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非殖民之路：克里米亚鞑靼人与民族自治

2020年，当我在克里米亚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时，很少有人会觉得它很快就会被乌军解放。在乌克兰也是如此，"明年解放巴赫奇萨雷 "的说法听起来很天真、很让人尴尬，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完全明白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然而三年后，巴赫奇萨雷的解放正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此外，大部分政治评论家认为，"没有克里米亚就没有和平"，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支持着解放半岛的想法。

因此，深入思考我们与半岛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尤其是土著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关系是有重大意义的。乌克兰国家和社会需要清楚地了解这种关系的性质以及乌克兰在那里的统治基础。这种思考应该是克里米亚重新整合的整体战略的核心。在独立初期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导致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我们不能错过第二次改正的机会。

克里米亚鞑靼人：从政治疏忽到承认错误

2014年之前，除了暑假的度假记忆外，对克里米亚没有太多感情的乌克兰人并不关心这个半岛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乌克兰国家也误解了克里米亚艰难的后殖民局势，错误地将 "种族间 "的不稳定归咎于克里米亚鞑靼人。这让亲俄罗斯和俄罗斯支持的团体可以随心所欲，从训练准军事的哥萨克人到买下整个克里米亚的南岸。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缺乏战略眼光和关注，使俄罗斯更容易吞并该半岛。

而到了今天，由于俄乌战争被许多人看作是一场反殖民战争，因此人们很自然地将解放克里米亚应被理解为非殖民化整体进程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我们不了解克里米亚在遥远和最近的历史中形成的权力动态，以及我们自己在延续这种动态中的作用，真正的非殖民化就无法发生。

乌克兰政府已经为此迈出了第一步，自2014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最终承认历史上受压迫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是原住民，他们在俄罗斯1783年殖民克里米亚之前，已经在克里米亚生活了几个世纪。这些政策承认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自决权，使民主选举产生的自治机构Mejlis和Kurultay合法化，并承认1944年的驱逐行动是种族灭绝行为，以及实施其他措施。

以前忽视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的乌克兰社会科学家、作家和记者，现在在他们的作品中以鞑靼人为中心，特别强调了乌克兰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接触。普通的乌克兰人也在努力了解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文化，并对流离失所的人们表示声援。虽然这些努力基本上扭转了几十年来的无知和认识上的不公正，但当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开始时，这种团结似乎就烟消云散了。乌克兰人很乐意去 "Musafir"，一家在基辅很受欢迎的克里米亚鞑靼人餐馆，但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过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自治或其他形式的民族自决的要求。

等到解放后，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摆上台面，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谁的克里米亚？历史修正主义与国际法

首先，人们过分强调历史修正主义，试图证明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诉求是合理的，而不是强调存在历史修正主义，尝试填补盲点，化开误解，并以后殖民主义的方式将克里米亚的历史和现在概念化。其次，历史修正主义被用作合法化的政治工具，绕过了更为常规和不可否认的合法化形式，比如说国际法。 最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自决权以何种形式实现的问题，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整个乌克兰社会中都是有争议和模糊的。

阿卢什塔的克里米亚鞑靼人，1908年

自2014年以来，作为任何关于克里米亚历史及其在乌克兰国家地位中的作用的公开讨论的核心，历史学术界遵循俄罗斯的宣传剧本，构建了一个与其平行的 "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的叙述。在试图 "揭穿俄罗斯叙事神话 "的过程中，历史学家、记者和作家制造了更多的神话，他们重复了俄罗斯对该领土的历史主张的逻辑，只是用 "乌克兰 "简单代替了 "俄罗斯"。

最近的例子包括Ukrainer的文章 "雅尔塔：一个具有愈合气候和文化阻力的城市"，该文章通过莱西娅·乌克拉因卡和米哈伊洛·科修宾斯基在那里生活的事实证明了雅尔塔的乌克兰性，表面上看，他们的存在使雅尔塔更具有乌克兰性。事实上，文学学者罗里·菲宁在他的《他人的血》一书中说明了莱西娅·乌克拉因卡和米哈伊洛·科修宾斯基如何在他们的小说中把克里米亚看作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地方，确保土地和当地人民之间的联系，与俄罗斯作家，如列奥·托尔斯泰和安东·契诃夫相比，他们笔下的19世纪克里米亚被完全俄罗斯化了。

另一个例子是乌克兰在线存储的档案、博物馆、教育和信息材料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在一篇题为 "乌克兰人在克里米亚的伟大安置 "的文章中，作者声称，正是因为乌克兰 "移民 "在战后（1944-1954年）"不知疲倦地劳动"，克里米亚才基本上 "焕发生机 "并最终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

