型的非理性社会文化心态。但这一话语究竟起源于和流行于何时，何以能在近代中国传播开来，国人对其又有着怎样的具体使用，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都还未见有人真正用心加以讨论。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点粗略的考证和历史的分析。

《东方漫画》1937年第2卷第1期，1937年6月1日

一、“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由来考

“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明确说法，最早可能来源于清末民初一则讽刺归国留学生的经典故事。据笔者阅读所见和初步查考，该故事的成型形态，至少可以追溯到笔名为“耐久”者的《忘本之渐》一文所撰述之文本。该文写道：

一个朋友到过外国游学多年，后来回国。一到家，就说中国房屋空气少，有碍卫生，不如外国洋楼高大，赶紧快拆改房子。到吃饭，又说中国饭菜如何不洁净，不如外国大菜有益卫生。到了点灯，又说煤油气味有毒质，闻长了有害，不如外国电灯光明。一举动，一言语，总说中国不好外国好。他父亲听着很有气，有心驳他几句，又没到过外国，不知外国究竟的好坏。等到这天夜里出了月亮，他又说中国月儿不如外国光亮。他父亲一听，气的赶过去就给他一个耳刮子，说“好浑蛋，外国别的我不知道，你可以信嘴骗我，难道地球上还有两个月儿吗？”他被打疼了，一边哭着，一边嘴里说着家庭之亲、父子之情就是这样专制。照这样看来，父亲也是外国的好。诸位听听，可笑不可笑呀。

《忘本之渐》（续前日），大公报书影

在这则故事中，主人公是一名留学生，其父乃一位传统的中国长者，他对外国的一切知之甚少，却有一种本能的自尊与自爱，或不免还有一点保守。其留学多年的儿子归国后，觉得中国处处落后于外国，尤其是物质文明最明显，父亲的家长式专制作风也不如讲求平等自主的外国“亲情”来得文明。诸如此类认为中国总体落后的观点，在清末民初的留学生之中确乎广泛存在，留学生当时如此认为，似乎也不奇怪。但问题在于，由此而走到极端，认为外国一切都好，遂一味仰视，而中国则凡事都野蛮不堪，因此自卑、自轻乃至自贱，却不免荒唐和偏激。此种社会文化心态之所以不健全，还体现在有些留学生被外国的先进文明所震慑，竟然忘记了或漠视了人类文明其实还存在许多共性特征，比如共同拥有“一轮明月”及其各式各样的人文理解——诸如此类的文化相关部分，可能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本身并无所谓是非好坏先进落后之可言，何况文明古国在学习外国长处的同时，还应努力保持自身的文化个性呢？

上述故事的讲述者署名“耐久”，显然是笔名，其真名一时难以考出。不过从1908年开始他持续在《大公报》开“白话”专栏的各期评论内容来看，当属一个能影响社会舆论的报界人物，绝非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冬烘先生。他不仅赞成学习西方的宪政改革，而且欢迎辛亥革命，同时还忧国忧民，对中国的国民性格之弱点常有批评。《忘本之渐》与此后《再说说渐字》一文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论述。

在上述文章中，作者先是批评国人“向来不知务本，专讲究在枝叶上粉饰”，认为作为四民之首的士林学界也不例外，其突出表现就是近代以来，学界的先生们虽不再像从前那般顽固自闭，已逐渐开通起来，但他们“维新维的似乎有些过火，竟有把我们古圣先贤所遗留的书本，皆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不知琢磨、不知讲求，专专在欧美日本的各种浮泛不纯良没精义的书上，用些门面皮毛的工夫。推究他那用意，决不是真心读书，不过标奇立异的骗人混饭而已。由这一般引导不要紧，那后进的也摹仿上许多恶劣的行为”。作者认定，“要不在中国旧书上有点心得，旧道德上有点把握，任凭你把欧美日本书籍会读过来，无非落一个外国杂货铺，万不能与中国政教风俗有益就是了”。若想切实学到西方等国的长处，真正做到“有舍短取长的把握”，在未曾学习西方政治法律之先，“总得要先明白我们自己政治法律等等古今的沿革”。作者还认为，“凡是中国通经博古、道德深厚的先生们，不知维新的自然是固执迂拘；要一旦让他知道外国事事物物了，这个人要开通，总开通的有条理、有次序、有从违，说出话来，便先本着中国，再加上外国，增删损益，议论另有一番滋味，不奇不离，合乎中道，如这路人就不能治国安邦、也不致败坏伦常”。从思想倾向来看，本文作者大体上或可归于张之洞一类的“中体西用”论者，其对传统的伦常文化很有信心，认为不读中国书尤其是那类讲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的书就等于“忘本”，无益于中国的治国理政和国家发展。他还讨厌那种不准父母作主的“自由结婚”，并斥之为“忘却根本，败坏伦常”，由此可见其文化保守态度之一斑了。作者还明确表示：“新少年不喜欢中国的东西，就喜欢外国的，鄙人并不敢仇恨人家爱读外国书，我的意思是盼望我们中国这些新少年，先把关系天心世道、礼义廉耻的中国书尽着力先读读，然后学有根柢，再读读外国那些书，作一个补助，那才好了。要是忘却根本，那还算得什么中国人呢？！”

尽管作者的文化态度显得保守，难免要影响到其立论的社会效果，但其所揭示的当时一些留学生崇洋过头、显现自卑的文化心理之两种具体表现，即作者所谓“最不懂（理解）的两件事”，还是很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一是言必称外国或外国豪杰，这有点像后来人们所嘲弄的“言必称希腊罗马”。其言曰：“学界这些新少年，不拘作一篇论说，谈一段故事，或是在会场讲演，报纸上言论，从中必要加杂上什么拿破仑、华盛顿，什么西哲东哲赫胥黎、意士林等等的名词，就仿佛我们中国四五千年那些位圣贤豪杰嘉言懿行的事，不足一说，不足感动人心似的，就仿佛我们中国古今无一人一事可以师可以法似的。如果引外国故事名言用之得当，偶一为之，亦未为不可，要是满篇满嘴，净是这路话，亦未免讨厌罢！”二是认为“中国无书可读，外国无书可不读”。作者以小说为例，称“近来这些新少年，看小说也不变其格，《红楼梦》不能看，外国言情爱情小说不可不看；《镜花缘》不可看，外国滑稽小说不可不看。《三国》《列国》看着无味，外国历史小说不可不看；《聊斋志异》不可看，外国鬼怪神奇小说不可不看。似乎中国无书可读，外国无书可不读的”。

