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説：北山堂的尺牘收藏

名人尺牘是北山堂書法收藏的重要部分，其年代由宋至清，其作者兼收並蓄，不但可窺前人尺牘體制，以及尺牘書法的品評準則與收藏價值，更可資尺牘收藏史的研究。尺牘書法的收藏始於漢而興於六朝，之後歷代繼承，形成傳統。若論尺牘書法收藏之盛，南宋以後，當推明、清兩朝，當時收藏的地域分布隨書畫收藏中心江南擴展到北方、廣東；收藏家的身分由官員、文人，擴展到商人、地方官吏；收藏對象除了傳統的將相、名臣、名賢、名書畫家外，亦多見地方宗族人士、鄉賢，以至不見經傳之時人。除了書畫收藏的因素，藏書家收藏尺牘手跡、文人出版尺牘選集、收藏家出版尺牘叢帖等興趣，以及郵遞服務的發展，都使尺牘收藏蔚然成風。此風更延續至二十世紀。北山堂的大量明、清尺牘，正是此風氣的産物。

自東晉二王尺牘在唐代被奉爲經典後，歷代信札書體多爲行草，至清代文字學興，始出現篆、隸等字體。

尺牘雖爲實用文體，有一定的格式用語，却不乏文辭優秀之作品。李陵(公元前74年卒)的《答蘇武書》、嵇康(223—262)的《與山巨源絶交書》等便被視爲文學作品的經典。至於書法名家尺牘，乃是書法收藏的佳品； 而名人尺牘則往往可見作者的生平事跡，從政治、社會、文化角度看，别具鑒賞與收藏意義。北山堂所藏及捐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歷代名人尺牘，價值亦在於此。

01

北山堂所藏名人尺牘

北山堂所藏尺牘的年代跨越宋至清代，作者大多在書法史上佔一席位，包括張即之、倪瓚、宋克、文彭、李流芳、倪元璐、瞿式耜、伊秉綬、翁同龢。書者的名氣及書藝，固然是收藏家垂青的原因，然而鑒賞及收藏尺牘的準則不止於此。以倪瓚爲例，其楷書爲人稱善，而且是元代文人畫大家，是次所選的《行書詩札》卷，先後經大收藏家袁華(1316年生)、項元汴(1525—1590)、梁清標(1620—1691)等收藏，其中袁華跋云:

倪雲林志尚高潔，有晉人風致，故其措辭灑翰，亦自有一種風氣，政如巖穴中士，出塵絶俗，不爲便嬖側媚之態者也。

倪瓚 行書詩札卷（局部）

他認爲倪瓚出衆的文辭與書藝源於高尚的人格，也就是説鑒賞尺牘的重點是人品。倪元璐與瞿式耜的三通信札及黃道周的一篇短文同時收入《三忠 遺墨》卷，三人皆爲晚明殉國名臣，藏家及觀者在跋中贊賞的主要還是人品，例如，楊鍾羲(1866—1940)詩跋:「兩都忠義誰能及，一旅西南氣益振」；秦緗業(1822—1883)亦題詩云:「翰墨餘事奚足論，東淛南閩推巨手。虞山雅不以書名，正氣還堪敵歐柳。」又如清末名臣翁同龢雖然在世時已經是書法名家，但更令人注目的是他在朝的高位及支持維新運動，因此收藏的著眼點並非他的書藝，而是功名。再者，這數幀寫與同僚兼維新運動支持者張蔭桓(1837—1900)的信札，内容涉及政治、軍事、外交、藝術，可作爲近代歷史及文化文獻。 1 至於非以書法鳴世的朱次琦，較爲人熟識的是其廣東大儒以及是維新變法領袖康有爲(1858—1927)老師的身分。圖録所選朱次琦的《文稿手卷》含有信札稿數篇，是其再傳弟子何子忠舊藏，收録於集朱氏及弟子書翰的《禮山草堂緒餘》。由於朱次琦臨終前盡毀家中書稿手翰，故其墨跡罕見，因此何子忠在《禮山草堂緒餘》序中説:

......舉凡片言隻字，皆當爲世珍惜；下逮及門私淑，以見禮山學術淵源，師承有自，書因人重，人以書傳，概可見矣。2

宋克 行書致高啟論書册

其刊印及收藏朱氏手稿目的，是光耀先師品德及學養，下及師門成就，視手稿爲學術及歷史文獻。類似具紀念性的收藏，亦見於是次圖録未選入的《周端孝家書》，是明代忠臣周順昌(1584—1626)之子周茂蘭爲紀念其父而保存的手札。

