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有多“宠”汪曾祺？派专机接送，送绝版毛选，从不说一句重话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旧文人气息

首先，他在创作风格上，具有很浓的旧文人气息。虽然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广泛涉猎了外国小说，尤其喜爱萨特、契科夫、伍尔夫的作品，并且他早期的作品中带有明显的意识流特点，但他这种创作比较少，可以说带有试验性。总的来说，汪曾祺的文笔还是颇具古风的，其意境、结构都具有古典之美。

而且汪曾祺大学之时比较喜欢读小说，擅长写作，对于哲学与理论不甚喜好；喜欢读一些野史而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他没有理论的背景，是纯粹的旧式文人，他不热衷于探索马克思或者黑格尔，也没有系统的哲学与政治学知识。

儒家气质

其次，汪曾祺具有很浓的儒家气质。我们在探究中国的传统文人的灵魂内核时，往往都与儒家、道家脱离不开，而儒家与道家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往往也是相互交织的。汪曾祺也是如此，可以说从他的作品来看，既有儒家的影子，又有道家的影子。有人评价他“道面儒骨”，他的作品中的淡泊、悠然的意境展现出了他所受到道家的影响，而他更深层的内心则更接近儒家。

汪曾祺自己也认为自己接受的儒家思想更多一些。他曾经以诗句自我评价：“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外。”儒家思想不仅仅体现在了汪曾祺的文字之中，更渗透进他的精神与灵魂中。而汪曾祺在“文革”时期，不论是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性评价，还是他的本人的行为与叙述，中庸之道可以表现出他在此时期的性格气质与精神思想。

《论语·雍也》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也。”孔子就将中庸作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境界。“中”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哲学思想可以说由来已久，可以指中正之美，也可以指不偏不倚。“庸”在郑玄所注的《礼记》中释为：“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此外，郑玄在“君子中庸”中说：“庸，常也。中庸为常道也。”既“庸”又有不变之意。

有个性有棱角

其实汪曾祺早年时期是比较有个性、有棱角的。据记载，青年时期的汪曾祺 在西南联大时在饭店看一个人很不顺眼，就一直死盯着那个人，最后那个人冲他大叫：“出去，我跟你一对一！”因此可以看出，早年的汪曾祺是非常有性格的。

在“反右”初期，汪曾祺似乎还保留着年轻时的棱角和倔强，他在 1958 年写的小字报《惶惑》的结尾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正是这种与革命话语格格不入的文字，成为了他被划为“右派”的罪证。

温柔敦厚

而经历了“右派”的下放和改造，汪曾祺的内心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生活的逆境与磨练让他在待人接物上变得更加沉着稳重，对于他人，汪曾祺“温柔敦厚”；在对待人生，汪曾祺则是“认知天命”而“不逾矩”；而在生活与内心抉择方面，汪曾祺表现出了“入世”的特点。

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写道：“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也。”学界认为，儒家美学的中和，就是建立在中庸的基础之上的。《礼记·中 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之美讲求发乎性情，但要懂得自我克制，要求不“狂”不“狷”、“温柔敦厚”，在艺术上的境界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这种艺术倾向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中庸的思想要求人们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都能够和谐和统一。首先就应当做到自身保持温柔敦厚的气质，对待他人应当平和而友善。在他人眼中的汪曾祺，往往离不开“人缘好”、“温和”这样的印象。肖甲评价“文革”时期的汪曾祺说：“他根本不聊政治，不敢说江青意见好坏。对政治既不是老练，也不是圆滑。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跟人打得火热，交往时义气不浓。”