作者耐久强调，此种崇洋风气潜滋暗长、日益加重，终有一天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无法挽回、不可救药的巨大危害：“在现时看着这类事，似乎无关轻重，要等习不为怪的那一天，再想挽救，真比登天还难了。”文中特别引用明代学者吕坤关于积“渐”难返为“天下之大可畏”的哲言提醒国人，“自古至今，大者亡国丧家，小者伤风败俗，全是被这一个不介意的渐字给断送的”。在近代中国，东西列强之所以能夺走各种权益，除了使用战争手段之外，也是多靠此类“渐”侵手段才能得逞，许多都是“由渐字入手”的：“若不从此设法，把这种风气改改，将来决没有好结果就是了。”他最后呼吁中国那些“热心爱国”的君子们，须赶紧设法将此种心态“来源塞住”，结成团体，尽力作为，“万不可诿之气数”，否则将来“任凭你怎样整顿，终敌不住败坏的功力快速。就让你怎么守道高洁，你子子孙孙也逃不了有同流合污的那一天”。由此警语和呼吁观之，作者希图从源头上根除国人崇洋媚外心理的急切心情，可谓跃然纸上。

《忘本之渐》及文中这则首述“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讽刺故事之发表，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文化心态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在此之前，似未曾见过有人如此细心地观察、如此生动地揭示国人崇洋媚外心理上的种种典型表现，更未见有人在如此的高度，来强调国人此种文化心态的危害及其对之加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问题，尽管此种崇洋心理并不从清末民初始，更不从文中强调的“洋书”崇拜才发其端。说起来今人或许会感到吃惊，早在道光年间，有的南方沿海地区的民间社会其实已兴起崇拜洋货之风，这与当时士人群体整体上的“蔑夷”态度形成鲜明反差。据采蘅子《虫鸣漫录》记载：“道光年间，洋务未起，时桂子栏杆、桂子扣无地无之。凡物稍饰观，人稍轩昂，皆曰洋气。”清人黄钧宰在其著名笔记《金壶七墨》中也说：“道光初，江湖贫民张画于市，幕以布而窥之，谓之西洋景。民间喜寿庆吊，陈设繁华，室宇器用侈靡，佥曰洋气。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许多带“洋”字的洋货名词，更是很早就在中国流行开来，亦均可为证。有趣的是，此种民间社会对洋货的崇拜心理，波及甚广，还在清末时，即曾被人与日常生活中的“月亮”感知联系起来，出现所谓“洋月亮”之说。如1897年，上海《游戏报》上刊载过一则题为《西洋月亮》的文章，就生动讲述了某江北人进上海洋场稀罕“洋月亮”的故事，其借以讽刺那种盲目无知的崇洋心理之意图，已昭然若揭。该文写道：

昨有某姓仆江北人，初到上海船泊铁大桥，至时已夜半，陡见电灯矗立，照耀如同白昼，仆大譁曰，快看西洋月亮！主人及舟子均出视无所覩，急询仆，仆指电灯以对。于是众皆笑不可抑。夫中国自通商以来，如洋布、洋纱、洋火、洋酒、洋烛、洋伞等，亦既无物不以购自外洋者为得用，不料广寒仙子亦被以美名，果尔，则镜里嫦娥当必以西服打扮也，是可怪已！

如果说清末时，“外国月亮好”还只是偶尔被用来比喻那种崇拜西洋物质文明成果之浅层心理，崇拜者还只限于未曾见过世面的民间底层人士，那么民初以降，“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正式诞生之后，其中所代表的崇拜对象已然包括西洋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崇拜者则已然主要转为士大夫和读书人，尤其是那些出洋游历过的人士和留学生们。这一点，从《忘本之渐》所讽刺的对象可以得知。

民国初年，“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话语在中国最初出现之时，就与归国留学生或出洋游历归国者联系在一起，这绝非偶然。一则这些人出过国，有资格做此种评判，二则他们曾生活在国外，受到过西方近代文明的多方濡染和全面冲击，更具有产生此种心态之可能。早在洋务运动初期，最早派驻外国的外交官或出洋到欧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就因赞扬外国的态度，或言行举止“洋化”而遭到抨击，如郭嵩焘就曾因《使西纪程》有推崇西方政教文明之语，而被时人骂为“汉奸”。但当时有机会出洋的人尚为数很少。清末新政时，国家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与此同时，已有留学生开始陆续归国，并被视为社会变革的希冀力量，但这些归国留学生的言行却往往并不能完全符合社会之期待。特别是民国建立后，国家政治体制发生重大改变，而转型中社会政治现实的诸多不如意，不仅造成社会上保守势力对所谓“西化”的抵触，而且容易导致其迁怒于与“西化”仿佛直接关联的归国留学生们，以致此期社会上关于留学生的负面评价渐有增多之势。如1917年，有一位极端人士即声言：“向者我国人之视留学生皆非常敬重。今则视之且不如常人者，无他，留学生实未尝有丝毫裨益于国家焉。”至于那些食洋不化、如同前述两则故事中所批评的“一举动，一言语，总说中国不好外国好”或“一名一物、一举一动，无不扬西而抑中”的归国留学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此时就更易遭到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感。“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上述完型故事，就诞生于此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

具体到“耐久”其人来说，还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对归国留学生们多有不满。1911年4月，他在《大公报》上曾发文痛斥过归国留学生“卖国求财”“祸害百姓”和“见利忘义”等种种劣行。民初时，他对留学生的不满，则进一步转移到厌恶其“食洋不化”、照搬外国、彻底鄙弃传统政教文明一点上。这与此期袁世凯政府有意鼓荡强化“尊孔复古”的思想氛围不无关联。

1913至1915年，在那些不满辛亥革命后“共和”国家现状的人们当中，已不乏对澎湃“西潮”加以反思、主张保存或发展中国自身的所谓“国性”者。像梁启超、严复和梁漱溟之父梁济等清末时热心“西学”、倡导变法的人士，此时转而强调保存“国性”，就是其中有影响的代表。他们的言论直接导向对那种食洋不化、崇洋媚外心态和行为的批评。严复在1913年4月，发表《思古篇》一文，即批评那些“醉心于他族者”，认为其十有八九都是因崇拜“物质文明”而起，“不知畴国种之阶级，要必以国性民质为先，而形而下者非所重也。中国之国性民质，根源盛大，岂可厚诬？！”严复强调大凡国之与立，必以“国性”为基，而中国的“国性”恰与提倡“忠孝节义”的儒教长期濡染有密切关系，此种“国性”应该奉为中国的立国精神加以发扬光大，可见此时他思想的重心，已转而寻求中国立国的精神基础问题。1914年10月，严复在参政院的提案《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即表达了此种关切。

