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飞杂记】真菌传之啼痕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与力量应用在创造和服务方面。物质的享受应普遍而平等。——杨杏佛

今天的文字有点长，本可分为两期，想想还是来个痛快。

1933年6月18日星期天早上，杨杏佛携长子小佛乘车外出，汽车刚驶出雅尔培路331号（今陕西南路147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大门，即遭暗杀。80年后，杨小佛回忆往事说：“当时我15岁了。6月17日下午，父亲对我说，明天要带我出去骑马。我很高兴。当时我父亲和母亲刚刚离婚不久，我和母亲住在一起。6月18日一大早，我就从霞飞坊家中走到父亲那里，见到他时，他已经穿好马裤和夹克衫在等待了。父亲喜欢骑马，也喜欢带我出去玩。大概是七点钟左右（笔者注：可能有误），我们乘上一辆敞篷车出发。父亲可以用的有两辆车，这辆敞篷车一般是接客人用的，他自己很少用。那一天很奇怪。我父亲要坐车出去，但他常用的那辆车被蔡元培的车挡住了路。蔡元培的车在那儿，但司机不在。我父亲就说，那就坐敞篷车吧。这肯定是军统特务做了手脚。敞篷车没有车窗，他们刺杀时就方便了……我父亲扑在我的身上，把我压住保护我。他中了两枪，一枪在腰上，一枪在心脏，都是要害处。当时的枪声很厉害，就在耳边响，我以为是车胎炸裂，刚要探头外望，又连连听到更响的爆炸声，我受不了。我小时候治病做过全身麻痹（笔者注：也许是全身麻醉），有后遗症，一听到巨响，耳朵就受不了。所以当时也是突然感到一阵眼黑，到第三枪的时候我就晕过去了。”口述历史，特别是老人家的回忆难免在细节处有些出入，但经岁月洗礼，更刻骨铭心。

杨杏佛遇难，舆论一片哗然。那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凶手三人逃了，其中一人被追，开枪自杀。此事殊可怪。杏佛一生结怨甚多，然何至于此！凶手至自杀，其非私仇可想。岂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未能救人而先招杀身之祸耶？似未必如此？前日我与杏佛同车两次，第二次他送我的车即是今日被枪击的车。人世变幻险恶如此！我常说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了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为快意，以出风头为作事，必至于无一个朋友而终不自觉悟。我早料他必至于遭祸，但不料他死的如此之早而惨。他近两年来稍有进步，然终不够免祸！

健客：有点糊涂，胡适和杨杏佛是什么关系？

云飞：他们曾经私交甚笃。胡适比杨杏佛大1岁多。1906年，胡适考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教过杨杏佛，他们算师生；1910年，胡适考取庚款留美，进入康奈尔大学，他们算校友。1915年8月,胡适离开康奈尔大学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杨杏佛赋词《水调歌头》赠别。

三稔不相见，一笑遇他乡。

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

秋水当年神骨，古柏而今气概，华贵亦苍凉。

海鹤入清冥，前路正无疆。

羡君健，嗟我拙，更颓唐。

名山事业已分，吾志在工商。

不羡大王声势，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

各有千秋业，分道共翱翔。

健客：一生结怨甚多是什么意思？

云飞：我想胡适的意思可能是说杨杏佛“德不厚”。

1917 年 2 月，杨杏佛因为“编辑《科学》事与人龃龉（意见不合），颇蒙退志”，任鸿隽出面斡旋，但是杨杏佛反而迁怒于任，“与任君因科学事纠葛”，任鸿隽甚是无奈，“自谓所言甚和平”，但是杨杏佛却认为这个和事佬出言误伤了他，他甚为怨怒地复书任鸿隽：“见路人毒骂则张口而笑，则家人接行，则疑恨失度，爱之愈深则倚望之亦愈甚。”1918 年 2 月，杨杏佛终于与科学社编辑部书记钟心煊因结下仇怨而决裂，3 月 3 日上午10 时，召开《科学》编辑月会，会上决定“书记一职删去，由部长总理一切，重新组织”。杨杏佛心中为之一快，他的挚友唐钺、程孝刚、饶毓泰纷纷向他伸出援手，以解其失去助手之患。但是因为编辑《科学》而与人多有矛盾的杨杏佛渐渐地萌生了退意。是年 5 月，杨杏佛以即将归国为由，将《科学》编辑事委托给赵元任。此后，他彻底退出编辑部。他在 6 月 9日给赵志道的信中写道：“现科学编辑事已卸肩，从此当以社员办事，当不复为人眼中钉。”杨杏佛辞职后，《科学》月刊刊登了启示，将杨的辞职原因解释为他即将归国。1918 年 10 月 22 日，在归国船上，一同回国的任鸿隽“念归国后将各分道”，以互道所短来代替临别赠言。任鸿隽批评杨杏佛：一是讲话没有分寸。“时或纵言所不知之事，言亦过实，则失信用，以不知为知，则人并以所知没之”；二是行事不审手段。“则失之图成过切，不审手段之当否，不知目的虽正大，时或因手段之不同，而有君子小人之分”。杨杏佛闻言“如面秦镜”，幡然醒悟自己在科学社中不得人心之由，遂发誓“自今日始当慎言语、谨行事，庶不负良友”，并在日记封面补记下“慎言谨行”座右铭。

