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凭什么被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

有人曾向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的奥莉娅娜·法拉奇提问，从事记者职业时，她随身会带些什么？

法拉奇的回答是：“我希望首先是勇气。因为勇气是我为数不多的美德之一，这一点没人能够否认。我为勇气所痴迷，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她的一生以笔为剑，一路征伐，勇往直前。

《洛杉矶时报》称她为“没有一个大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她的名字一度几乎能敲开所有大门。玛丽莲·梦露、希区柯克、伊朗王后索拉雅、基辛格、邓小平、霍梅尼……这一长串举足轻重的人物，都赫然出现在她的采访名录上。

在《我不相信神话》中，法拉奇用文字带着我们回到她成长与生活的动荡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登月计划、越南战争、无政府主义运动、反恐与9·11……法拉奇报道过无数国际重大事件，她深入越南战地八年，与死亡擦肩而过，采访各国政要，始终以挥洒不竭的激情忘我地工作。

她也曾陷入炽热的爱情，但最终对自由的向往占了上风，阻止了她走入自己眼中的“婚姻牢笼”。

在无数次与时代风云的际会中，记录着奥里娅娜·法拉奇勇敢自由的一生。

成长：“女孩是不能哭的”

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在二战的阴霾中度过了童年。“当时，我的周围是战争、墨索里尼、贫穷……我知道生活绝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冒险。”

战争期间佛罗伦萨经历了多次轰炸。有一次，法拉奇随父亲躲在教堂里，看着炮弹落下时颤动的墙壁、碎裂的彩色玻璃、摇晃的圣坛，她的心完全被恐惧占满，不禁小声啜泣起来。这时父亲走过来，盯着她的眼睛，愠怒地说道：“女孩是不能哭的。”

告别了眼泪，法拉奇学会直面自己的恐惧，学会“尽力不向恐惧妥协”。

法拉奇担任游击队的通讯员

法拉奇的父亲是反法西斯组织“正义与自由”的成员，曾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捕入狱，甚至一度面临被枪毙的危险。这种反抗精神深深影响了年幼的法拉奇，她也加入反对法西斯和纳粹的抵抗运动，成了一个梳着小辫、稚气十足的“小游击队员”。

她来往于城中和山间，帮隐藏的战士传递消息、报纸甚至武器，还要上街张贴反法西斯海报，以及帮助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前往盟军势力范围。

就这样，法拉奇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这场战争：“我开始了解战争的不可理喻、愚不可及和歇斯底里。”一面是枪炮、流血、恐惧，一面是抗争、勇气、牺牲，这一切给法拉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战争”从此成为贯穿她一生的关键词。

《我不相信神话》目录页

奔赴：“走出去，走向这个世界”

年幼时，法拉奇常常看到母亲疲于家务劳动，累了只能默默哭泣，她告诫法拉奇说：“你绝不能像我一样，变成一个妻子、一个奴隶！你要工作！走出去！走向这个世界！”

这一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法拉奇的脑海中。十六岁半时，她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窥视”豪华宅邸、私人派对，以手术刀般的锋利文字，剖开好莱坞的光鲜与疯狂；环游世界，走近东方国家，洞见现代社会全世界女性不同的生存困境；采访宇航员，在肯尼迪角，见证并记录人类实现登上月球的梦想……

法拉奇在《欧洲人》周刊

法拉奇在《我不相信神话》中写道：

“我知道这个社会是由男性主宰的，但身为女性，我从未感到低人一等。出于一种对现实的挑战，性别问题非但没有限制，反而激发了我的梦想和对人生的规划。”

为了“写一切我想写的东西”，她全身心投入工作，拼命写作，不顾危险深入越南战地前线，辗转八年，在墨西哥报道抗议政府活动时，还曾身中三枪，险些丧命。

法拉奇坦言自己始终对战争和危险充满恐惧，但“勇敢并不意味着不害怕。它意味着尽管害怕，却仍要做该做之事”。战争的野蛮、愚蠢，人们在战争中的恐惧与无力，需要被记录下来，来提醒人们不应该遗忘那些暴行，法拉奇成为了那个用打字机为历史和时代做注脚的人。