当然，这还只是当时不满民初国家现实状况的反思路径之一。另一种反思路径，则是人们所熟知的深度“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反思路径之间，其实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彼此交叠的关怀。比如，对于那种“食洋不化”、一味模仿照搬外国、完全不知保存自身特性的心态与行为的忧虑与不满，在两者之间就不无某种共识和共鸣。1917年3月29日，有新文化运动“护法”之称的蔡元培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也曾对留学生“食洋不化”的毛病同样进行过坦率批评。他指出：

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者是也。……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

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培明确反对一切舍己从人、万事满足于学成与外国人一样的做法，认定“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是“志行稍薄弱者”所为，主张“后之留学者，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这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当道路。由此可见，《忘本之渐》一文对留学生中那种彻底丧失民族文化自信心、完全置民族特色于不顾的“崇洋媚外”心态的辛辣讽刺，确有其现实针对性与批判合理性的一面，并非完全无的放矢。

不过，《忘本之渐》故事中的父子形象、尤其是那位认定“外国月亮比中国亮”的留学生形象之塑造甚为生动，其所嘲讽之社会现象亦的确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它还是“虚构”的——并无具体所本的现实人物为之“原型”。考证发现，该故事的主体部分，实由一则认定“北京的月亮比外地圆”的前清故事直接加工、改编而来，原本出自清朝文人石成金所编著《传家宝》一书中的一则笑话，题为《拳头好得狠，笑夸嘴的》。这则笑话原文如下：

有一人往北京回家，一言一动无不夸说北京之好。一晚，偶于月下与父同行。路有一人曰，今夜好月。夸嘴者说，这月有何好，不知北京的月好得更狠。其父怒骂曰，天下总是一个月，何以北京的月独好！照脸一拳打去，其子被打，带哭声喊曰，希罕你这拳头，不知那北京的拳头好得更狠。[要带哭苦声说才发笑]

石成金(1659—?)，字天基，号惺斋，扬州人。《传家宝》一书为时人推崇，曾广为流传，笔名“耐久”者想必很熟悉此则故事，故略加改造发挥、运用到留学生身上。他将那从北京返乡的“夸嘴”者，转化成留洋外国的归国留学生，似乎并不困难。这从1914年另一则名为《巴掌还是外国好》的类似讽刺笑话差不多同时问世，可以得到印证。此则故事登载在《文艺杂志》上，其所描述的正是一位“游历外洋数月而回家”的可笑的“欠揍”者：

一人游历外洋数月而回家中，起居饮食都不如意，惟津津乐道外国起居之如何舒适，饮食之如何美好。甚而至于一名一物、一举一动，无不扬西而抑中。其父怒之，谓件件都是外国好，难道天地日月也是外国格外好么？其人频点其首曰，何消说得，何消说得，吾在外国何尝见过如此腐败的天地，野蛮的日月。父益怒其荒谬，举手猛掌其颊。其人作鄙夷不屑状曰，就这一掌也差得许多。

由上述考证可知，“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大体酝酿于清末，在民国初年即已正式形成了。其形成的标志，就是上述关于留学生或游历外洋归国者这类崇洋媚外完型故事的诞生。

二、“九一八”事变后该话语的扩大传播与“全盘西化”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九一八事变之前，“西化”或“欧化”思潮十分强劲，反思这一思潮的力量和自觉不足，带有反讽意味的“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之使用，总体说来仍不广泛。不过我们也能够看到，五卅运动之后，随着反帝呼声的高涨，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觉也逐渐增强，该讽刺话语还是得到了一定的传播条件。如1925年6月和8月，《晶报》和《申报》上就刊载过两则类似的报刊文章，均将“外国月亮”与“外国巴掌”相提并论，表达对“心醉欧化”之人一种双重的讥嘲。前者提到的是欧洲的月亮，后者谈及的是美国的月亮，但两者的来历相同，都只是对前述留学生崇洋故事的“再版”或“改版”。如前者写道：

一个留学生从欧洲留学回来，一言一动，都说是外国的好。吃东西，他说外国的食物怎么好；穿衣服，他又说外国的衣服怎么好；住房子，他又说外国的房屋怎么好。这可算是个心醉欧化的人了。那天家里头中秋赏月，他又称赞外国的怎么好。他的妹妹，问外国的月亮怎样？他说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好。他老子听了气极，说月亮总是一般，怎么也是外国好？！奔上去就是一记耳光。他摸着脸儿，便道便是耳光也是外国人打得结实。

后者系《申报》转述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期间，原国务总理熊希龄亲口所讲发生在他和两个女儿之间的故事：

我有两个女儿在美国留学，今年回国，一切举动都以美国胜于中国。有一天晚上大家赏“月”，她说“中国的月亮不如美国的好”。我实在气得很，提起手来，该了她一个巴掌。她说“父亲巴掌不如美国的好”。讲完，众掌如雷。

可见，熊希龄确曾对这一故事的底板进行过有效的改编传播。此后，类似该话语所依托的故事版本，其改编形态还会出现些许差异。如有的会将欧美月亮具体化为法国巴黎或意大利威尼斯的月亮，月亮之“好”也会改为或“大”或“亮”或“清朗”之类，正如抗战时期有人谈到这一话题时所概括的：“从前讽刺自命不凡的留学生，说他回到祖国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谓外国一切无所不好，就是月亮也比中国所见的要圆些，亮些，大些。”与此同时，搧巴掌的效果好坏，有时也会由被搧者的嘟囔自语，改为其父亲愤怒的质问方式与语气，如“中国的耳光也不及外国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反感崇洋媚外心态，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反讽话语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五卅运动前后两年间，因不满中国人反帝运动渐趋高涨，不少西方人谴责中国形成了所谓的排外主义，译成英文即为Anti-foreignism。中国人出于爱国心理，在以英文同西人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有的故意将Foreignism解释为崇洋主义或媚外主义，以为Anti-foreignism的正当性辩护。如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邵芾棠，就在《字林西报》上发文辩称Foreignism是指“崇拜所有的洋人，盲目地接受他们的言论”，而Anti-foreignism则是对这种行径的否定，其所主要抨击的对象是“那些丧失自尊以致在任何事情上都认洋人做主子的同胞”，其目的正在于“摆脱外国影响而实现自立与自由”。因此在邵芾棠看来，所谓“排外主义”，实质不过就是“反媚外主义”的正当努力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崇洋”“媚外”“文化自信（力）、民族自信（心）”等新语词得以在清末民初形成并逐渐流行开来，已然成为“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讽刺话语渐广运用的历史语言伴随物。“崇洋”和“媚外”两词均出现较早，20世纪初年甚至更早即已有使用。至30年代前中期，这两个语词的使用频率又大大增加。“民族自信”等新词的流播也随之增多，或可看作此期国人心态变化新的语言标识。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促使国人深刻反思救亡与文化自信、民族复兴之间的紧密关联，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国民政府还乘机发起“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借以推波助澜。出于对全盘西化论的抵触，“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这一反讽话语的传播更多更广了，使用也因此变得更为流行。