实话实说，人非圣贤，私德方面谁是完美的呢？“道不同”才是杨杏佛遇害的主因。乱世中的思想界更是一团乱麻。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对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分歧越来越大。虽然历史会证明一切，但在惊涛骇浪面前，考验非比寻常。有的人头头是道，却于事无补。有的人不拘小节，却秉持大道。有的人兼收并蓄，却自有主见。

杨杏佛遇难前2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杏佛来；此为二月初我在北平见他之后第一次见他。为了民权保障同盟事，我更看不起他，因为他太爱说谎，太不择手段。我曾于三月四日写信给蔡先生（蔡元培）说：“我所耿耿不能放心者，先生被这班妄人所包围，将来真不知如何得了呵！”蔡先生回信说：“弟与语堂稍迟当退出同盟。”他不提及杏佛，其意可想。我在南京时，听孟真（傅斯年）说起蔡先生已退出民权同盟。昨日我听文伯说，杏佛打电话来说蔡先生要同他来看我，故我下午即先到研究院看他们。见蔡先生时，他不提及同盟事，我也不谈。今日见杏佛，我约他同去李拔可家吃饭，他答应了。与云五、杏佛同到李拔可先生家，见着（高）梦旦先生、菊生先生（张元济）、沈昆三、（徐）新六。饭后杏佛送我回寓，小睡。

健客：提到的人有点多啊！

云飞：那不是重点，民权保障同盟才是重点。从1925年说起吧。

1925年4月18日， 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举行，任命杨杏佛为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习惯称“总干事”）。会后，杨杏佛赶到上海大学作了题为“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此时，杨杏佛仍然未忘“科学救国”的鸿志。但他已深刻地意识到：乱世更需要革命。同年，杨杏佛发表《科学与革命》一文，呼吁“惟有科学与革命合作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换句话说，便是革命家须有科学的知识，科学家须有革命的精神，共同努力去研究社会问题，以及人生一切的切身问题，中国才有救药，世界上才有光明。”这已化为杨杏佛的坚定信念，他为此奋不顾身地站到了救国的最前线。

中山陵在当时是大工程。有的营造厂（现在称建筑公司）以为有利可图，想找门路承揽这项工程，因此杨杏佛成了公关目标，托人打招呼，请客送礼等各种手段一起上，碰了壁还不甘心，搞迂回战术，趁杨杏佛不在家，悄悄把财物送上门，放下就走。杨杏佛将所有礼品公开展示，批评这种行贿行为，令其取回。

健客：这也许就是胡适说的“结怨”、“出风头”吧。

云飞：嗯。

五卅惨案后，杨杏佛积极投入反帝斗争。1925年6月10日，《民族日报》创刊，杨杏佛任主编。在《发刊词》中，他写道：“民族日报，何为而作也？将以唤醒中国民族之自觉也。”杨杏佛抱病坚持每日在《民族日报》上撰写社论，抨击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推进民族运动。引起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仇视，《民族日报》被迫在出版16天后停刊。在终刊号上，他写道：“方期继续努力与国人长共患难，而环境所迫，竟使我生于忧患之《民族日报》，不得不向读者为暂时之告别……前路茫茫，杞忧何极，一息尚存，终当与国人别谋相见，共济时艰。”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杨杏佛在上海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他在陶尔斐斯路24号孙中山葬事筹备处内设立秘密电台，每日将情报电告北伐军前方指挥部。不久，秘密电台被军阀孙传芳部下侦悉，孙传芳勾结法租界的捕房将杨杏佛逮捕，并计划引渡华界处决。经宋庆龄委托律师向法捕房疏通，获准释放。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血洗上海。杨杏佛对国民党的分裂表示不满，他说：“现在江山只打下了一半，内部就这样分裂，前途甚不乐观……这样下去，会把革命搞垮。” 5月，杨杏佛被推为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是对其工作成绩的褒奖，对其人品和能力的认同。10月，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应蔡元培邀请，杨杏佛任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后升任该院副院长。蔡元培说：“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

