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让老鼠人人喊打？老鼠表示，我也很冤呀

引子

1928年5月23日，迪士尼经典卡通形象米老鼠诞生了。95年过去后的今天，米老鼠仍旧风靡全球，受到众多人喜爱。纵观老鼠家族，米老鼠绝对是大赢家，毕竟它的原型家鼠，现在还处于人人喊打的状态。而在家鼠诸多“罪行”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鼠疫了。历史上鼠疫的三次大流行造成了约1.35亿人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效果堪比“灭霸响指”。但对于这一切，家鼠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我也很冤枉啊。

鼠疫的源头

鼠疫的名字里虽然带着“鼠”字，但罪魁祸首其实是一种细菌——鼠疫耶尔森杆菌（Yersinia pestis）。1894年，瑞士裔法国医生和细菌学家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观察到患病的老鼠（plague affected rat）与患病的人类有着相同的杆菌，这才发现了鼠疫杆菌。

而在此之前，老鼠已经背负了许久的骂名，这主要是因为在疫病来临前，老鼠群体会出现反常的表现。早在公元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编年史作家以弗所的约翰就注意到，疫病来临前，老鼠会生病，身上还出现了疫病的标志性肿块。中国清代的诗人师道南的诗《鼠死行》中，也有“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的记载。

在疫病来临前，老鼠群体会出现反常的表现 | Wikemedia Commons

但这些关于老鼠生病的记载，其实恰恰说明了，老鼠也是鼠疫杆菌的受害者。老鼠并不是鼠疫杆菌最完美的宿主，感染后，它们也会生病，大批量死去。但老鼠也并非完全无辜。感染了细菌的老鼠会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到新的城市，它们四处流窜，就会把细菌传染给新地区的老鼠。在鼠疫传播的过程中，老鼠充当了鼠疫杆菌无情的“培养基”和 “工具车”。

实际上，老鼠很少直接把疫病传染给人类，只有当人吃了病鼠，或者有伤口碰到了病鼠的体液时才会感染。在老鼠和人类之间，真正传播鼠疫杆菌的另有其“人”。

鼠疫杆菌的另一个奴仆

在鼠疫杆菌发现后第四年，法国医生让-保罗·西蒙德（Jean-Paul Simond）在印度卡拉奇的实验，发现了传播鼠疫的媒介。

西蒙德观察到，患者皮肤上有不同大小的斑点，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斑点附近有鼠疫杆菌，这意味着，鼠疫杆菌可能是通过吸血昆虫传播的。于是他做了一个实验，当将携带跳蚤的鼠和健康的鼠放在一起，健康的鼠很快也被感染了。而且，西蒙德还解剖了几只跳蚤，发现跳蚤的胃中充满了鼠疫杆菌。这些发现证明，跳蚤才是在老鼠和人类之间传播鼠疫的重要媒介。吸食了病鼠血液的跳蚤，又去叮咬人类，才把鼠疫杆菌注入了人类真皮层下。鼠疫杆菌在那里大量繁殖，使得局部组织变黑——这才出现了黑死病的经典症状。

黑死病 | Wikemedia Commons

其实本质上，跳蚤也是鼠疫杆菌的受害者。被鼠疫杆菌感染了的跳蚤由于前胃阻塞，无法真正消化和利用吸取到的血液。挨饿的跳蚤只好一边满嘴食物，一边被迫疯狂地到处叮咬。而如果食道内的血液积存得太多，跳蚤们就不得不在叮咬宿主时把食道内的血液先反刍出来，再去吸血。结果就把感染了细菌的血液注入到了下一个宿主体内，完成了疫病传播过程。

合格的宿主

无论是人类、老鼠还是跳蚤，感染了鼠疫杆菌都会很痛苦，发病死亡很快。显然他们都不是合格的宿主，不适合与鼠疫杆菌“和平共处，长期寄生”。也就是说，他们感染鼠疫杆菌只是偶然情况。

那么，长期感染鼠疫杆菌，且不会生病的天然宿主有吗？有，它们就是野生的啮齿动物，例如：土拨鼠，兔子，松鼠，花栗鼠等等。它们即使感染了鼠疫杆菌也不一定会发病，是鼠疫杆菌的理想宿主，能给细菌舒适的生活环境、食物能量和繁殖场所，且不会被宿主的免疫系统攻击和清除。

野生的啮齿动物即使感染了鼠疫杆菌也不一定会发病 | Pixabay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鼠疫病例，集中在非洲这样的贫困地区。贫困地区人口聚居且卫生条件较差、医疗服务不足，人和野生动物直接接触机会较多，鼠疫爆发的频率和程度也相对较高。