全盘西化论作为一种明确主张提出，大约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它由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所存在的那种极端否定传统的片面倾向发展演化而来。陈序经1934年前后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等论著，可谓这一思想主张的集成之作。陈氏反复强调，“中国文化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洋文化”，后者代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且它本身就是当今的“世界文化”；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系统，无法拆解任意选择，必须整体性采纳，“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这种“全盘西化论”，乃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所讽刺的那种文化崇洋与自卑心理得以滋长强化的理论导引和思想武器。

在“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中，胡适曾公开表示“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主张“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同时他此前几年还说过一些关于中国“百不如人”的过头话，如声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和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等等。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倡导和支持“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的人士中，就有人将胡适等视作“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思想倾向和文化心态的代表人物。1935年，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政治思想史家庄心在著文痛斥全盘西化论，就认为持此全盘西化论者多为“食洋不化”的留学生，他们乃是时髦的“康白度式”的“外国文化掮客”，其所秉持的文化心态也正是“外国月亮也比中国圆”，而胡适等“权威学者”恰是这一心态的典型代表。该文题为《再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前途》，副题即为“兼评胡适之先生的意见”。庄氏嘲讽地写道：那些食洋不化的归国留学生“他们大多喝过洋水，于是随便什么都觉得外国的好，甚至偶尔‘举首望明月’也不免想到外国的月亮似乎总还是比中国的清朗。因之美国的留学生就想把中国弄成一个资本主义的金元王国；英国的留学生，就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内阁制政府和海上霸王。俄国的留学生不消说要把中国也‘苏维埃一下’了。他如留法学生开口便是巴黎如何如何；留日学生，大耍其‘东洋景’，无非各有所宗，各行其是，不加考虑，争着要把中国来当作实验品如法泡制一下，方不致辜负了他们的所学。然而中国的混乱无章也就随之而起”。可见，在认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者眼中，学习苏联也同样是那种“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心态的表现。庄氏统称此类表现为“唯洋化主义”，认为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典型而偏激的非理性态度，就是主张“把线装书丢到毛厕里去”。庄氏明确声言，现代中国人既不能做“古人的奴隶”、食古不化，也不要做“西洋人的附庸”、食洋不化，而理当“自主的、独立的创造中国本位的新文化”，也就是“应该由固有的民族文化并吸收近代各国的文化而达辩证法的发展、融化创造成为中国的新文化”。他特别不满胡适等人将“本位文化”运动斥之为中体西用论“最新式的化装”之“时髦复古”论，认为这是“有意的牵混”。由此“宣示”，我们实不难了解当时支持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者所主导的思想取向之自我定位与时代特色。

当时，从赞同本位文化建设角度，谴责胡适作为“全盘西化”论者乃“西方月亮比中国圆”心态代表的，还有一个思想活跃的文化人卞镐田。卞氏认为，“胡适一班人……把西洋文化捧作‘天王圣明’，自身便不自然而然的变成了‘臣罪当诛’，结果西洋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好”。他还特别改编了前引那个流行的故事写道：“上海的某杂志上载一个笑话：某留学回家，对其父说西洋各国什么都好过中国。父亲问道，‘外国的月亮也好过中国的吗？’儿子答道，‘是的，不但圆过中国的，而且光明美观过中国的。’他父亲气了，赏他一记耳光。儿子摸了摸面顿道，‘连巴掌也都是外国的好。’虽是笑话，到【倒】也极贴切近来疯狂的心理。”卞镐田尖锐批评胡适总爱拿鸦片、麻将、小脚和辫发来言说与代表传统文化，且极端卑视“国医”和“国术”的价值等思想行为，认为太过偏激；并指出全盘西化论的错误正在于“把西洋文化看成一个连环圈，拿来得一起拿来，不拿来就全不拿来”，强调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一样，其实都是可以拆分选择的，他因此希望从事“中国本位文化”运动的人，最好能“具体的提出办法，把应该采择的西洋文化与旧有文化中哪一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用近代最新的科学方法一条条决择出来，从空洞的理论踏上拿货色给国人看的阶段，以塞盲从的全盘西化（或充分西化）论者之口，以慰国人喁喁望治徬徨中夜的情形”。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此一任务，不仅当时中国的本位文化建设派没能完成，恐怕至今要想切实做到，也并非易事。由于十分憎恶全盘西化论，卞镐田甚至认为，与其像时人那样称该论所代表的文化为“买办文化”，还不如直接称之为“西崽文化”更恰当，后者实更能凸显这一文化取向的奴性特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卞镐田在此文中还专门提出了一个“文化势利觉”的自造概念，专门剖析和解释近代国人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何以会遽然失去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力的问题。他所谓“势利觉”，就是“以势利的眼光评断一切事物之义”。这种“文化势利觉”最初来源于现实中不断战败的困局。由于在同西方的交战中屡战屡败，国人不能不意识到外来势力的强大，因此“感到一种权力崇拜的心思，同时又发生一种自省自轻的思想，自惭形秽，自怨自艾；由败衄而羞惭，由羞惭而变为愤恨，遂觉得自己原有的一切，无一不是致败的原因，无一不足痛心疾首的，无一不是罪该万死的”。这种心理运用到文化上，便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功利势利感觉”，即“文化势利觉”。他感慨道：“文化常常为势利的意识所蒙蔽，文化之盛衰是跟随着国力实力的强弱。中国与外人每战辄败，愈败愈罔，以至毫无半点自信力。欲图民族复兴，须先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始。欲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又必须说明自信力因何而失落”。不仅如此，作者还将此种“文化势利觉”放在全球交通的时代背景下，试图揭示其对弱势民族的文化适应与自我发展所造成的摧残和阻碍。他表示，各民族文化原本都是适应本民族环境的产物。但“随着交通事业的进步，接触机会增多而来的‘势利觉’之逐渐扩大与深入，使人戴上一副有色的眼镜去评择事物，只看见了势利的炙手可热，而忘却了各种文化之单独适应的诸特长，忘却了自己原有的适应效率较高的工具而盲目信从了偶像的崇拜，甚且本末倒置，不应当吸收的反而大量地吸收过来，极切实际需要的反而忽略了过去”，这种短视的、势利的文化选择，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持久的危害，值得国人认真反省。

