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声 | 遇难人数远超历史平均，珠峰热下的冷思考

珠穆朗玛峰今春攀登季即将结束。而每年5月，进入攀登季的珠穆朗玛峰都很难平静。

1953年5月29日，人类首次登顶这座世界最高峰，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与当地夏尔巴向导丹增·诺盖因而举世闻名，也就此开启持续至今的民间攀登潮。

过去70年间，登山者们年复一年前赴后继，试图在5月的窗口期探求站上世界之巅的梦想。今年春季，尼泊尔旅游局签发了创纪录的478张珠峰登山许可证，中国首次成为珠峰南坡攀登人数最多的国家，达到97人。

珠峰正变得拥挤，在海拔8000多米的陡峭路段，“堵车”毫不意外。而在热闹非凡的珠峰攀登背后，大量垃圾滞留山上，凝固在空气稀薄地带的遗体也并不罕见。这个春季登山季已有至少11人在珠峰丧生，其中包括一名中国登山者，遇难人数远超历史平均数值——4人。

得益于日趋成熟的攀登体系，登顶珠峰不再只是遥远的幻想。但也别忘记，8000米以上的高海拔仍然是生命禁区。

珠峰不该只是用来征服的高山，也不该是博取名利的绝佳资源。当我们仰望珠峰，更应理性认识珠峰。

商业攀登，来者不拒

在人类登顶珠峰70周年之际，珠峰传来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比如，中国滑翔伞飞行员李生涛成功完成“飞越珠峰”计划——5月18日，他从珠峰海拔8000米的南坳用无动力单人滑翔伞起飞，20多分钟后，在珠峰南坳大本营安全降落。

这是中国滑翔伞飞行员的起飞最高记录，这项挑战背后是一支6人组成的登山队。“我们希望一起创造挑战极限的尝试。”35岁的汗斯（网名）是项目发起人之一，也是摄影师。

自2020年起，汗斯攀登过三次珠峰，却从未尝试登顶，“三次去都是为了拍摄。”和大多带着毕生梦想而来的登山者不同，这位极限摄影师坦言，对于登顶珠峰，自己没有机不可失的执念。

身为资深登山爱好者，过去十多年，汗斯已登顶过世界各地、四五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2020年，他还在北京创办起一家探险公司，为客户制定探险方案，并化身高山向导，带领他们攀登世界各地高峰。

目前，珠峰面向民间攀登者的常规线路有两条，一条在北坡中国西藏一侧，另一条在南坡尼泊尔一侧，后者吸引了更多的民间登山者。汗斯介绍说，北坡仅有西藏圣山探险公司提供登山服务，一般探险公司不具备经营资质，攀登费用高达46万元，且要求攀登者有海拔8000米以上登山经历；相比之下，南坡提供登山服务的探险公司不少于40家，攀登费用约30万元，“这里的探险公司鱼龙混杂，一些公司打价格战，还有一些对登山者的经验和身体条件没有任何硬性要求。”

“尼泊尔政府几乎不做限制，对探险公司的管理比较混乱。”汗斯感叹，探险公司之间也“卷得厉害”。高空之上，只要具备足够的“钞能力”，就可以获得一站式服务，探险公司会想方设法为你解决攀登许可及培训、向导、餐饮、装备等所有保障服务。“搭帐篷、运输氧气、铺路绳……当地的夏尔巴人都可以代劳。”珠峰大本营的服务一度令汗斯惊叹，“一人一顶的豪华帐篷，经济能力足够还有床垫；当地特意培养了一些中餐厨师，在高空也能吃到土豆丝；晚餐后还能享受泡脚服务。”

正是来者不拒的商业模式、日趋周全的服务和无限降低的门槛，使珠峰探险愈加受欢迎，“一些探险公司还会把登珠峰描述得很容易，告诉你向导会全程陪同。”在汗斯看来，当攀登珠峰走向商业化和大众化，登山者的自主性反而在降低，“不少人的攀登完全依赖夏尔巴，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应对突发状况。”

“绝命海拔”，不堪拥堵

海拔8000米是人类生存的极限高度，因而珠峰亦被称为“绝命海拔”。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得以接近这个曾遥不可及的梦想。不分年龄性别，无论健全或是残障，珠峰挤满了渴望挑战的登山者。

在南坡，拥堵变得常见。2019年5月，尼泊尔登山家Nirmal Purja拍摄的一张珠峰“大堵车”照片曾引发热议。照片定格了两列长长的珠峰攀登队伍。Nirmal Purja预计，当时约320人堵在一次仅容一人通过的希拉里台阶，等待登顶。

今年5月14日凌晨，当汗斯一行人从大本营出发，也亲身体验了珠峰“堵车”，“足足等了一两小时。”三天后，在适宜攀登的5月17日，至少175名登山者在南坡成功登顶珠峰。