健客：据说蔡元培是拥护蒋介石清党的。

云飞：嗯，史海钩沉。蔡元培在1934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蔡一方面徇吴(稚晖)与李石曾等之情，一方又欲予共产党以缓冲，乃列名弹劾书中，而请暂予共党分子以看管，固不许拥有兵权者之随意加以诛戮囚辱也。” 在蔡元培看来，他当时之所以卷入其中，一方面因私交而受吴稚晖等人影响，另一方面确实希望借此机会，给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设置一个缓冲带，遏止其发展，所以他同意对名单上的人进行“看管”。现实却是“凡涉嫌的人抓到就杀”。这样的一幕幕让蔡元培大惊失色，深感震惊，他大怒：“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太荒唐……”并提出“三前”：第一，抓人前必须事先调查清楚；第二，定罪前必须审问清楚；第三，杀人前必须经过清党委员会决议才能执行。然而，为时已晚，已经无法阻止残酷杀戮，白色恐怖。柳亚子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但在1941年所作的《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不为尊者讳地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

好在，蔡元培很快开始纠正错误，秘密保护并营救进步人士。比如“四一二”清党开始后，有人曾向蔡元培告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蔡元培听说后，立即派人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除了朱宜权，还有韦悫等也是在蔡元培的暗中帮助下，提前获得消息才得以逃走的。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辞去在南京政府的所有职位，仅保留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当时，他无奈地对胡适说：他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他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这次的辞职，被视作蔡元培从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自此之后，蔡元培对于国民党南京政权心灰意冷。1932年2月1日，在中央研究院作对时局看法的报告时，蔡元培痛斥蒋介石的残暴行为，“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只要看他的政府，一切措施无不出自自私之心……”当邓演达、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衍、廖承志、丁玲、陈赓等被捕入狱后，蔡元培都曾全力以赴进行营救。鲁迅曾对冯雪峰说起蔡元培：“其实像蔡先生也还只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愤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人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

健客：有点复杂。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是什么机构，有什么关系？

云飞：大学院，是中国国民政府设立的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1927年10月成立，设于南京。大学院最初受命于国民政府，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事宜，但不隶属于国民政府，1928年4月改属国民政府。设院长、副院长和大学委员会。院长总理全院事务。大学委员会议决全国有关学术和教育的一切重要问题。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社会教育处、文化事业处等办事机构，政治教育、教育经济计划、考试制度等专门委员会，国立大学、中央研究院及其他直属国立学术机关。大学院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1所大学，由大学校长总管所在区的教育行政及一切学术事宜，隶属于大学院。1928年4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6月9日，在上海东亚酒楼，蔡元培召集杨杏佛等学贯中西的学者开会，宣告“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其责任不仅在格物致知，利用厚生，树吾国文化与实业之基础；且须努力先鞭，从事于有关国防与经济之科学调查与研究，以杜外人之觊觎”。11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主要职责为实行科学研究，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杨杏佛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29年1月14日，国民政府为办理孙中山先生遗体奉移安葬，成立总理奉安委员会，蔡元培为委员，杨杏佛为办公处专任干事。5月29日公祭首日，下午二时五十分，蔡元培和杨杏佛率中央研究院全体职员30余人参加公祭。

1931年，杨杏佛赴江西考察，在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该文最早打破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新闻封锁，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美国记者斯诺正是从报纸上看到这篇报告后，才激发亲赴革命根据地采访的强烈愿望。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为了积极支持前线，杨杏佛协助宋庆龄向交通大学商借房屋，办起一个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救护治疗为国苦战受伤的士兵；同时，杨杏佛还集合上海科技人员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设计防毒面具、防御工事、交通运输路线和电话电报通讯等等，绘成草图，试制样品，帮助十九路军英勇抗日。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了由七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