实际上，胡适自己对“全盘西化论”也并不满意，他随后发表评论，将其调整为“充分世界化”论。他承认，“全盘西化”一词有语病，即便是99%，也不能算作“全盘”；而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而在陈序经眼里，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还不够彻底，它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政策”考虑、骨子里仍不免沦为他自己所讨厌的那种“折衷论调”。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思想界对“全盘西化论”的批评就已经铺天盖地。不仅“本位文化”派批评其丧失文化民族意识，左翼人士批评其昧于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派也批评其自动放弃了主体选择的文化立场。社会学家潘光旦曾对胡适此前在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中发文倡导对西方文化Wholesale acceptance全盘接受）的态度提出批评。在他看来，Wholesale乃是好坏不分的整个“批发”，恰恰省略掉了那万万不可省却的主体“选择”功夫，这不符合他念兹在兹的“社会或人文选择”论。而潘氏稍早提出的关于民族“自馁心”导致对国人“早婚”习俗的过当自责，则是文化心态失衡后果另一值得反思的突出例子。他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清末以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总爱谴责中国人的早婚习俗，以为早婚伤身弱种、罪大恶极，举国之人竟都信以为真。潘光旦从优生学的角度指出，早婚并不必然导致质量不高的产儿：“自馁心之所至，至认种种不相干或不甚相干之事物为国家积弱之原因，从而大声疾呼，以为重大症结端在乎是，早婚特其一例耳。”此种批评，与前述卞镐田所谓“文化势利觉”的分析，竟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全盘西化论是强化“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文化心态的理论导引，那么，后者则反过来进一步构成全盘西化论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成为近代中国一种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也有学者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好”论本身，就是全盘西化论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如1949年左翼学者沈志远就曾指出，近代中国存在两种文化偏激主张，一为全盘西化论，一为盲目排外论，“关于前者，发展到极致时，变成了‘月亮也是外国的好’论；关于后者，发展到极致时，变成了根本拒绝科学和民主，阿Q式地夸耀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万能与无所不有”。沈氏将“本位文化说”与“盲目排外论”两相等同，自然还需要反思，但他看到“全盘西化论”与“月亮也是外国的好”论的直接关联，却不无见地。

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随着“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的展开，“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的传播与运用日益广泛。1934年10月，著名作家老舍发表短篇小说《牺牲》，精心塑造了一个留美归国、看不惯中国一切，十足洋化、总是被中国的事事物物“气”得不行、总爱讲“美国的规矩，与中国的野蛮”，时常叮嘱别人“必须用美国的精神作事，必须用美国的眼光看事”，觉得在中国生活无异于处处“作出牺牲”的毛博士形象，成为集中鞭挞具有“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心态者的成功的文学典型。1936年11月，年仅12岁的小学五年级女生冯佩芸，在《北宁儿童》上发表题为《外国的月亮圆》一文，竟然以自己的特有方式，重新改编和生动叙述了归国留学生关于“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那则经典故事。1937年初，颇有影响的《东方漫画》杂志上，也特别刊登了有关这一话语的专题漫画。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著名作家徐訏全面解读这一话语、并以此回应“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的长篇专文《威尼斯之月》等文。至于讥嘲国人沉溺于西方物质文明而导致洋货崇拜之言谈，就更是举不胜举了。凡此，均可看作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后该话语得到较广传播之例证。

三、多维的话语实践、自我阐释与“月亮臭虫”之争的衍化形态

作为一种讽刺性话语，“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一说真正流行开来之后，其话语实践自然地走向多维化。除了激越的正面讽刺，有意唱反调的声音或不满其被保守者用来拱卫“守旧”的抗议，以及话语运用者的各种自我解释，包括非理性的或理性的阐释等，也都随之而来。如1934年1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文，公然从反面对这一话语的讽刺性予以非议和消解。作者明确表示：“月亮也是外国的好，说得的确似很幽默的，而使留学生听了难堪。其实，在事理上说，虽则同样是这一个月亮，但在外国看在中国看，未尝不无有着好与不好的分别，不能因为同是这一个月亮，便得强人在中国看与在外国看的看法也相同。这是以小可以喻大的。”作者指出，对月亮的观察，难免要受到观察者主观偏好或特定时期的心境心绪的影响，所谓“月亮在快乐人的眼光中，自然分外清妍，要在愁人看来，便不免倍觉其凄清了”。同样，“月亮在什么都进步的外国，天然倍觉好看，而在事事都落后的中国，无疑地是一览无余，要觉比了外国的逊色多了，虽则月亮还不同是这一个月亮”。由此出发，作者感慨中西政界风气的高下立判，吁请国人“不必挖苦，也不必揄扬与指摘，同应虚怀若谷脚踏实地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表面上看，强调国人应当虚心地正视外国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似乎并无错误，但透过其所谓“外国什么都进步”和中国“事事都落后”的绝对化判断，不难见其心灵深处，那种民族自卑感其实早已深入骨髓。

此种论调并非仅存在一时，而是长期有人固执和言说。1946年1月，《申报》上还有人发表文章，毫不含糊地宣称：“‘月亮也是外国的好’，我认为这句话具有它的真实性，而没有加以讽刺的理由。”作者“溯因”还进一步解释说，在绘画上，常讲究以优美适宜的背景来“烘托出主体的美”，“作为主体的背景的，无论在图画中抑或实际景物中，除了自然界的云霞、山水等外，人工的点缀也是不可或缺的”，而综合自然与人文的双重考量，作者毫不掩饰对“外国月亮”的倾心赞美和对“中国月亮”的全方位嫌弃，不无激动地写道：

在外国，一个月亮挂在一个建筑艺术化的教堂尖顶上，溶溶的月光泻在一片绿色整齐的草坪上，和白色宽坦的大道上；道旁的树木是那么的修齐挺秀，远处错落散处的村舍又是那么的古雅有致，再加上蓝天白云，远山流水，这整个景象所给予赏月者的印象无疑是优美的、可爱的，同时也就觉得月亮是晶莹、圆满，月色是分外的幽美有诗意了。虽然在外国的月亮未必处处有着这样的背景，但类似的情境大概是很多见的。

可是在中国的月亮呢，你会找到像在外国的那样的陪衬吗？云天山水也是有的，但是教堂、草坪之类完全人工和半人工的优美的点缀却难以找到了。所有的，至多是那些荒城残堞、萧寺古刹、茅舍孤舟，甚至是累累荒塚、一片丛莽。在这种情景下，月亮只会显得孤冷、惨淡、清癯，给予你的感觉是萧条、凄凉，甚至是阴森可怕，与在外国的月亮所引起你的情绪——优美、怡适相较，你会说“中国的月亮好”吗？