张滨江回忆：“汪曾祺在创作上没得罪过人，没挑过别人什么毛病，也没呵斥过谁。他在团里没造次过……”。“后来基本与世无争，不太争强好胜，不图一时之嘴快。”阎肃评价他说：“汪曾祺这个人没有城府，我没见过他发火，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能瞧得上你就会跟你非常好。”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汪曾祺留给外界的印象始终是淡淡的，汪曾祺在剧团中工作的态度是谦虚、谨慎的，他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分内之事，身上没有锋芒和棱角，平易近人，颇 有“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之风。前文提过，汪曾祺早年时期是比较有个性与棱角的，而经历了“右派”的下放，汪曾祺则渐渐开悟，自内而外地变得平和了很多。

孙郁评价汪曾祺在“右派”时的转变评价道：“我阅读他那时候的文章，发现他不是从乡土社会中解脱自我，而是自我交流时的升华，即内省式的自由，此亦为士大夫式的自觉。中国旧式的读书人，在遇到晦意的时候，是以隐逸的态度或自省的心面对一切的。反抗的路，在他看来不行，他天生没有这样的胆量。完全卷入洪流中，也不好，是违背自己的良知的。剩下的路，是儒家的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如此而已。”

在苦难中找自身平衡

汪曾祺面对苦难，既没有刚烈、激进地反抗，也没有沉浸在苦难之中，而是在苦难中找到了自身的平衡。他的随遇而安的心态又带有一种认知天命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汪曾祺面对苦难的方式是建立自己内心的园地，在他的内心中依旧是文学、人道与美。

在“文革”时期，汪曾祺始终是小心谨慎的，对待工作他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他有才气，读书也非常多。对剧团中的同事也比较随和，年轻人向他请教的时候他会耐心进行指教，肖甲还回忆：“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

不逾矩

中庸要求人们以“仁”为内核，以“礼”为行为的准则，即遵从人的天性，并用道德来约束自身。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孔子眼中的最高境界。“从心所欲”即性情，而“不逾矩”则是德行。

汪曾祺身上就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偏不倚”、“不逾矩”的特质。汪曾祺距离政治是较远的，他自身就是一个充满书生气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他的老师沈从文对他这方面也有着影响，沈从文正是远离政治，远离社会核心地带的典范。但是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张中行）相比，汪曾祺则显得顺应时代潮流。

随遇而安

孙郁评价汪曾祺说：“在汪曾祺看来，社会变革与人间潮流，抗不了，只能顺；但顺之中，也要有点小反抗，不被风潮卷的太远。”对汪曾祺而言，所走的道路不是极端的，并且也不是十分明朗，既有顺从，又有一些反抗。在八十年代，汪曾祺的作品中展现了更多自由主义的思想，表现出了更多的反抗的一面，但是也绝不突破底线。

他在散文《随遇而安》，谈到了他的思考：“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

可见，经历了“右派”让汪曾祺同外界有了一些疏离感，这也就是肖甲所谈及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义气不浓”。人生的苦难没有将他打倒，也没有激起他的反抗，只是让本来就中规中矩的汪曾祺对于外界加深了疏离之感，这种疏离是他内心与外界的一道墙，使他在“文革”这样的风浪中找到内心得以安稳的一席之地。

中庸哲学

即便在样板团中，在外人看来是无限的风光，汪曾祺对于政治也一直都是一种眺望的状态。他在“文革”时期与友人的书信中，很少有关于工作的内容，反而多是谈论动物、植物甚至美食烹饪。

阎肃回忆自己“文革”时期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祺在街头的小店喝着黄酒聊天的情形：“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闻一多和《楚辞》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的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聊了契柯夫、易卜生、李商隐，说了不少西南联大、重庆抗战的事……很少谈论上面的事，无从谈起，也没有那个觉悟，只是有时看不惯而已。”

他给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汪曾祺虽然身处风口浪尖，但他的内心与政治是有距离的，正是这种距离使他既不向政治靠拢，又跟随着时代的浪潮；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但又没有政治野心。也许正是这种中庸的人生哲学，是使他在“文革”中得以平稳度过的原因之一。 入世 哲学上认为“中庸”之道的根本方法论形成了儒家的入世精神。