周端孝家書

以上各例説明書藝之美、文辭之佳，以及作者的品德、功名，還有保存歷史文化的目的，都是鑒賞和收藏尺牘的準則，這些準則早在宋代已經發展完備。漢唐之際，統治者及士大夫收藏尺 牘，主要是著眼於文辭與書藝的價值。到了北宋，士大夫在此原則上加入人品、功名的因素，於是有「德、爵、藝」的新標準出現，並以三者兼備的尺牘爲最善。 3 在宋代以後，德、爵、藝俱全的名公尺牘，一直最受藏家青睞，名氣稍遜者難免備受忽視。明代中葉的吴奕並非名家，却是名顯宦文士吴寬(1435—1504)的侄兒，其《行書信札》卷是因爲寫予吴寬才令收藏價值增加，得以流傳。曾藏此卷的惠棟(1697—1758)認爲：吴奕書法在當日不太馳名，而玩其筆意，頗有家範，世之賞鑒家不觀其書之工拙，第考其名之顯晦，若奕之此書易以文定公(吴寬)之名，則觀者無不稱爲奇寶，而爭相收藏。

吴奕 行書致吴寬卷

類似惠棟這種非一般的藏家，揀選尺牘多不限於名人，收藏對象更爲廣泛。

北山堂所藏名人尺牘的另一特色是明清尺牘較多，圖録所選者超過一半是明清時代，其中吴奕《行書信札》卷有十通，翁同龢《行書信札》有九通，而文彭《行書尺牘》本從《名人手札册》選出，是册共卅二件作品，除少數詩翰，皆爲尺牘，書者超過二十人，包括吴門書畫領袖文徵明及其後人、弟子、親友。另《周端孝家書》共二册，超過四十通。類似的個人或集明清人尺牘選集，傳世數量甚多，較觸目的是上海圖書館藏明清尺牘超過十一萬通；湖南圖書館藏近現代名人手札文獻達數萬葉，以清中晚期最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經北山堂及萱暉堂資助，於一九八五年入藏盛宣懷(1844—1916)書札函稿，超過七千通；海外的有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人手札七百餘通，據説是目前明人尺牘之最大單一收藏；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亦藏四百多件明、清人信札。 4 大量尺牘得以保存，除了去古不遠，還有明清之際出現收藏本朝尺牘之風氣。説到本朝尺牘收藏，南宋是史上一個高峰，除了蘇軾、黃庭堅、歐陽修、米芾等名公，收藏家亦積極保存非名書家的作品，曾宏父集兩宋人書跡刻成《鳳墅帖》爲此類收藏的經典，所收者除少數名書法家，其餘是政治、文學、學術、逸士及少見經傳的人物，其刊刻的目的便不只表彰書藝，而是將尺牘視爲歷史文獻。 5 明清是繼南宋之後尺牘收藏的另一高峰，在賞鑒標準方面多見宋人傳統，然而尺牘收藏活動更爲普及。

02

明代尺牘收藏──江南地區

明代本朝尺牘收藏與私家書畫收藏活動的地域分布基本一致，就是由集中於江蘇擴展到浙江及安徽一帶，由是藏家的身分由官員、文人擴展到商人。明初，由於貴族及官員獲得内府流出的傳世劇跡，帶動了收藏風氣及書畫買賣活動；到明代中期，書畫收藏已經十分蓬勃，蘇州、南京成爲全國書畫買賣及鑒藏中心，蘇州大收藏家尤多，如沈周(1427—1509)、朱存理(1444—1513)、都穆(1458—1525)、文徵 明(1470—1559)等，還有來自無錫的華夏(15—16世紀)。晚明時，除了嘉興的項元汴、太倉的王世貞(1526—1590)，還有華亭的董其昌(1555—1636)、顧汝和，以及徽州詹景鳳(1528—1602)、吴廷等。當中不少積極發表鑒賞著述，推動了文人鑒藏風氣。 6