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老子（父亲）也是外国的好，那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外国，做父母的都接受“特殊训练”，一般都有较高的“教育水准”和“比较开明的头脑”，故“都能以比较合理的态度与方法去对待和教养子女”。这是中国家长所普遍没能做到的。基于此，作者最后表示，“‘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这固然是要不得，但我们为什么不去消除这种‘短气’话发生的根原，而只是抹煞了这种话的真实性而反唇相讥呢？”由此可见，作者不仅是要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一说法所反映的所谓“真实性”辩护，其辩护说理本身，不妨说还正好典型地暴露了此种话语原本所讽刺的那种偏颇自卑的社会文化心理底色及其自我演存逻辑，同时也未尝不是作者反守为攻、借此表达自己思想主张和文化立场的一种话语实践。

该话语的这种逆向使用，与当时中国社会整体落后的社会现实自然相关，也同国民党政府和极端保守者动辄借此话语以护短、不愿正视和学习外国长处的顽固行为所提供的“反讽”机会，不无关系。基于此类逆反心理的话语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且动机也并非都是出于不爱国，其在特定语境下的功能，也不能总视之为消极。如有人仅以相似的理由说明“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心态生成并不奇怪，但却并不认同这一心态本身；或只是借此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现实的不满和自我粉饰的嘲弄，以强调正视和自觉学习西方先进之处的必要性等等。前者如1946年4月，《申报》一位驻纽约记者在报道美国社会生活优长时，就不禁想起自己的国家，面对中西差距感慨道：“外国的月亮与中国的月亮当然是同样的；但若一边是庭台楼阁，而另一边老是断垣残壁，反映月色自有不同。”认为该说法有其合理性一面，并以此警醒国人赶紧行动起来，努力去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以振兴国家。后者如1948年5月和7月，有人分别在流行报纸上发表《美国月亮好之一例》和《外国的月亮好》两文，一则反讽国民党政府所统治的中国和美国虽一样标榜民主，但两者却差距甚远，一则强调中美两国都声称优待士兵，但士兵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作者因而慨叹：“隔东西半球，竟显分泾渭，是以一般人认美国月亮亦比中国好者，非无因矣！”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变相使用这一话语的现象。如有些偏激之士，直接将喜欢“外国月亮”与倾心“复古”简单对立起来，并视后者乃“没有前进的能力”的表现，言下之意，世上只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没有且不必在意什么“外国月亮”和“中国月亮”之别，惟有进步向前，才是国人应该努力的方向。因此作者特意“请老百姓记住：中国和外国就只有一个月亮，古代的茹毛饮血，何以现在人的饮食，不那么办呢？”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直线进化论的论调。当然，民国中后期，由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抗战自强的需要，国人对于“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不断增多的使用，主体还是正面讽刺从物质到精神都崇洋媚外、丧失民族信心的心理痼疾，以激发国人奋起抗敌的民族自信。在这一过程中，亦曾较早出现对该话语进行冷静分析的理性反思和丰富深入的自我阐释。1937年春，著名作家徐訏发表的那篇题为《威尼斯之月》的长文，就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代表。

《威尼斯之月》写于徐訏留学法国期间，文中一方面认为，世上的“月亮固然只有一个，可是因为背景与环境的不同，好坏的分别是显然的”。再加上审美主体的主观和心境的影响，便导致对于同一个月亮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判断”，不仅中外月亮可能有别，即便是同一个地方的月亮亦可能带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不过作者却没有因此陷入为“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之说的合理性予以辩护的泥潭，而是强调，究竟哪种月亮为美，“我们平心静气把这主观的感情暂时撇开，纯粹立在美的鉴赏上讲，我们到底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见解的”。但其前提，是需要亲自到现场去切实地感受和见证，并对影响月亮之美的环境衬托物如中外建筑艺术的特色等有所认知。

照片取自徐訏 :《徐訏文集第1卷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徐訏看来，威尼斯的月亮的确有其美好可观之处，但中国也有借助自身建筑和园林艺术风格而形成的独特的“月亮之美”。比如像颐和园和北海的建筑风格，虽然不及欧洲的“伟大与富丽”，却显然比它们“堂皇与大方”，再如西湖的“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也比它们“佳秀而幽美”。徐訏强调，中国和威尼斯的月亮由于所处背景风格不同，“其所呈露的完全是二种美”，要将这两种风格不同的美“死板的来比较”是很难的。若非要分出高下不可，那就得看这两种风格究竟哪一种更符合“月亮”美人的本色与个性，或者说“要看哪一种不太掩去她自然的美点才对”，同时还难免要取决于“旁观者的爱好”。徐訏并不掩饰其倾心“中国月亮”之美的审美趣味。他大谈中西艺术特别是中西建筑的差异，认为“中国艺术是以艺术牵就自然，而西洋艺术是以自然牵就艺术的”；“西洋的建筑只讲建筑本身的美，花草在建筑中也只是布置的附属品，中国人则随时要关念到自然，要享受一点自然的情趣。在中国的诗词中有说不尽的关于月儿与纱窗与帘栊的吟诵，为了菊，为了竹，不打瓦墙而打篱笆；为了一些树，一些花，一堆土山，不筑砖亭而架茅亭，这些都是以建筑牵就自然的地方”。此种艺术风格背景中的月亮，其本色的“自然美点”不仅没有被掩盖，反而得到更多彰显，这是西洋月亮之美所无法比拟的。而在“懂得中国月儿的人们看来”，威尼斯的月儿，反而被满眼的雕塑和铜像石像等喧宾夺主，“只是使人看到它热闹与拥挤，而忘却了她本身的美丽了”。但那些“不懂这月儿的个性的人们”，却往往要“把这热闹与拥挤同作她的美来颂扬”，这实在令人无话可说。

对于那些“羞视中国，妄信外国”达到畸形程度、所言所行简直完全漠视共有人性之文化常识的国人，徐訏以为仅用“中国月亮不如外国圆或好或美”来加以讽刺已然不够了，他们其实已然进入完全无视中国也有“月亮”这一起码事实的地步，或至少落入“怀疑中国的天空也有月亮”的境地。他幽默地写道：“实在说，说威尼斯的月儿好于中国、圆于中国，都还不是可笑的代表，可笑的故事应当是这样说的：一个留学生的父亲要赏月了，留学生问：‘难道中国也有月亮么？’于是做父亲的给他一个耳光：‘知道么，儿子，我想你还知道中国也有耳光的’”。徐訏强调这一讽刺，在当时的中国“一点没有过分”，而是有的放矢。他接着从其亲身经历出发，以表示礼貌的“拱手”和“握手”等中西习俗为例，对那些绝对以西方事物为文明进步的标准——甚至仅因西方工业物质文明发达之故，就将中国一切传统文化习俗统统斥为野蛮落后表现的盲从无知与荒诞心理，大加痛斥。在他看来，“中国男子的拱手与西洋的握手，中国女子过去的屈腰打揖与西洋过去的屈身，虽然姿势不同，但其意义与作用，完全一样”。它们都有着各自并不神秘的偶然由来，实在谈不上谁更文明或野蛮可言，如果非要分出高低文野，反而倒是“拱手”比“握手”可能要来得更加便利和卫生，可偏偏就有许多中国人对此毫无自信。