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只是替换了历史事件的叙事重点，使国家对一块领土的统治合法化--而这正是俄罗斯国家正在做的。作者并不寻求了解与其他殖民背景相似的权力动态和政府性形式，相反，他们试图证明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独特历史主张。

因此，这种叙述不仅对每个熟悉该半岛历史的人来说是有疑点重重的，而且还招致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争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大部分乌克兰人仍然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自决的想法充满敌意，即使这个想法得到了国际法的保障。

然而事实是，乌克兰不需要利用其历史和编造叙事来夺回克里米亚——我们有国际法的保障。我们应该诉诸的是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国际法，而不是历史叙事。同样如果关于原住民的国际法能得到乌克兰的更多强调，那么就很少会有人会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自决权产生怀疑或担忧。

非殖民化：乌克兰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集体责任

然而，乌克兰仍然需要历史修正主义来理解如何与克里米亚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相处。这种急需的历史修正主义的形式是后殖民主义。乌克兰学者（Maksym Sviezhentsev和Martin-Oleksandr Kysly）和国际学者（Rory Finnin, Sasha Shestakova & Anna Engelhardt）都提出了克里米亚是一个定居者殖民地的概念，但这种想法仍然非常边缘化。

在这个概念化的过程中，克里米亚的历史是一部被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殖民化、剥夺和抹杀的历史。原住民--克里米亚鞑靼人--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因为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土地被剥夺、财产被剥夺、种族清洗和压迫。当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被允许返回时，他们开始了非殖民化进程，他们试图借此开垦自己的土地（通过 samovozvraty）、重新获得政治发言权并重建文化遗产。然而正如Rory Finnin所言，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和（亲）俄罗斯精英都不承认需要历史正义，并以 "民族间的术语 "来框定克里米亚的冲突，掩盖了殖民主义蕴含的等级制度。

在这个概念化的过程中，乌克兰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乌克兰显然不是殖民主义者，因为它没有征服克里米亚或强加自己的国家地位。出于经济原因，克里米亚通过法律机制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其民众在1991年合法举行的公投中投票支持乌克兰独立。

然而仅仅因为乌克兰国家没有对克里米亚进行殖民统治，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人在克里米亚鞑靼人面前没有集体责任。自1954年克里米亚成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以来，克里米亚和基辅的乌克兰政治精英们坚决抵制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他们的家园，正如基辅的政党档案所揭示的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数以百计的人试图返回他们的家园，他们再次被暴力驱逐，被赶出房屋，被拒绝城市许可和登记等等。

定居者殖民框架迫使我们不仅将自己视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这构成了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的团结纽带--而且也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压迫的同谋主体。当整个民族在1944年被驱逐时，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定居者来占据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房屋，使用他们的家具和餐具，并在他们的花园里工作。因此，上述关于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人的文章并不是在证明 "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 "，而是证明了乌克兰定居者是殖民主义的共谋者，他们自愿去 "复活"被强行驱逐后空出的土地。

莫里茨·韦贝尔，厄兹别克汉清真寺遗址，1848 年

结论

现有的修正主义历史观试图证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历史存在，无意中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和误会。如果克里米亚在历史上一直是乌克兰的，那么克里米亚鞑靼人在那里应该有任何特殊权利吗？他们作为原住民的地位如何会侵犯乌克兰人或克里米亚其他公民的权利吗？

由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社区对最理想的自决形式没有达成共识，因此讨论变得更加复杂：自治、特殊地位、平权？此外，考虑到2014年以前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只占人口的13%，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自治对克里米亚的其他人口会有什么影响？最后还要问一句，其他原住民，如卡拉姆人和克里姆查克人怎么办：他们也应该要求自治吗？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需要人们认真考虑。然而任何这样的讨论都应该建立在对克里米亚历史权力失衡的深刻背景理解和国际法的基础上，而不是像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最近的声明所说明的那样，他否定了克里米亚的自治地位，让许多克里米亚鞑靼评论家感到懊恼。

历史修正主义将帮助乌克兰人了解我们即将被解放的土地的历史，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与之相处。国际法将通过划定权利、义务和特权，以及宪法框架和执行规定，帮助解决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

许多克里米亚鞑靼人已经在认真考虑他们更喜欢的自决形式和基于国际法律框架的克里米亚法律地位。从他们在克里米亚政府中的政治代表到保护文化遗产，实现自治的方式有很多种。乌克兰人的首要任务是优先倾听和思考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声音，对今天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表达关心和尊重。毕竟，一个平等和公正的克里米亚成为现实的唯一途径是倾听接纳以前被排斥和压迫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