從收藏家的書畫著録所見，所收載者大多爲古代名跡或前代人書，罕有本朝尺牘。文徵明爲華夏贊《真賞齋銘》，云其所藏法書皆「魏晉唐賢劇跡」，點出了典型的收藏方向。 7 不過，書畫著録未必全面反映收藏家的興趣。富甲一方的項元汴向以收藏古代劇跡聞名，所藏宋、元尺牘甚多，然而也不乏收藏本朝尺牘的例子，包括兄長項元淇、書法家李應禎(1431—1493)、文徵明，後者的一封品相甚佳的尺牘，更給他鈐上不少印章，可見他十分珍重此一代大書法家的手跡。 8 此外，文壇領袖王世貞曾藏《國朝名賢遺墨》五卷共一百人書跡，當中不少是尺牘，書者以高官、名賢爲多，書法家較少；在揀選尺牘原則方面，他繼承了宋人重視書者品德及功名的標準，例如他説明初高 官錢習禮(1373—1461)「品清貴，故留之」，而王恕(1416—1508)則「名臣第一，不敢不存也」。

文徵明札

明末收藏家兼官宦汪珂玉(1587年生)在其所著的《珊瑚網》中，提及家藏名人如沈周、唐寅(1470—1523)等尺牘千餘紙，顯示個别尺牘收藏的數目可以非常可觀。此書又載其《國朝名公手牘》一卷，爲吴門書派人物，當中文徵明、祝允明(1460—1526)、陳鎏(1508—1581)、王寵(1494—1533)四通信札釋出原文，但對卷内其餘十餘札只簡介内容，説因爲「録之太繁」，因此不能一一盡録，顯得其他釋出全文的詩翰、跋文、序等作品較尺牘重要。 10 尺牘顯得次要的現象亦見於各類刻帖，當中十之八九不選尺牘，即使選入亦寥寥可數，其例可見於《停雲館帖》《寶翰齋國朝書法》《金陵名賢帖》《澄觀堂帖》《晴山堂帖》《舊雨軒藏帖》《寶鼎齋法書》《書種堂帖》《玉煙堂董帖》等。 11 晚明書家兼藏家王鐸(1592—1652)曾言宋代法帖多尺牘:「古帖多書札，《淳化》《戲魚》《絳帖》《汝帖》《鼎帖》《太清樓》，至今披閱，若對昔哲， 聞其謦欬 。」 12 其實不僅宋人集古法書的叢帖多尺牘，即使宋人集本朝人書的《鳳墅帖》也多選尺牘；王鐸此言是相對明代法帖少選尺牘而言。明人的本朝法書帖，只有明末出版的《舊雨軒藏帖》及《續帖》收入大量尺牘，董其昌爲跋云:「且所收惟晚年行狎尺牘不矜莊而合者，尤爲具眼。」 13 此褒辭却透露了尺牘不矜莊的品相，這或許正是明人少選尺牘作爲法書收藏的原因。從市場價值而言，尺牘不但近不及古，也不及其他品相較佳的作品高。 14 明代本朝尺牘作爲法書的角色並不顯著，然而這並不表示明人不重視本朝尺牘。事實上，藏家往往對尺牘的内容更爲重視，如汪珂玉爲《國朝名公手牘》十餘信札所作的簡介，都是關於書者爲人、個人經歷及社會風貌，如其所言:「此僕蟠蟲指爪之嗜耳，可想見一時風致。」 15 尺牘之豐富文化價值，正是吸引藏家之處。

王寵 行書借銀券

王寵 行書借銀券（局部）

另一位收藏本朝尺牘的書畫收藏家是朱之赤，其舊藏見於錢鏡塘(1907—1983)及上海圖書館所藏明人尺牘兩本圖録，但却未載於所著的《朱臥庵藏書畫目》。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時是藏書家，而且除了他，兩本圖録所載作品亦多爲明末至民初藏書家的藏品，包括顧若霖(1660年生)、汪文柏(17—18世紀初)、王禮治(18—19世紀初)、潘祖頤(19世紀末)、劉承乾(1881—1963)等。 16 再者，前述北山堂藏吴奕《行書信札》卷，曾爲清代學者兼藏書家惠棟舊藏；而《名人手札》册曾經晚清楊氏海源閣所藏。明清藏書家似乎較書畫收藏家更熱衷於近代人尺牘，反映出尺牘作爲歷史文化文獻，更能滿足那些追求人文知識的藏書家。另一方面，書籍收藏自明代開始踏入興盛期，文人普遍都嗜好藏書，因此藏書家兼藏尺牘的數量多於書畫收藏家的不足爲奇。雖然時有藏書家亦爲書畫收藏家之例，但是對於一般的文人來説，尺牘較爲小巧，容易收藏，又無須支付高昂金錢購藏，無疑更具吸引力。 17 從兩本圖録所見，收藏對象除了書法家，更多是中、高級官員，其餘還有文人、詩人、職業畫家、忠臣烈士、遺民逸士，以及不見經傳者。如此廣泛收藏各界人士尺牘的收藏方向，基本上不離南宋《鳳墅帖》以書傳人之傳統。