徐訏这篇《威尼斯之月》，乃是笔者所见近代中国关于“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主导性话语内涵剖析批评得最为集中、生动的思想文本，情感充沛，阐述观点清晰，讨论内容层次较多且丰富深入。文中对体现这一心态的崇洋媚外各种现象之揭示，也多犀利和启人深思之处。不过，文中最能集中体现作者谴责“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心态的主流话语实践特点的，或许还是如下观点的阐发：

西洋比中国进步的地方，我并不是不承认，但是这只是“进步”与“落后”的分别，只要中国努力，随时都可以赶上，决不是注定的好坏，更不是西洋人种比中国人种有高低优劣之分。同时，我们还应当知道文明的进步是多方面的，并不因为某处比我们好，就处处比我们高，人人比我们强了。

这类主导性话语实践，随着全面抗战的持续，得以不断展开。193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对重庆文化界讲话时，就以此激励国人树立必胜信心、坚持抗战到底。他批评那些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留学生是妄自菲薄，声言“我们天赋之厚，绝非他国可能比，应该提高自信心，方不辜负我们的天赋……‘千言万语只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同年，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在名著《新事论》中，也痛责“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月亮圆”乃是“十足殖民地人的心理”。1942年，军界人士林适存更是充满激情地宣称：“五年以前，觉得东京或是巴黎的月亮特别圆特别光耀的中国人，而今，也觉得祖国的月亮美丽和可爱了。这是中日战争的结果，这一仗不但将我们的国际地位打高了，而且，把一些尊夷媚外的思想克服过来！”为此，“我们要赞美自己的月亮，中国的月亮永远光辉，永远皓洁”。

抗战后期，“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还衍化出一种中外“月亮与臭虫”之争的变异形态，它由林语堂的有关演讲而引发。抗战开始后，林语堂在美国用英文著书比较中西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理念和价值，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抗战。1943年底，他自美归国后发表《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等系列演讲，主张国人加强心理建设、树立自信心，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既要正视中国文化的短处，也要看到中国文化的长处，既要了解外国的优长，也要看到外国的不足，庶几不致急于求成，一味痛责传统、自乱方寸，影响抗战建国大业。他表示：

外国人也有黑市，也有人弄权舞弊，也有骈枝机关、人浮于事的混乱局面……凡视一国家的发展，总要眼光放远些，信心要坚定些，营私舞弊，固然也有，而抗战可歌可泣之事也所在多有……他事可以消极，抗战与建国决不容消极，这才是纯正的态度。

林语堂还倡导青年读《易经》，发扬传统的“忠孝节义”精神，并讽刺左派作家诸如“中国书本上忠孝节义的思想有毒”的说法是“迎合青年心理”，希望国人“对于吾国文化及西方文化有一番相当正确的认识”。1944年1月，他又发表了《论月亮与臭虫》的演讲，将各种文化中的美好与丑坏部分，分别以“月亮”与“臭虫”象征之。他批评那种一味毁弃传统、模仿外国的行为，认为无异于说“中国只有臭虫、没有月亮”，“外国只有月亮、没有臭虫”，这是“洋场孽少的思想”。按他之意，“正当的研究态度应当是说中国月亮固好，臭虫也颇肥大；外国虽有臭虫也有月亮，且虽有月亮，也有臭虫”。也就是说中外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而是各“有其利弊优劣”。

林氏的“月亮臭虫”论立刻遭到左派人士的批评。他们抓住“外国也有臭虫论”，迅速展开反击。如胡绳即以笔名著文表示：“国粹派总是用‘月亮也是外国的好’这个笑话来嘲骂奴性心理。……那是应该嘲骂的，因为这是无条件的迷信，是对于外国文化愚昧无知的表现。”但他们“又常喜欢找‘外国也有臭虫论者’来做帮手，……以为臭虫对于中国已是不可根除的东西，这是何等可怜的自信；以为外国既有臭虫，则中国也不妨有臭虫，这岂不仍旧是奴性表现么？”曹聚仁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决不能因为欧美也有臭虫而自慰，必须迎头赶上，如西洋一样继续不断地进步，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中国，才是正当的路。”此后还有人在《大公报》发表《斥“外国也有臭虫”论》，痛批此论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说，正好成为腐败政府与不求进取的国人推诿卸责、自甘堕落的借口，“凭乎此，我们的社会不进步，我们的政治不清明，我们的科学不发达，一切都无害。挖空了心思搜求外国的例子，证实一下我们再‘退板’一点也无妨。因为，外国也有”。不难发现，这些毫不留情的批判中，具有文化政治的斗争背景，明显带有某种借题发挥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话语传播与实践在抗战胜利以后达到高潮，与此相伴随，这一话语本身也有所变化，那就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很多时候直接变成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这一转变当然有一个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抗战后期，美国与中国开始结成反对日本等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之后，国人从崇拜一般美国货，到崇拜美国的军事武器、先进科技、政治制度、教育学术，崇美之风可谓日盛，而随着抗战结束和国家重建时“中美合作”的展开，这股崇美之风更是吹遍神州大地，甚且有国人为此丧失国家主权而不觉。1945年10月底，《学生周刊》发表《月亮也是美国的好》一文，就专门嘲弄和批判了此种现象。作者“华爱”指出：

“中美合作”，这是应该的，可是如果在这合作中竟完全忘掉了自己中国人的立场，则是一种可怕的奴隶思想。想想看，如果我们的——战士脑袋里只有美国的武器装备，商人只知道美国货好，外交家做了美国的尾巴，学生只想到美国去，银行尽是美金票，海港成了美国的海军基地，这样，这是什么样的“四强”之一呀！现在在中国的确有这种人，他是想把中国变成这样。但是我们所希望的则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富强的新生中国。因此我们应该争取美国和其他盟邦的援助，而不是出卖了自己。