每个站上珠峰的人都有一个追梦的故事。“在登山圈，没人会用‘征服’这个词，人们总在说尝试、挑战、热爱……”可汗斯并不相信，那些拥挤而上的追梦者都热爱高山。在珠峰，他甚至见过一些不会使用登山装备、自己穿不上登山鞋的登山者，“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是登山爱好者。他们可能只训练一年，就来珠峰了。”汗斯说，对于真正的登山爱好者，梦想清单不只有珠峰，还有更难逾越的高山。

只是，对普通人来说，珠峰是唯一能被记住的“第一”，世界之巅象征着极致挑战和勇气，也意味着“最高的名利场”。一位曾三次攀登珠峰的探险家向汗斯直言，“如果我不去爬珠峰，就没有流量。”

这个攀登季，杭州的85后创业者许云峰也加入浙江省登山队，向“8848”发起冲刺。去年7月，经历过严重高反和肺水肿，许云峰成功登顶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他觉得，登山是对身体与心智的极好淬炼，因而早在今年1月的公司年会，他就向员工和合作伙伴宣布，将去挑战“最高的山峰”。他坦言，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商业背书，无声地指向背后的个人能力、意志品格、经济实力等，“比起房子、车子这些，和人介绍时，只要说一句，我曾攀登过珠峰就够了。”

今年攀登季来临前，汗斯就收到十多家品牌赞助商的邀约，“品牌赞助商早就不局限于户外行业，有电子产品、化妆品、茶叶、酒、奶粉等等，各行各业都想借此打造品牌知名度。”汗斯估算，在珠峰的登山者中，有八成以上的人获得了大大小小的品牌赞助。

“在赞助商和媒体的追逐下，攀登珠峰夹杂的名利越来越多，令很多登山者心存侥幸，忘记登山是存在死亡概率的残酷游戏，又或者在名利中迷失自己，背离登山的初衷。”早在2015年，中国民间女子珠峰登山队队长马丽娅姆就对珠峰上的名利追逐有所察觉。

当珠峰化身聚宝盆，在人们庆祝登顶的荣耀的另一面，一些潜在问题正在发酵。

冲顶执念，危险信号

中国登山者陈学斌的遗体，至今还留在珠峰南坡的冰雪中。5月18日，52岁的陈学斌在攀登珠峰途中不幸遇难。事发地点海拔约8700米，距离成功登顶仅一步之遥。

珠峰常年发生遇难事件，而从珠峰上运回遗体，远比将人送上珠峰更加困难。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尼泊尔公司的救援队已向陈学斌家属提供搬运方案，报价高达14万美元。

在这座自带光环的世界最高峰上，还有更多遗体已被冰川掩埋。自1921年人类开始尝试攀登珠峰起，每年都有伤亡事故在此发生。

据知名登山自媒体“喜马拉雅登山论坛”，从1922年至今，共300多人在珠峰遇难，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雪崩、滑坠、急性高海拔病症/AMS、体能衰竭、暴露，等等。

5月17日深夜，汗斯也在珠峰遭遇了十余年登山经历中最危险的一场事故。当他和队友试图穿过昆布冰川最宽的一处冰裂缝时，整片冰川垮塌。“完了！”汗斯回忆，当时的自己几近绝望。他抓住绷直的路绳悬挂在空中，一位队友和三位夏尔巴向导则被带入冰川。十余分钟后，经验丰富的几人依靠自带装备成功自救，但其中一位25岁的夏尔巴向导后怕地告诉汗斯，“我再也不来珠峰了。”

夏尔巴人生活在喜马拉雅高山上、极具登山天赋，在珠峰南坡商业攀登的生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登山者的向导、也是物料的运输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高山讨生活，在珠峰历年死亡人口中，夏尔巴人占比超过30%。从业风险高叠加福利保障不足，2010年以来，尼泊尔旅游局注册的夏尔巴向导人数已减少五分之一。

如今，在蜂拥而至的登山者面前，经验丰富的夏尔巴向导供不应求。“经验老到的夏尔巴原本就不多，现在公司把一些参差不齐的夏尔巴调过来用，以至于厨师等后勤保障人员也开始充当夏尔巴。”杭州登山者朱霞认为，这个登山季，珠峰上的夏尔巴向导管理混乱，“很多夏尔巴由于前期大量运输导致体力严重不行，他们其实没有能力去服务客户。”浙江省登山队队员、青年女作家宋学华也有相似的感受。5月18日，她和队友向登顶珠峰发起冲击，却不幸遭遇暴风雪，“那天，有30%的夏尔巴抛弃了自己的客户。”