本朝尺牘收藏也見於晚明的徽州。當時不少徽州商人以巨資購藏古典書畫名跡，收藏風氣甚盛，而經營文房用品的小商人方用彬(1549—1608)，致力收集書信七百餘札，除了王世貞、詹景鳳、抗倭將領戚繼光(1528—1888)等名人外，大多是方氏家族成員、地方官吏、各地文友，書畫家、墨工、藉藉無名的時人。雖然方用彬出生於商人家族，不過營商之前是國子監生，有一定文化水平，故此信中有與文友唱酬、書畫鑒定等活動。他嘗言:「異時傳諸後代，使之知余生平重交誼、寶翰墨之諄切也如此，宜深念之，當保惜之。」 18 以藏品光耀個人及家族的文化，地方宗族意識濃厚。

從上述諸例可見，本朝尺牘並非書畫收藏的主流對象，間見有大規模的收藏，也只是個别藏家的喜好而已。在收藏時間方面，諸例集中於晚明，反映尺牘收藏的風氣在此時已經出現。再從所藏對象觀之，明初尺牘較少，明代中葉吴門書派骨幹成員及相關人物尺牘則較多。 19 此現象説明尺牘收藏的傳統在明初仍得以延續，惟要待明中葉始進入興盛期，亦即是吴門書派主宰書壇、書畫收藏風氣熾熱的時候。

除了書畫收藏的因素，晚明至清初在江蘇刊刻 的大批尺牘選集，亦可能助長了尺牘收藏的風氣。這些選集都由文學家揀選文辭優雅得體的書信，作爲欣賞及學習的楷模，並將内容逐字排印出版，與法帖重現筆法的目的迥異。尺牘選集所載的尺牘數量甚大，據説竟陵派詩人鍾惺(1574—1624)所輯《如面談》選入尺牘達二千餘札，《文學大尺牘》及《文辭大尺牘》達四千四百札。 20 另一現象是選入本朝尺牘的比例逐步增加：先有王世貞在楊慎(1488—1559)所輯《赤牘清裁》的基礎上編成《尺牘清裁》，將原本先秦至初唐人作品加入明人尺牘。 21 到了明末，沈海胤(17世紀初)撰集的《翰海》大半以上已是明人書。 22 清初時更出現明、清人尺牘選集，較重要的是文學家、書畫收藏家、藏書家周亮工(1612—1672)的《尺牘新鈔》《藏弆集》《結鄰集》，三輯共收近二千篇；除了選自友人來信，還有從廿二位收藏家處借來之藏品，他更在「選例」中號召海内同好寄來尺牘以助《藏弆集》成書，説明當時尺牘收藏已頗普遍。 23 三輯所選書者，不少是名氣稍遜的，因此書者名下附有小傳，其以書傳人的目的至爲明顯。他的兒子周在浚亦説:

所選尺牘數集，雖三數句必登，人多不習其姓名，先大夫以獎勵人才爲急，即一技一藝之士，惟恐其淹没不傳。24

再者，周亮工又選入抗清忠臣烈士、遺民，借以闡揚名賢名言德行，又借信中言辭闡發個人政治立場、文學觀點等。 25 他關注的還是書信的内容，與其他出版尺牘選集的文學家的觀點一致。尺牘選集的作品未必成爲尺牘書法，然而必經收藏活動來收集作品，加上王世貞、周亮工在文化界的影響力，不難令一般文人加入收藏尺牘的活動。論者認爲，此尺牘選集風尚，與明代中葉浙江出現的被稱爲民信局的商業通信服務有關，蓋有經濟能力的商人、官僚、士紳等，無須再單靠傳統的托人捎帶、專使投遞的方法，於是增加了書信流通量。 26