这段警示之言，即便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1946年，一位记者在《大公报》也撰文表示，自己不愿“硬着心肠赞扬美国的月亮比中国明”，但“上海人正发着‘崇拜美国狂’”，这不能不令他心中发冷。1948年4月，上海的《儿童世界》上刊登了一幅讽刺漫画，题为《米老鼠游上海（六）：月亮也是美国的好》，借留美归国、狂热崇美的留学生“乔治张”之口，呈现和表达了国人的此种崇美心态并予以辛辣讽刺。乔治张见到米老鼠表白说，“米老鼠先生，你在想美国吗？我也真想美国呢，美国什么都好，美国的月亮是永远圆的，太阳是一年四季温和的，美国人个个是富翁，没有一个穷光蛋，美国人放的屁个个都是香的”，然而米老鼠却很不耐烦地递给他一份晚报，上面正好有一个报道题为“美国矿工生活苦，数十万人大罢工”，结果羞得乔治张无地自容。还有一些人一方面不满国人对“美国月亮”的迷醉心态，但同时也承认自己属于那类因得不到“美国月亮”而感到别扭和遗憾之人，因而幽默地写道：“真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因为中国没有美国的月亮而撇扭，不客气的说，我就是一个，这原因，就是除美国月亮而外，几乎全来了。”

当时，除“美国月亮”一枝独秀外，一般流行的“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所涉及的“外国”，偶尔还会单独提到英、法等国。但即便是没提美国，也往往是指美国，或包括美国，或以美国为主。此种情况当然并不限于这一时期，但此期无疑更为凸显。如1946年《海内外》杂志曾刊登一幅讽刺漫画，题为“月亮是外国的圆，白开水是外国的沸”。而画中装外国“沸水”的热水瓶上，分明写着的也仍是“USA”。

谈及抗战胜利后“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话语实践，值得格外关注的，还有一些“国货”广告里别出心裁的种种运用。如1947年11月，中国生化制药厂在《新闻报》打出“两窍通”的广告，揭橥的核心广告词就是：“外国月亮千回好，也让中国月亮好一回”。其辅助广告内容进一步告白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自古已然，于今为甚。只要是洋货，不管其品质如何，无不被认为比国货好，加之许多人前是‘友邦’，今是‘盟邦’，过于中国，于是国货制造家走头无路矣。”接着话风一转又说：“须知中国也有好货。这个年头，中国月亮不比外国好时，早已识趣，躲在云后，不敢出头露脸矣！”如今之所以敢斗胆出品“两窍通”，“只因成算在胸，确有九分把握。不然，未知品质，先为‘国货’，奈何！奈何！”广告最后，复以“既有国产良药，何必提倡洋货！”结束。可见其营销策略之眼，恰正在于“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

采取类似商业广告策略的，还有“国际牌香烟”广告和上海荣记共舞台剧《蜀山剑侠传》广告。前者声称：“‘月亮是外国的好’，这是心理的错觉；国际牌香烟，可以给你证明中国也有好月亮！”后者则表示：“一场杀搏大开打，胜过罗宾汉万倍，月亮是中国的好，请来比较，立见高下。”这些商业广告词中的有意借用，既表明该话语当时已具有广泛流通的社会性，又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其社会传播和文化影响。

抗战后期和战后几年，关于“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还有一个微妙的语用特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每当有人强调外国特别是欧美有某种优长、需要国人学习时，总会要下意识地先特别交代一下，这并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或“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好”，以摆脱“崇洋媚外”的嫌疑，避免造成说理时精神上的被动。如1943年，有学者讨论报纸文学问题时，即声明说：“我不是在捧外国，不是在赞颂华盛顿的月亮比重庆的月亮好，就报纸文学而论，他们的确值得我们取法。”1947年，有人在谈论物价管制问题时，也特别强调：“（这）并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英国对管制物价的成功，实在值得做我们的榜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实际上，随着“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传播和运用的日益广泛，其所内蕴的民族主义规训逻辑带来的某种政治性、独断性也不断强化，它有时沦为文化保守者振振有词、借以反对现代化改革的话语工具，有时如后来又一度成为冷战初期抵制资本主义全面侵蚀的话语武器等，也都并不奇怪。

四、结语

“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酝酿于晚清时期，成型于民国初年。作为一种批判盲目崇洋媚外者的经典讽刺话语，其兴起与民初不满“西化”、强调“国性”的思潮和中国留学生社会形象的变迁密切相关。在日本侵华加剧、“本位文化”运动开展起来和民族复兴思潮趋于高涨时期，得以广为流传开来，约在抗战胜利后达到高潮并一直延续至今。该话语在其活跃时期的话语实践，具有多维化特点，也带有程度不同的自我阐释，尤其是主导性话语的自我阐释，其中不乏犀利的剖析批判与丰富的思想精神内涵，值得今人深入体味和自觉反思。

在近代中国既面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奴役、又总体落后于欧美日本的现实背景下，“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常被用来提倡民族文化自信心，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积极意义。其所反映与讽刺的那种非理性文化心态的内涵典型而复杂，成为“全盘西化”论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后者反过来又构成强化这一心理的理论导引和思想工具。今人要想真实恰切地认知“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这一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传播和使用特点，其复杂的历史内涵与思想文化功能，首先需要正视的当是这一话语所讽刺、批判的那种内在的社会文化心态失衡的症结所在，也即全方位夸大、张大外国文化特别是欧美民族文化的优长，盲目崇洋，同时又无理性地一味贬低、自我矮化民族文化，极端失去民族自信和文化自我。1924至1925年间，辜鸿铭赴日讲学时，曾对此有着痛心疾首的告诫，他说：

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我想在日本大概也是这样。实际上，中日两国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此言得之。可惜，在近代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却很少有国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妨说，这是当时国人所普遍存在的某种时代认知盲区。当然，就思想者个人而言，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合理、适当地对待和处理好这一问题。

其次，需要格外重视揭示和认知导致这一心态失衡的根源所在。近代中国人一方面面对国家危亡的民族生存危机，中西社会的巨大差距，很容易痛切反思和批判自身的文化传统及其民族性缺失，以寻找改革出路；另一方面，为了打败列强、实现民族复兴，又不得不真诚返诸文化自我，以激发民族的内在生命活力，这就造成了“不自信”的现实和亟需“自信力”相悖的民族思想与心理矛盾，用张君劢的话来说就是：“一方面因改造而生不信心，他方面因要发达民族性而求信心，信与不信相碰头，如何处理，实在是很困难了。”这种文化选择的迷茫，必然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困惑。不自大就自卑，从自大到自卑，乃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其中，“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心理无疑属于近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典型的文化自卑之心理痼疾。考察针砭这一心理的主导性讽刺话语在近代的形成、运用实践及其历史内涵，对于今天探索理性自主和文化自信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或许不无一点启示作用。

本文原载《人文杂志》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