同月，北平的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及其他爱国师生，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消息披露后，成为轰动一时的“许、侯、马”事件。杨杏佛和宋庆龄、蔡元培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电报给蒋介石，抗议对许德珩等爱国师生的非法拘捕，要求迅速释放，并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1933年1月，杨杏佛去北平开展工作，名义上是视察那里的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的事务，实际上是协助成立“同盟”北平分会。1月30日下午五时左右，北平分会成立。杨杏佛代表宋庆龄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由胡适任临时主席，出席会议的有蒋梦麟、梅贻琦、任鸿隽等留美（欧）同学二十余人。会上胡适被选为分会主席。当晚七时，会议作出了一个视察北平监狱的决定，并推杨杏佛、胡适、成舍我三人次日成行。为了落实这个决定，杨杏佛随即于当夜11点请见当时主政北平的张学良，并获准。第二天上午10点，由张学良的秘书王卓然等陪同，杨杏佛、胡适、成舍我先后视察了北平军委会反省院等三处地方，一直到下午二时才结束。视察结束了，事情也开始了。四天后即2月4日，胡适收到上海同盟总部寄来的一个英文快件，内有三件东西：史沫特莱的信，宋庆龄签名的英文信和北平反省院政治犯用英文写的一封控诉书。这封控诉书控诉了反省院对犯人所施用的种种酷刑。而宋、史二信则责成北平分会立即就此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废除北平反省院中的种种私刑，并释放一切政治犯。胡适接信当天，就给上海总盟的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信，表示自己的“失望”。因为四天前他视察该院，并和犯人有“很详切的谈话”。犯人“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没有人谈到私刑吊打。“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讯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因此，胡适认为，这是一种“匿名文件”，而“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自毁其信用”。最后，胡适要求上海总盟对此作出“更正或救正”，以维护其信用。这封信还没来得及寄出，第二天一早，胡适就发现当地英文报纸《燕京新闻》登出了宋庆龄的信和那封控诉书。下午又收到史沫特莱的信，知道《大陆报》也已发表此文了。王卓然也打电话给胡适，质问文章来源。凑巧的是，北平反省院一个叫韩麟符的犯人因为杨、胡等人的视察，燃起了被援助的希望，于1月31日秘密写信给杨杏佛和胡适，反映反省院中的情况，信于2月5日送到胡适处，未提酷刑。而在北平的《世界日报》也送来一封所谓的控诉信并短笺，正是这两样东西让胡适作出判断，即总部寄来的那封控诉书不但是匿名的，而且是“捏造”的。于是他一边给蔡、林写第二封信，不依不饶要求上海总盟追究责任；一边又写信给《燕京日报》澄清情况，表示北平反省院的酷刑拷打之说，“看来是不能置信的”。“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这是鲁迅在《光明所到……》一文中的第一句话。说实话，没有人不认同鲁迅的话，只要是一党独裁，就少不了残酷镇压、严刑拷打。因此，这句话作为一个大前提，其实已经隐含了结论，即北平反省院是中国的监狱……

客观地说，《世界日报》转给胡适的那封信，无疑假借胡适之名，内容如下。

敬启者：

兹由胡适之先生交下“河北第一监狱政治犯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函”稿一件。盖以内容颇关人道，嘱肇致函贵报。祁垂念人道，予以刊登，不胜盼祷之至。

敬请撰安。

　　　　　　　　　　　　鄙人李肇音启二月一日

　　　　　　　　　　　　住后门米粮库四号胡宅

面对这封公然造假的信，“作伪的人知道我看过反省院，故改为‘第一监狱’。他胆敢造我的住址，信内签名捏称住在我家中，并称稿子是由我交下的。”胡适说：“此种文件与孙夫人所收的同一来源，同是捏造的。”因此，胡适要求上海总盟查清此事，并声称“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末，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1933年2月21日的《字林西报》登载了记者对胡适的采访，在采访中，胡适指出“改良不能以虚构事实为依据。像那封信和报上所说的那种乱说和夸张，只能使那些希望把事情办好的人增加困难。”另外，在给《燕京新闻》的信最后，胡适特意补充说：“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意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然而，上海总盟对这件事的看法截然不同，总盟坚认是胡适的态度和立场有问题。宋庆龄说：“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除非酷刑在他们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说话呢？有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一看刚受过酷刑的囚犯或者让他亲眼看看酷刑的场面呢？”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说，同盟主张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杨杏佛立即撰写《杨铨驳胡适函》一文，针对胡适的谬论进行驳斥，文中指出：要求释放政治犯与要求民权有保障实为一事，释放政治犯与言论、出版、集会、组织团体自由，如出一辙，政治犯之所以入狱，都是为了力争人民的主权。“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保持“同盟”队伍的纯洁性，以便按原定的宗旨有效地开展工作，于3月2日作出决议开除胡适会籍。5月13日，杨杏佛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和谴责希特勒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在此期间，杨杏佛接二连三收到以子弹相赠的恐吓信。在此之前，他还接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知，表示给他一个名义出国考察，以脱离国内政治运动。无论是软的一手，还是硬的一手，杨杏佛都付之一哂。他把生命置之度外，照常坚持“同盟”的工作。在殉难前几个月，他应《东方杂志》“梦”的专号征文，写下了他的理想：“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与力量应用在创造和服务方面。物质的享受应普遍而平等。”