周亮工《尺牘新鈔》

03

清代尺牘收藏──北方、江南地區

清代尺牘收藏在明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在地域上，南北兩地都出現尺牘收藏活動，而明朝的滅亡，令「明人尺牘」變成前朝人書，收藏價值提高，收藏家多兼藏明、清人書，整體收藏數量增加，使清代成爲尺牘收藏史上另一個高峰。清初，北方出現孫承澤(1593—1676)、梁清標、耿昭忠(1640—1686)、高士奇(1644—1703)、卞永譽(1645—1712)等漢人官員或滿清權貴的大收藏家，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發展成爲書畫鑒藏中心，尺牘收藏活動遂亦見於北方。 27 其中卞永譽所著《式古堂書畫考》所載明人信札甚多，尤以吴門名家尺牘爲最。 28 此外，較具規模的收藏見於山東顏氏。顏光敏(1640—1686)家學淵源深厚，是孔子弟子顏回(公元前521—481)後人，兄弟三人同是康熙朝進士；他在朝中擔任吏部郎中、考功司郎中等高位，由於廣交海内名公，得以收藏名人信札甚富，包括學者顧炎武(1613—1682)、孫承澤、梁清標，戲曲家孔尚任(1648—1718)等。顏光敏歿後，其後人顏崇榘在清代中期將家藏裝池成《顏氏家藏尺牘》卅四册，共七百九十 札。 29 協助裝池的桂馥(1736—1835)跋道:「今顏氏所藏，德、爵、藝俱在」，其觀點正是繼承了宋人的傳統。 30 另有陸費墀(1731—1790）跋云:

昔宋曾宏父集諸名人與其先人翰札，刻爲《鳳墅帖》，藝林稱之。此册如入石，余願供氈墨之役矣。31

孫承澤尺牘

陸氏提議顏家仿傚《鳳墅帖》，將《顏氏家族尺牘》刻成法帖，結果顏家未付諸實行，之後更將之轉讓給江蘇收藏家陶樑(1772—1857)。

相對於北方，江浙地區的尺牘收藏根基深厚，故發展更加蓬勃。清代中期不但出現大批明清尺牘收藏家，不少還將所藏刻成尺牘法帖。令人注目的是名書法家梁同書(1723—1815)，所藏明清尺牘廿六册，共七百五十餘人，在其晚年精選明人作品摹勒成《明人國朝尺牘》，成爲法帖的新品種。 32 此刻帖中所選者，除了書法家祝允明、忠臣倪元璐、畫壇領袖王時敏、大臣張照等名人外，還有秀才、州縣學生、職業畫家等。梁同書嘗言:「書有以人傳」，揀選尺牘「不獨重其筆跡，並擇其人」。 33 這與傳統品評尺牘的見解同出一轍。梁同書有一群任中下級官員的同好，不但好藏明清人尺牘，而且都先後出版尺牘法帖，兼且在鑒賞及出版法帖方面獲得梁同書幫助。例如黃定蘭撰集的《甬上明人尺牘》，由梁氏審定及借出三札上石。 34 秦瀛(1743—1821)曾與梁同書交換尺牘觀摩，亦藏有明、清尺牘百餘種，並且撰集了《明人尺牘、清人尺牘》。 35 吴修(1764—1827)收藏明清人尺牘極豐，自稱四十年間所見信札以數萬計。由於他認識大批江浙尺牘收藏家，藏家爲他展觀數通以至數千通尺牘，並且借出 藏品給他出版《昭代名人尺牘》，當中的十七、八位還協助審定此帖，梁同書便是其中之一。吴修爲籌備此尺牘刻帖搜訪了十二年，自信已「極東南藏弆之盛」，所選六百餘書者，有書家、理學、忠孝、名臣、逸士、經史金石學家、詩人、古文家、詞曲家、畫家十種，總體仍以非書法家佔大多數，不離以書傳人的傳統原則，正如吴氏所言:

