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2戛纳论坛 | 国际合作新风向

三载转瞬，白驹过隙。中国电影人再登戛纳国际电影节舞台，多部影片入围，影人共襄盛举，「国际合作」依旧是值得探讨亦亟待落地推进的话题。这一次，我们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电影行业代表，共同探讨当前电影国际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平衡文化与商业，寻求多元互利的发展新模式。

法国时间5月18日下午15：00，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主办，TCL独家冠名赞助合作伙伴，《看电影》杂志联合主办的“国际合作新风向”主题论坛在戛纳中国馆举行。

本次论坛邀请Trinity Filmed Entertainment公司联合创始人与执行总监塞德里克·贝雷尔，中国导演、编剧宁浩，中国制片人、出品人任宁，法国制片人、「小王子」之父阿顿·索玛切，中国制片人郑菁做客中国馆，从自身经验出发，分享不同类型项目的国际合作经验，国际合作中的利好与挑战，国际IP如何实现本土化，以及国际合作中如何卡点销售时间等，每一条都为有国际合作需求的电影人认真「划重点」。

90分钟的主题论坛或许可以为行业外揭开关于电影国际合作的「神秘面纱」，对于置身于行业中的每个电影人来说，这样的分享与探讨只是「开始」。关于国际合作的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以下是本次论坛的嘉宾分享内容，满满干货以飨电影同行者。

PART1

从经验出发，关于「国际合作」他们如是说

阿顿：首先，我会总体讲讲为什么我相信中国可以和国际接轨，之后我会具体讲讲年轻电影人，以及应该怎么去成为一个好导演和好制片人。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国在电影产业上变得更加积极，对于电影有更多的热情。中国人表现出了对美国电影的强烈热情，并逐渐意识到属于自己的电影未来是制作更多更好的电影。

/ 阿顿•索玛切

Aton Sounmache /

法国制片人、“小王子”之父。凭借短片《无头男人》（2003）赢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该片成为历史上获奖最多的短片之一。

我觉得中国人在制作本土电影的时候，已经在思考如何将自己的文化带到国际舞台和市场。尽可能地展现电影多样性，思考如何达成这种多样性，要求电影人对不同观点抱持开放态度，并努力实现国际化。近几年中国发展得很快，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以联合制片的方式在中国的公司做了一部电影，会在八月上映。在中国进行艺术合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世界的方式。我觉得中法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比如我们都很保护自己的文化，我们相信自己的未来，并试图把这种可能性带给世界各地的人。

我想和年轻一代（电影人）分享的是，你们很幸运，有时候在电影工业中建立好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因为你的才华多么的出众，更多是来自产业和政府层面的各方面支持。我们经常说法国审查是一个文化例外，这是一种文化软实力，也是很重要的。未来我们需要去展现自我身份、属于自己的文化定位，并且把这种属性保留在我们身体里。

中国青年电影人需要了解身边一切可以支持你的信息，可以助力你将中国文化带到国际视野的方法。合作拍片是学习与不同国家从业者工作的很好的方式，中国电影人也可以去寻求更多政府层面上的资金支持。

我相信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青年电影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呈现更丰富的电影作品。

塞德里克：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筹拍电影。我想我们被中国电影吸引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相信中国电影在海外有很大的潜力。我们的工作是找到中国电影中的共同点，让国际观众产生共鸣。

/ 塞德里克•贝雷尔

Cedric Behrel /

Trinity Filmed Entertainment公司联合创始人与执行总监。自2006年成立至今已经成功发行多部标志性影片，近些年在英国发行了《流浪地球2》《正义回廊》等电影。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不知所措，中国电影体量很大，有特点的影片层出不穷。比如电影《1921》在大陆获得了五亿的票房，但是在海外并不多。比如它在北美的票房只有五百万，在英国只有一百万，这甚至是不错的（海外）票房成绩。

