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扬：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官至副国级，创建中国第一个反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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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鼎鼎有名的首席大法官，但心里装满了平民百姓，他一生都在改革司法中奋斗，为法学行业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就是我国政法系统优秀杰出的领导者，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肖扬。

肖扬是如何历经重重磨难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反贪局？

法学情结

1938年8月，肖扬出生在广东河源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艰苦的生活环境让肖扬知道了底层人民的不容易，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止，日本军队还在广东犯下种种暴行，肖扬长大一点的时候，又开始了国内的解放战争。

经历了战争的风风雨雨和社会动荡，他心里知道和平的难能可贵，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的心胸却十分开阔，在学习上很刻苦认真，他也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想让劳动人民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顺利地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专业，这离他的法官梦又更近了一步。在学校的生活让他心中的热火越来越旺，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专业是为人民谋幸福、争取应得的权利。

毕业之后，他进入了广东曲江的一所公安局担任警察，由于他出色的能力和表现，很快他就加入了曲江的县委团队。

在这些岗位上，他勤勤恳恳，不仅亲自下地和百姓一同劳作，还挨家挨户地推广“杂交水稻”，和人们共同提高了粮食产量，还解决了水电站、电气等很多民生问题。

在人们的心里，肖扬的地位是很高的，以至于到后来他成功进入武江区委担任一把手，也深受广大好评。

1983年，他进入了省检察院，3年之后，成为了检察长，并且被调到了司法部，他深知自己的出身贫苦，于是完善了司法的援助，让贫苦的百姓们也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但在他的一生中，最为杰出的一项举动，就是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反贪局。

提出创建想法

早在1989年5月，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刘复之带领中国检察团去新加坡拜访，在飞机上，他特意叫来肖扬坐在他的身边。

在刘复之的心里，一直有一件大事压在自己心里无法忘怀，他知道肖扬是一个肯干大事的人，于是他对肖扬提起了自己耿耿于怀的那件事。

“1988年的时候，有一个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提起一件事，他说，我们现在就缺乏一个对贪污腐败这类案件专门审查审理的组织部门。”

刘复之知道，对于反贪污、反腐败，要调查和量刑并不是那么容易，不仅涉及到相关的专业技术，流程也是十分繁琐和复杂。

随着1988年通货膨胀浪潮的到来，社会上滋生了许多大环境问题，市场经济环境陷入失控，这就导致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猖狂起来，大家都对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吏十分痛恨，但又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量敛财，却毫无办法。

在当时人们的心里，经济问题和贪官问题成了大众最关心的话题。

因此，举报中心也收到大量的贪污腐败的举报案件，但部门都对这些举报十分头疼，他们不仅无法做到有效率地对这些举报分类归档，甚至调查来调查去也没出个结果，举报信到最后，一般都是不了了之。

刘复之只说了个开头，肖扬就对他的想法猜到了七八分，他对这样的现象深有同感，在过去的日子，每当他觉察到某个官员有问题的时候，都感觉无从下手，无法查清他经济的来龙去脉。

当时也有人提出，可以成立一个“大廉政委员会”，就可以将贪污、腐败的案件全部移交到这里统一调查，但这些提议和举动，都和当时我国的政法规定相悖。

刘复之和肖扬说，大家都不认为检察机关是贪污腐败的关键，但其实，检察机关才是贪污腐败调查的核心，应该在检察机关里开发一套成熟的系统，但不能因为这件事难做，就不做了。

他已经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建议检察机关将贪污腐败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但是中央相关人员给他的回复是，贪污腐败现象遍地都是，但还需要专门的机构，由此可见，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检察院的重要性。

刘复之沉默了一会，随后向肖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在广东先做一个测试，在检察院内部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

肖扬觉得这个提议正中下怀，他早就摩拳擦掌，做好将这件事干成的决心。

“等我到了广东，我一定将这件事办成！”

成立反贪局

但是事情并没有肖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很多贪污腐败的案件都涉及到了刑事，如果想要调查清楚其中的原委，还要掌握其中的犯罪证据，这就加大了检察院的调查难度。

不仅如此，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装备和资金的不齐全。重建以后的检察院虽然大致恢复了之前的职责，但仍然处于不完善的境地，此时专门开辟一个部门去调查经济犯罪，没有装备和经费不足的问题就彻底暴露了出来。

检察官们为了追捕罪犯，睡过火车，打过地铺，在抓捕过程中几乎是饥一顿饱一顿，但就算如此，一些罪犯还是顺利逃脱，这样吃力不讨好的行动更是导致了抓捕的效率极其低下。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党内部分官员的极其不重视，在他们眼里，对贪污腐败的调查还在起步阶段，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并且现如今贪污的风气盛行，官僚相护的行为更是数不胜数，官大一级压死人，检察院即使要调查，还得通过层层的关系，这样一来，想要制造障碍是十分容易的。

这些问题，当时的检察院都没有办法解决，肖扬心里十分清楚，要想在广东试行刘复之的想法，还必须得到中央的支持。

1989年6月，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在会上，肖扬向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要想将反贪污腐败的调查搞起来，必须要建立一个组织，实现从举报到调查落实的一条龙。