无形的生态推手

问题来了：如果鼠疫杆菌有完美的宿主，在它们身上吃吃喝喝、繁衍后代，两方都很开心，为啥要跑到人类、老鼠这种不合格的宿主身上呢？

除了人类偶然接触野生动物，被其身上的跳蚤叮咬这一途径外，还有一个更复杂、更具偶然性，也威胁性更大的途径，涉及到整个生态链条的波动。

野生啮齿动物一般栖息在特定的领地，但如果生态和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它们的数量和领地也会随之而变，因此就可能发生大规模迁徙，或者产生行为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感染了和人类关系密切的老鼠，那么一场大流行就处于襁褓之中了。也许一个小小气候变化，也能酝酿出一场大风暴。事实上，有科学家推测，发生在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鼠疫大流行，就与当时一系列火山爆发导致的低温有关。今天我们也可以观测到，中国零星的鼠疫疫情和厄尔尼诺现象有密切的关系。

根除鼠疫，难上加难

纵观每一场鼠疫大爆发，其实没有一个胜者。人类、老鼠、跳蚤，甚至鼠疫杆菌本身，都深受其害。在复杂的生态链条的带动下，一环接一环的参与者，都不得不成为疾病扩散的传播者，最终又倒在疾病之中。这样的复杂链条之中，想根除鼠疫难上加难，而历史的进程也一再为此做注脚。

1917年至1991年期间，苏联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消灭鼠疫的运动。苏联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动员当地人，在可能携带鼠疫的啮齿类动物洞穴附近放置毒饵，或诱杀和捕杀目标动物。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焚烧植被、清除动物聚居地等方式，来根除动物宿主。

1930年代，苏联雇佣当地妇女，往啮齿动物洞道里投毒 | N. D. Mitrofanov / NATURAL NIDALITY OF TRANSMISSIBLE DISEASES

然而即便是这样由中央控制的、人力和资金充足的运动最终也未能根除地方性鼠疫。例如在Kyzyl Kum地区，研究人员估计，除非杀死90%的沙鼠，否则地方性鼠疫根本无法根除。并且在适宜的气候和食物条件下，仅需3-4年，一个地区沙鼠的种群密度就能从根除运动中恢复。

而根除鼠疫计划的失败，主要和啮齿动物及其背后的生态系统有关。啮齿类动物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且在生态系统中和许多动物都有接触。如果自然界中它们的捕食者、猛禽，以及其他使用啮齿动物洞穴筑巢的鸟类不幸感染了鼠疫杆菌，这些快速移动的“工具车们”则会将疾病传播到更大的范围。此外，啮齿动物在自然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位，将它们赶尽杀绝，可能对地方生态系统造成巨大伤害。最后，大量使用致癌、有毒和持久的化学物质，可能通过间接方式影响到非目标动物甚至反噬人类。

好在，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也逐渐探索出了新的控制鼠疫的工具。在许多国家的海关口岸，都设有鼠疫检疫，配有快速检测试剂盒，可以高效地检查出货物、人员是否携带鼠疫杆菌；在鼠疫的长期疫源地，比如我国的青海、西藏等地，开展长期重点监测；除了人力监测，我们还设计了智能化的监测方案，例如，利用卫星遥感数据，跟踪记录啮齿类动物的运动轨迹，分析鼠疫的潜在分布空间，密切关注鼠疫复杂生态链中的每一个环节。

也许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还是无法消灭鼠疫杆菌。但通过科学地防疫、严密地监测，以及对生态系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或许可以阻止下一次鼠疫大规模爆发。让鼠疫杆菌生活在天然宿主身上，让人类也生活在舒适的区域中，互不干扰，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 Yersin A (1894) La peste bubonique à Hong-Kong. Ann Inst Pasteur 2: 428- 430.

[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E7%B5%B1%E8%A8%88%E8%B3%87%E6%96%99

[3]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E4%BA%BA%E5%93%A1%E5%82%B7%E4%BA%A1%E4%B8%8E%E6%88%98%E4%BA%89%E7%BD%AA%E8%A1%8C

[4] Xu, Lei; Stige, Leif C.; Leirs, Herwig; Neerinckx, Simon; Gage, Kenneth L.; Yang, Ruifu; Liu, Qiyong; Bramanti, Barbara; Dean, Katharine R.; Tang, Hui; Sun, Zhe; Stenseth, Nils Chr; Zhang, Zhibin. Historical and genomic data reve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global transmission velocity of plague during the Third Pandemic.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06-11, 116 (24): 11833–11838. doi:10.1073/pnas.1901366116.

[5] Stenseth, N. C., Atshabar, B. B., Begon, M., Belmain, S. R., Bertherat, E., Carniel, E., ... & Rahalison, L. (2008). Plagu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LoS medicine, 5(1), e3.

[6] Ouagrham-Gormley, S. B. (2006). Growth of the anti-plague system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Critical reviews in microbiology, 32(1), 33-46.

[7] Pollitzer R, Meyer KF (1961) The ecology of plague. Studies in Disease Ecology, ed May JM (Hafner Publishing, New York).

[8]https://www.cdc.gov/plague/index.html

作者：绿洲

编辑：小贩儿

题图来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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