中国目前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在电影层面，如何被更多的观众看到。我每次去中国都非常受欢迎，跟不同的从业者讲电影，跟他们提如何介入市场。中国有很多制片人很了解自己的本土市场，他们做的很好并且也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们不太了解国际市场的运作模式，我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电影人了解电影的国际传播。在我看来，目前有两类影片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一个是科幻片，一个是动画片。

/ 任宁 /

中国制片人/ 出品人。上海三次元影业有限公司 CEO，曾出品制作电影《1921》《我和我的祖国》《后来的我们》《智取威虎山》《夺冠》《建军大业》《悟空传》 等多部电影作品。

任宁：我们希望我们有很多片子可以在国际上发行，我们公司的海外业务主要有三个板块，一是买海外影视和文学版权，这个我在没成立公司前就开始做，主要是一些故事性比较强的类型片，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就积累了一些版权资源；二是协助海外制片方在中国进行拍摄制作，我的合伙人黄建新导演是最早一批和海外合作的监制之一，比如《杀死比尔2》《木乃伊3》《追风筝的人》等，我们团队积累了一些和国外剧组合作的经验。虽然这两三年拍得没有那么多，但我相信之后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制片人和制片团队有充足的国内资源，同时具有跟海外团队丰富的合作经验；第三个板块是去海外拍摄我们自主开发的项目，有些故事是必须结合国内和海外的部分才能完成制作，譬如我们最近在参与制作的跨境追捕题材的故事，以及异国恋爱的故事等。之前我曾经在英国拍过爱情片，我觉得只要国内外的工作团队足够专业，其他问题都可以克服解决。并且在某些国家拍摄还可以享受退税的好处，从而降低制作成本，对于我们制片人控制预算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综合以上三点，我期待在国际合作里有更系统化的组织或协会出现，打通海内外的合作联系。之前我在国外拍过片，回来就经常会有朋友来问国外拍片的资源和经验，但这些互通有无都是个人对个人，比如找演员，找协拍公司等等。这样的制片工业过于私人，我觉得如果它可以系统化会更好，如果有一个组织针对海外拍摄提供统筹对制片来说就会让工作变得更容易。

/ 宁浩 /

中国导演/编剧。2006 年，电影《疯狂的石头》让宁浩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青年导演。其他代表作《疯狂的赛车》《黄金大劫案》《心花路放》《疯狂外星人》《无人区》等。

宁浩：我没什么经验分享，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国际合作机会（笑）。只有一次，电影《疯狂外星人》的特效部分是在美国做的。特效师对于人物的情感存在一定的理解问题，最后我们换了一个印度动画师，去帮助理解情绪。比如有一个动作，要表现外星人崩溃，从西方视角的表现方式是「oh my god」，东方视角就是拍大腿「诶」。

其实针对类似沟通和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们的情绪状态，目前的行业内缺乏这种专业的「文化融合翻译」人才。

/ 郑菁 /

中国制片人。先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多个国际品牌主持新闻发布会等活动。电影制片代表作有《小白船》《海上浮城》《别告诉她》等。

郑菁：我觉得深度的合拍主要是从内容的方面看，技术上其实大同小异，虽然有不同但相对是容易克服的。如果是从内容和人物上出发，让不同文化国家都共情是很难的。我在做很多小成本电影的时候，也合作过很多海外的从业者，他们有自己的故事，这样的电影出来在国外效果好但是在国内效果不好。我需要做很多沟通的工作，在这种文化差异的部分。回到内容，我相信共同的感觉会越过文化障碍。

PART2

国际合作利好

与从业者的选择

问题：任宁分享了自己在国际合作中的退税经历，因为动画片制作的退税是很高的，我们邀请阿顿分享动画片的退税政策。

阿顿：欧洲有很多国家退税的福利特别高，比如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也是其中之一。二十多年前，加拿大电影人才很少，政府开始希望发展文化，于是增加了退税福利和一些合拍政策，使得现在加拿大的整个动画产业发展了起来。这能增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对青年电影人的支持。动画片好做分工，所以国际合作更加容易。法国动画片30%都可以拿到政府资金，然后也可以在国际市场找资金。尽管我们的内容是做本土的，但是资金可以在国际上拿。《小王子》有6000万的欧元是跟不同国家的买方预先销售片子取得的，我们会先去跟市场的买方沟通，去了解市场需求。