竊思近時簡牘，若非書家，或不珍惜，易致散失，......不署名之札，不特覈其文義事實，或以詩牋便面證對筆法，溯所自來，然後列入，欲以存一代真跡，傳信後人。36

據吴修在《昭代名人尺牘》題跋所列的四十位江浙收藏家，可見現象有三：其一，金石學家或金石收藏家頗多，約佔所有藏家四分之一，如孫星衍(1753—1818)、阮元(1764—1849)、張廷濟(1768—1848)等，吴修本人亦爲金石愛好者。此情況相信是源於清代中期以後，傳世書畫劇跡大多入藏清宮，加上金石學、碑學大興，使收藏家興趣轉移到金石碑刻拓 本。 37 其二，藏書家亦不少，如錢夢廬、貝簡香、秦恩復(1760—1843)等，藏書家兼藏尺牘之例子已見前述，此現象將延續到民國時期。其三，地方官吏、秀才、州縣學生、職業書畫家等社會地位稍次的收藏家佔一半數量，與傳統的中、高級官員收藏家分庭抗禮，顯示出收藏尺牘在清中、晚期江浙一帶變得更普及，風氣更盛。此風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其中《昭代名人尺牘》更成爲了尺牘收藏的指標及尺牘法帖的仿效對象；而吴修爲介紹《昭代名人尺牘》書者生平而附印的《昭代名人小傳》更成爲尺牘收藏家的重要參考書。 38

《昭代名人尺牘》

晚清尺牘收藏的另一現象是單一本朝尺牘收藏數量大。前述十八世紀江浙地區尺牘藏家所藏尺牘多以百計，上千的收藏較少。不過，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至民初，尺牘收藏往往以千計，例如瑛棨(1878年卒)藏尺牘一百四十二册，全是咸豐年間獲得友人、同僚的書信。 39 前述入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盛宣懷書札函稿以至電報，超過七千通。趙鳳昌(1856—1938)給清末大臣張 之洞(1837—1909)當過幕僚，又活躍於民初政壇，與政界、商界、教育界等各界高層人士交往甚密，藏有信札文稿二千七百餘通。 40 這類尺牘收藏家多爲政治人物，很多時是因工作關係獲得，其收藏對象亦以政圈人物居多，而且又廣泛收藏同僚及友人，其視書信爲歷史文化文獻遠多於欣賞書藝，與《昭代名人尺牘續集》選入更多名臣手書數量的取向相似。

小結

明清本朝尺牘收藏的風氣，始於明代中葉，盛於晚清並延續至民國時期。在地域上，江南一直是尺牘收藏最重要地區：從明代的蘇州、南京、華亭、徽州，到清代的江浙、再擴展到北方及廣東。江南作爲明、清文化經濟重鎮，不但是書畫鑒藏中心，亦是書籍收藏、尺牘選集及刊印尺牘法帖的集中地，此皆促進尺牘收藏風氣之因素。尺牘收藏家無論是官員、文人、商人，無論其收藏興趣集中於尺牘，還是兼藏書畫、圖書、金石等，鑒藏尺牘的原因，除了書者的名氣及書藝外，書信的内容、書者的生平經歷往往更受藏家所關注，突顯了尺牘的收藏價值亦在於其歷史文獻的性質及豐富的人文内涵。雖然此價值取向早見於前代傳統，但自晚清至民國期間，尺牘作爲法書欣賞的功能已明顯減少。民國以後，尺牘收藏並未消失，如姜德明蒐集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作家書信，當中不少是鋼筆書寫；學者兼古物收藏家周紹良(1917—2005)所藏20世紀60年代至21世紀初與友往還書札百餘通，其中更有方管(筆名舒蕪，1922—2009)的一封計算機打印信。 41 毛筆書寫的尺牘隨著毛筆被現代書寫工具取代而變得罕有，前人手書信札在此科技時代，無疑顯得更加珍貴。

注釋：

（1）參見翁同龢：《松禪老人尺牘墨跡》，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七，蔣復璁《序》。

（2）曼庵居士:《禮山草堂緒餘》，何氏靈璧山房一九八四，第一頁。

（3）莫家良:《宋代書法中的尺牘》，載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學系編:《二〇一二唐宋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明 道大學二〇一一，第一五五—一六六頁。

（4）見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二；湖南圖書館編:《湖南圖書館藏近現代名人手札》，岳麓書社二〇一〇；陳善偉、王爾敏:《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盛宣懷珍藏書牘初編》，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The Checklist of the John B.Elliott Bequest』，Record of the Art Museum，Princeton University:The Bequest of John B.Elliott，vol.