珠峰攀登的危险，不仅来自深不可测的昆布冰川和怒晴不定的雪山，有时也来自汹涌的人群。经验欠缺的登山者不仅更易受到极端环境的冲击，还可能让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2019年5月，为了登顶，许多登山者在海拔8700米的希拉里台阶排队长达3小时。在这片几近垂直的岩石山壁，一些没有经过攀岩、攀冰训练的人踌躇不前。而排队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危险暴露，造成缺氧、失温。英国媒体不完全统计称，近年来，至少有10名登山者在排队等待期间因寒冷、脱水或体力不支等原因死亡。

在汗斯眼中，无论如何也要冲上峰顶的执念，则是比拥挤更需警惕的危险信号。希拉里台阶也被称作“死亡地带”，不仅是因为它的险峻，更是因为不少登山者永远留在这里。当登顶的荣耀在100多米远的高处招摇，圆梦在即，放弃比继续前进更艰难。

但比起登顶，活着回来才是最大的成就。今年，肺水肿再次袭击了许云峰，在他跌跌撞撞到达海拔6000多米时。最难时，走5步路，就得停下来喘10口气。他两度下撤到加德满都治疗休整，试图再度冲顶。当第二次离开珠峰南坡大本营，许云峰坐在停机坪默默大哭了一场，他不甘心，但在队长、夏尔巴团队和高山医生的建议下，他最终“怂了”，选择下撤。

“即使我执意吸氧上山，在海拔七八千高度肺水肿一旦发作，结局大概率就是我会牺牲在珠峰。”许云峰所在的登山队，队员总共7人，最终5人成功登顶，成为国内首支登顶珠峰的省级登山队。当在深夜的萧山机场迎接归来的队友们，他心中五味杂陈。

登珠峰成为许云峰创业四年以来，“最大的失败项目”。但他依然认为，下撤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我是个开公司的，不是职业登山家，不必为了一个运动目标，去过激地冒生命危险。”而他的家人更多的，是对于他平安归来的庆幸。

生态破坏，重新思考

大量涌入的登山者也在破坏珠峰的生态环境。数十年来的登峰活动，让珠峰俨然成为一座“最高的垃圾场”。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数据，自上世纪50年代首次有登山者进驻珠峰以来，共有超过140吨垃圾被留在这里，包括空氧气瓶、帐篷、登山设备、食品罐头等各种废弃物。

此前，大本营所在的海拔5300米以上没有厕所，导致每年约有近12吨人类排泄物留在珠峰。它们堆积多年很难被降解，一旦冰雪消融还会污染水源。

近20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让曾经被冰层覆盖的废弃物无所遁形，要把珠峰上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且大部分垃圾只能依靠有限的人力扛下山。

为了限制珠峰地区垃圾的产生，自2015年开始，尼泊尔实施5000美元垃圾押金制度，规定每位登山者必须在返回途中收集8公斤垃圾，才能赎回这5000美元。不过效果并不明显，大量垃圾依旧被滞留在山上，因为并非每个珠峰的登山者都有能力把垃圾带下山。

以氧气瓶为例，一个空瓶的重量大概2.5公斤左右；而为了减轻身体负担，登山者的负重一般5至10公斤，一个空瓶的重量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消耗过多体力，就有可能在登山过程中出现意外，所以许多登山者不愿意把空瓶带下山。

2019年，尼泊尔军队发起“清扫高山活动”，派出登山队清理登山者从南坡攀登这座世界最高峰时沿途留下的废弃物。当年共收集10吨废弃物，2021年则收集27.6吨废弃物。

即使是天赋异禀的夏尔巴人，在雪山与寒风中做环保，难度和危险也超出想象。纪录片《珠峰清道夫》拍下了20位夏尔巴人组成的登山队冒死清理珠峰的故事。他们负重数十公斤，一趟趟穿梭于危险的冰瀑之间，试图清理海拔8000米的珠峰上的垃圾，一些队员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们正在想办法，努力在攀登科考与环境保护之间达到平衡。

为了更好地保护珠峰环境，2018年起，中国严格限制攀登珠峰的登山者人数，将全年登山者人数控制在300人以内，且仅限春季开放登山。

成功登顶珠峰后，宋学华的唏嘘却多过欣喜，“这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在8000米海拔之上，她真切体悟到人在自然面前的脆弱，“以前，我是比较冒险和激进的，勇于尝试；现在我的想法发生了一些改变，要珍惜当下，珍惜平淡幸福的生活。”攀登珠峰的经历让宋学华决定暂停自己后续的登山计划。

对于后来者，汗斯觉得最重要的是认清珠峰，也认清自己；马丽娅姆建议从内心深处去问自己是否真正喜欢登山，“山是为自己登的，不是为别人登的，毕竟没有人为生命买单。”

不是所有仰望过珠峰的人，都能够登顶。但人生的珠峰，本就不止于喜马拉雅。

潮新闻 执笔 张蓉 黄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