问题：海外制片人在发行中国电影的时候，对于自己希望发行的（作品）导演是如何选择的？如何判断这样的选择在欧洲能否获得成功？

塞德里克：我们要紧贴市场，也要了解电影本身和导演。早期也是在介入阶段，海外制片人要对中国电影市场有很大的了解。你要看片子的主题，票房和预算。在国内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涌现好的作品和好的制作。中国电影市场发展非常强劲。我们一直是在寻找超越边界的电影，对电影的感觉在这样的寻觅中同样重要。我非常喜欢给电影项目一些回馈，希望可以超越边境，走到更大的世界范围。任何有吴京的电影我都会买。（笑）

问题：本次入围戛纳放映的《小白船》，当时是如何被纳入选择的？制片过程又是怎样的？

郑菁：我目前在中国的时间比较长，很想做更本土化一点的东西。《小白船》是2020年“青葱计划”的前五名，项目很好，导演虽然年轻但是很有特点。著名演员、制片人，七印象创始人梁静老师也非常看好这个故事，于是我们共同推进了这个项目。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尝试，因为这是纯中国电影，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可以让一个青年导演的作品，把控好成本，把资方的钱收回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中国导演更多的机会。《小白船》这部电影23号在戛纳放映，我们非常期待观众的反应。希望后面可以在国际发行部分有不错的成绩。

问题：从制片和发行角度看，什么样的国际IP更容易落地国内并取得本土化成功？

任宁：我们的经验不一定是选择很有名的项目，我们更倾向于寻找在故事和类型上容易改编的项目。有一些电影很好但是更偏向于作者电影，或者人物情感，由于中西方底层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差别很大，哪怕是亚洲国家间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这类的作品很难进行改编。另外一些作品貌似与中国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它的故事足够好，类型足够明确，往往比较容易改编成功，会被纳入选择。电影、电视剧、小说、戏剧都可以成为考虑对象。

我也同意郑菁说的，做跨文化、中西方都接受的项目是很难的，所以之前，我们作品的市场定位主要还是在国内。在发行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作品受到中西方观众共同喜爱，难度是很高的，近几年感觉情况慢慢有些改变，所以我们也在尝试一些新的探索。

我们合作了一些从海外留学回国的编剧和导演，他们有跨文化的背景和国际合作的经验。这些95后和00后，有一些原创故事，是和他们的跨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像我刚看过的一部电影《过往人生》，讲述韩国中年人在纽约重逢的爱情故事。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的年轻导演能够创作出类似的影视作品，真正地打破文化壁垒，跨越文化鸿沟，让中西方观众都能达成共鸣。我们现在更多是希望让青年电影人有这样的可能性。

问题：很多电影评论说，比如《无人区》有西方化的普世价值，你是怎么定位自己的电影道路，你怎么找到中间的这个壁垒，并从中找到更多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宁浩：我老把电影分成左脑或右脑，是更理性还是更感性。电影有理性的部分，就可以更好地在不同的文化中传递；感性部分的话，壁垒就会变强，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感受是不同的。我写故事的时候，会从感性的角度介入，但最后搭建一个理性的桥，就会让更多的观众看到。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比如说选择全世界的观众，但全世界不是一个整体，它下面会有不同的群体。所以我们谈到票房的时候，是谈所有人的票房还是部分人的票房。我们虽然有很多国际化的电影，但是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像功夫片人群比较大一些，因为动作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当然我们有很多国际化的艺术片，但是也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特定的群体，比如只是国际上喜欢艺术电影的人会喜欢。但是我感觉无论是哪两种，都是中国比较特别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