61(2002)，pp.49-99；陳智超:《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安徽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

（5）莫家良:《宋代書法中的尺牘》，第一五五—一六六頁。

（6）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第四七三—四八八頁；傅申:《王鐸及清初北方鑒藏 家》，《朵雲》，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七三—七七頁。

（7）見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載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二—一九九八，第四册，第六一三頁；文徵明:《文待詔題跋》，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册，第七七〇—七八二頁；朱存理:《珊瑚木難》，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册，第三二三—四六五頁；都穆:《寓意編》，載《中國古代美術叢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三，第六册，第二七三—二九二頁；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册，第五八〇—七六四頁；張丑:《張氏四表》《清河書畫舫》《真跡日録》，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册，第一一九—四三二頁；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册，第九九九—一〇三三頁。

（8）孔廣陶:《岳雪樓書畫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一九九七，第五六八頁；上海書店出版社編:《宋元尺牘》，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〇。

（9）孫鑛:《書畫跋跋》，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册，第九八〇—九八二頁。

（10）汪砢玉:《珊瑚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上册，第四二二—四二三頁。

（11）容庚:《叢帖目》，中華書局一九八〇—一九八二，第一册，第二二一—二四六頁；第三册，第九五二—九八二頁、一二〇六—一二五五頁。

（12）容庚:《叢帖目》，第三册，第一二八二頁。

（13）容庚:《叢帖目》，第三册，第一二一五頁。

（14）參見高士奇:《江村書畫目》，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七 册，第一〇七三頁。

（15）汪砢玉:《珊瑚網》，上册，第四二二—四二三頁。

（16）錢鏡塘:《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上海科學 技術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二；朱之赤:《朱臥庵藏書畫目》，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册，第八〇二—八一三頁。

（17）參見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家——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涯》，花木蘭文化出版社二〇〇六，第一三—六一頁、 二六八—二七三頁。

（18）陳智超:《方用彬及其親友》，見《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安徽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册一，第一—四七頁。

（19）例如，錢鏡塘:《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The Checklist of the John B.Elliott Bequest，』pp.49-99；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六册，第五四〇—六四六頁。

（20）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第六五—八四頁。

（21）王文才、萬光治:《楊升庵叢書》，天地出版社二〇〇二，第四册；王世貞:《尺牘清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三〇九册，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七。

（22）（25）沈佳胤輯:《翰海》(《四庫禁燬書叢刊》第二〇册，北京出版社二〇〇〇。

（23）周在浚:《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藏弆集·結鄰集》，《四庫禁燬書叢刊》第三六册。

（24）陳聖宇:《周亮工〈尺牘新鈔〉三選初探》，載張宏生等編:《清代文學研究集刊》，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八，第一輯，第二二一—二六〇頁。

（26）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第六五—八四頁。樓祖詒:《中國郵驛史料》，人民郵電出版社一九五八，第五三—五五頁。

（27）劉恆:《中國書法史·清代卷》，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第八六—九七頁；傅申:《王鐸及清初北方鑒藏家》，第七三—八六頁。

（28）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六册，第五四〇—六四六頁。

（29）上海圖書館編:《顏氏家藏尺牘》，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二〇〇六，册一，第一—二頁。

（30）顏光敏:《顏氏家藏尺牘·附姓氏考》，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册三，第二四三頁。

（31）顏光敏:《顏氏家藏尺牘·附姓氏考》，册三，第二四〇頁。

（32）容庚:《叢帖目》，第二册，第五九一—六〇〇頁。

（33）梁同書:《頻羅庵遺集》(《中國基本古籍庫》清嘉慶二十二年陸貞一刻本，北京愛如生數字技術研究中心二〇〇九，卷一一，第一六頁。

（34）容庚:《叢帖目》，第三册，第九九七頁。

（35）容庚:《叢帖目》，第二册，第六四〇— 六四一頁；梁同書:《明清兩代名人尺牘》，有正書局出版年份不詳，册六，秦瀛題跋。

（36）容庚:《叢帖目》，第三册，第一〇八五—一○八七頁。

（37）劉恆:《中國書法史·清代卷》，第九七頁。

（38）吴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青霞館本一八二六，《序》。

（39）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特藏部:《清代名人手札彙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二〇〇二。

（40）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編:《趙鳳昌藏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九，第一册，第二三—三六頁。

（41）姜德明:《作家百簡——六十年代至九十年 代》，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李經國:《周紹良友朋書札》，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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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