挑战：“记者的任务是告知大众真相”

让法拉奇在新闻界成为标杆的，是她与世界政坛风云人物的激烈交锋。

法拉奇一生痛恨权力，“不论是谁，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权力都让我觉得野蛮残酷、令人生厌”，少年时的经历在她心里种下了“反抗强权”的种子，在这些手握权势的大人物面前，她毫不畏惧，永远保持着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追问真相。

一九七二年，法拉奇走进白宫，采访了美国外交家、国务卿基辛格。根据自己在战地的见闻，法拉奇将越南战争作为切入点，在“咄咄逼人”的犀利提问下，基辛格失言承认“越南战争对美国毫无益处”。

基辛格承认后悔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此次采访后，法拉奇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越南战争的文章，让民众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的了解。法拉奇一直努力探寻重大事件背后的种种真相，试图揭示这些掌权者是如何左右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搅动整个世界的。

她说：“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

法拉奇从不掩饰自己对这些大人物的好恶，她直截了当地批评基辛格傲慢、虚荣，斥责霍梅尼是“独裁者”“禁锢女性”。这种尖锐而充满对抗性的采访风格，为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纽约时报》盛赞她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

法拉奇采访霍梅尼

真我：“一个有无数恶习的女人”

法拉奇一生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打破那些大人物为自己树立起的“神话”，在《我不相信神话》中她也坦率地谈到自己：“我不喜欢被一步步推上神坛，不喜欢被崇拜。我不相信神话，尤其是关于我的神话。”

对于所谓“成功”，法拉奇说：“成功对我毫无用处。它就像盛宴之后的一道甜点，不仅累赘，事实上还难以消化。”她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一个有无数恶习的女人，将来注定要下地狱。”

天性自由，不甘平静，有勇气突破按部就班的生活，不愿被任何人支配、窥探，也不会停下脚步，让自己走进任何看似充满温情的牢笼。

法拉奇甚至激进地宣布：爱对于个人自由来说是一种自杀。

一九七三年，法拉奇遇到了她一生的挚爱：希腊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拥有“受难的耶稣般脸庞”的阿莱科斯。

他是一位反独裁的斗士，几年后调查希腊军政府秘密警察时，在可疑的事故中丧生。为了纪念阿莱科斯，法拉奇隐居三年，将他的故事写成了一部纪实小说《男子汉》：

“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阿莱科斯，我说人应该是像你一样。要有勇气，有尊严。要去爱，但不允许爱成为避风港。要去斗争，并赢得胜利。”

法拉奇和阿莱科斯在一起

共同的信念将两人紧紧相连，但深切的爱情也无法阻止法拉奇对自由的向往，无法让她心甘情愿步入“婚姻的牢笼”。在她心里，她永远是儿时读到的《野性的呼唤》中的巴克：自由自在，随时可以发出自己的呐喊。

讲述：“只有我能讲述我的故事”

法拉奇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有人会记录我的人生故事，那个人只能是我自己，不会是别人。

“我一生中见过许多丑陋的事。我出生在暴政之下，成长于战争之中，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是一名战地记者。在年复一年的前线生活中，我报道一场场战斗，冒着枪林弹雨和呼啸而来的炸弹，见证了人类的残忍与愚蠢。”

这是一个感觉到死亡迫近的女人对她一生的追忆，她的童年、少年，她为何来到这个世界。她遍翻自己的记忆，搜寻她的过去，试图解答生命的谜题。

反法西斯战争下的少年时代，炮火连天中的忘我工作，暴风雨般的炽热爱情，追寻一生的自由信仰……无数不凡的经历相互交织，共同造就出独一无二的奥莉娅娜·法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