健客：明白了，杨杏佛和胡适的梦不一样，通向梦的道路更加大相径庭。

云飞：同盟毕竟不是政治组织，本可有更大的包容性，其中经验教训也有可以总结之处。北平反省院有无酷刑似已成迷，但暗杀杨杏佛的真相终于大白天下。

解放后，沈醉、徐远举等交代了军统暗杀杨杏佛始末。沈醉于1932年参加军统（当时为复兴社特务处，后改为军统）特务组织时，即在上海华东区（后改上海特区），是该案的间接参加者。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沈醉又长时期兼任许多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活动）基本教官，负责主编过军统各特训班的行动术讲义，将该案列为教材。在编写讲义过程中，曾多次向该案直接主持的凶犯赵理君搜集过有关材料，并调阅过有关档案。据他交代，蒋介石当时决定杀杨杏佛，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宋庆龄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蒋介石所厌恶，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威吓。加上杨于1933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成为他被害致死的主因……

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杏佛遗体送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成殓。时虽夏雨迷蒙，而各界致送花圈及前往吊唁者甚多。当时，国民党扬言还要暗杀民权保障同盟中其他成员。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亲往主祭吊唁。宋庆龄、鲁迅、李四光等百余知名人士也亲往吊唁。鲁迅送殓时，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不存幸免之心；送殓回家后，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奋笔疾书《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宋庆龄在《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一文中说：“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加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7月1日上午，中央研究院举行公祭，由蔡元培主持。距离上次公祭孙中山不到4年时间。中央研究院为了纪念杨杏佛，设立了“杨铨社会科学纪念奖金”。李四光决定把他刚鉴定出来，尚未命名的古生物化石新属，命名为“杨铨”，用科学工作者特有的方式来纪念杨铨的牺牲。

7月1日下午，中国科学社举行公祭，并在杨杏佛棺柩上覆盖“中国科学社”社旗，以示杨杏佛为该社之首创者之一。上篇提到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杨杏佛也是首创者之一。从某种角度说，戴芳澜和邓叔群受益于这位校友；中国真菌学受益于这位科学的先驱、革命的先烈。

2008年2月1日,《啼痕——杨杏佛遗迹录》出版。上海宋庆龄陵园宣布，接受杨氏后人捐赠，“解密”这位孙中山秘书、宋庆龄挚友——杨杏佛的七百余件珍贵遗物，内容涉及民国政治、科技及文学界秘闻。杨杏佛与宋庆龄来函等珍贵信函，之所以传奇般地保存至今，与杨杏佛、赵志道的婚姻纠葛有关。赵志道因为杨杏佛与宋庆龄过从甚密而心存疑窦，遂趁杨不在上海期间，打开了杨的抽屉，取走了宋、杨往来信件，读后才发现自己误会了宋、杨。杨、赵的婚姻终于无可挽回，这些信件却因而得以留存。先由赵志道珍藏，并伴其一生；赵志道逝世后，由杨小佛保存。之后，捐献国家成为珍贵文物。“我的父母是一对欢喜冤家，一会儿吵架，一会儿恩爱，前者多于后者。”杨小佛说：“离婚分居后，父亲经常来探望我们。这个时候，父母之间既没有经济纠葛，也没有感情冲突，反而能和谐相处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也转到了社会活动和工作上。我呢，平常和母亲住在一起，星期天和寒暑假就到父亲居住的地方玩耍，父亲外出访友、讲学的时候，也常常带着我。”杨杏佛遇害后，赵志道前来吊孝，并送了这样一幅挽联。

上联是：当群狙而立，击扑竞以丧君，一暝有余愁，乱沮何时，国亡无日

下联为：顾二雏在前，鞠养犹须责我，千回思往事，生离饮恨，死别吞声

唉，相爱容易，相处难。阴阳两隔，啼痕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