他将检察机关目前的现状和面临的大问题都向邓小平同志仔细地分析了，邓小平同志听了他的汇报，思索了一会儿。

“惩治腐败是一个大工程，我们还可以搞一个临时大政策。”邓小平同志同意了肖扬的看法，他说广州可以进行试点，成立专门反贪污腐败的机构。

肖扬的问题也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成功新增设了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从批报到成立，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机构在肖扬的带领之下，也成功转变为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

中国第一个反贪局正式成立了，它就向一把利刃，在肖扬的推动之下成功出鞘，把剑的尖端对准了贪官的心脏。

困难重重

“反贪局的成立让我们看到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更让我们看到了反腐败的希望。”担任反贪局局长的人大代表童海保回忆起当年创建反贪局经历时说道。

肖扬决定发布一个通告，告诉那些贪污犯罪的分子，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如果超过这个期限，由检察院人员调查逮捕的，则从重处罚。

通告一经发出，广东全省就有将近3500人来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总共缴获了违法犯罪金额将近5000万元。其中不仅包括一些处级干部，还有很多潜逃在外的犯罪分子，加起来一共将近400人。

当时的检察院人员已经通宵达旦地处理这些自首的案件，他们回忆，那天一直到通告截止的那个晚上，12点还有人在排队等待自首。

发布通告之后，肖扬还借鉴了香港廉政公署的一套较为成熟的反贪流程，想要将广东检察院反贪局打造成一个多种功能集于一身，并且还受中央制约的一个成熟机构。

我国的反贪污贿赂犯罪工作也从此走上了正轨，实现了规范化和专业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也顺势成立，成功挂牌。

广州反贪局的试行十分成功，不仅打击了贪污罪犯，也肃清了中央内部的风气。全国其他的省市也纷纷效仿，到了2000年，从广东到全国，几乎全省都成立了反贪局。

调查贪污腐败案件的流程也越来越清晰，从第一步举报到后来的侦查、指导，包括后期的预防措施，都分别建立了5个处室进行分别管理。这些部门十分符合肖扬当初的“一条龙设想”，它们就像龙的各个部位，缺一不可。

看着反腐败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肖扬终于露出了笑容，在这其中，小的贪污案件数不胜数，检察院也立下了一些大功。

当时号称“中国第一巨贪”的余振东伙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人银行行长犯下了巨额的贪污案件——“广东开平案”。

这次案件的涉案金额甚至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近5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是将近8亿人民币的贪污巨案。

由于是跨国的大案件，调查起来也十分艰难，但最终在检察院人员的努力之下，终于将犯罪从国外遣返，并且判处罪行。

连续办成几个大案之后，“反贪局”的符号和形象在人们心中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反贪局也有了内部一套较为成熟的流程。

只要接到举报，发现线索之后，反贪局就会立刻出动展开调查，如果有可疑的涉案人员就直接抓捕，但随着这套方案的实行，肖扬又发现了其中的不妥之处。

中央纪委在反贪局的办案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优势，很多时候不通过纪委，反贪局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

例如，反贪局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之处，并且向单位发出检察的要求，但由于法律没有硬性规定，于是对方完全可以对这个要求置之不理。

并且，一些党委的领导人会干预和过问案件的进展，反贪局处处掣肘，既不能搞突然袭击，也无法秘密调查，以至于给了有些罪犯很大提前准备的空间。

肖扬将这些问题反馈给了中央，希望反贪局可以从体制中独立出来，重组国家反贪机构，完善各级地区的反贪局，进而拥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赋予更高的权力和监督。

中央也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在广东省立刻开始了试点，先让其余各省的反贪局全部归广东检察院领导，只需要对广东检察院负责，而不用为当地的党委负责。

到了近些年，反贪局管理纵向和横向的整合问题也仍然在推进之中，反贪机构正朝着越来越集中、成熟的方向继续发展。

然而建立反贪局，是肖扬的其中一个功劳，他还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些都会记录在他的功劳簿上，被世人永远传诵。

功勋卓著

2007年，肖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死刑的核准权从各地的检察院收回来，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管理。

这一举动大大减少了对死刑量罚有可能出现的偏差，让罪有应得的人无法逃脱，而罪不至死的人得到应有的量刑和惩罚。

除此之外，他对几项已经过时的法条和罪名进行了统计和整理，并且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进行修改。

他在政法领域工作了大半辈子，用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建立起了新中国的法制长城，这座长城凝聚了太多他的心血，而也将罪恶阻挡在人民的利益之外，极大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经过多年的操劳，他的身体终于出现了问题，2010年，他选择了退休，在他的居所里，他回顾了当年自己创建反贪局的一幕幕往事，决心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写成书籍——《反贪报告》。

2019年，81岁的肖扬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终于在北京结束了自己勤勤恳恳的一生。

“无知者不能当法官，无能者不能当法官，无德者更不能当法官。”肖扬的这句话永远地留在了广大人民的心中，不仅是众多法学学生的信条，更是广大法律从业者心中的标杆。而他的事迹和书籍，也将作为宝贵的财富永远地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