入世与出世的抉择，可以说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内心矛盾和挣扎。儒家是提倡入世的，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等理念，无不体现出热情澎湃的积极入世思想。而道家则更倾向于出世，老子提出了“无为”，庄子认为人的至高境界为“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间，辩乎荣辱之境”，即遵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受到外界的干扰与影响。

入世与出世

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都是纠结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之所以入世，是对于政治与统治者存有的幻想，或者对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的遵从；而之所以出世，则是由于对于现实的失望以及内心自我的坚持，但是极少数人才会做到完全的出世，即便放浪形骸如李白般吟诵出“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难免为政治受压迫而失意落寞。

汪曾祺同样面临着出世与入世的选择。前文分析过，汪曾祺对于革命有疏离感，但又不反抗，大体是顺应时代潮流、“不逾矩”的。他在早年还曾经为了融 入新的文学形势，参军南下体验生活，来顺应新的文学。因此即使汪曾祺对于政治并不积极，但他还是相对入世的。

我们在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时，就能够感受到他文章中的人间烟火气息。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非常喜欢一首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他认为,“‘与人同’,尤其说得好,善与人乐,匪止独乐,只真得佳兴。”汪曾祺还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正如孙郁评价汪曾祺说：“汪曾祺的活法，是活在世俗里，而不超离世俗”。

控制使用

在“文革”时期的样板团工作中，汪曾祺的处境其实是较为复杂的，江青对于汪曾祺的态度是既有提防，又有欣赏。这就使汪曾祺的心态也十分复杂。 “文革”期间的汪曾祺是背负着“控制使用”的重担的，因此他精神上有着较大的压力。由于汪曾祺曾经有“右派”的“历史问题”，江青对于他是提防的。

阎肃回忆：“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诉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1968年，江青传达指示时还说：“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在当时的局势下，汪曾祺深知自己有历史问题，是被“控制使用”的，不敢犯一点错误，在京剧团可谓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当时不仅仅是汪曾祺，江青的变化无常让所有人都无比紧张，汪曾祺在《关于<红岩>》中回忆：“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我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头大汗，李琪一言不发。

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脸通红，汗出不止。”可见在当时的压力之下，人人自危，汪曾祺也一样，他小心翼翼，收起自己的锋芒，变得更沉淀。虽然汪曾祺在这段时间里有着很沉重的包袱，但对于在京剧团的工作他有感激之情，也有参与其中的快乐。

性情中人

汪曾祺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江青是既“感恩戴德”， 又“诚惶诚恐”的。江青对与汪曾祺的才华十分认可，因此江青对他是比较客气的。在写《草原烽火》时，江青说：“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汪朗回忆《沙家浜》在长影拍摄时，江青要开会，还吩咐人，如果汪曾祺在长春的话就派专机接回北京。在“文革”前，江青曾经赠送汪曾祺一套很珍贵的《毛选》，并在扉页题字“赠汪曾祺同志，江青”。

汪曾祺还和子女说，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跷二郎腿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斥过他。汪曾祺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在“文革”中确实感到了知遇之恩。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 汪曾祺在后来的检查中，说自己当时确实是陷入了一种“狂热和迷信”的状态，对与江青对京剧的关心感到感动。

护身符

同时，汪曾祺参与“样板戏”的创作还有一种经历过挫折的就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创作来寻求组织的认可，得到庇护的心态，可以说，参与“样板戏”的创作，也成为了汪曾祺在“文革”时期的一道护身符，使他在“文革”期间，没有被迫害，甚至在“红卫兵”在抄京剧团时，问汪曾祺是干嘛的，他说自己是写《沙家浜》的，那个人便不敢再说什么。

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还写道汪曾祺在写《杜鹃山》时，在写剧中的雷刚犯了错误还得到了信任的时候，汪曾祺联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一时感同身受，十分感慨，他对导演说：“写的过程泪流满面，动了真感情。”

汪曾祺在参与“样板戏”创作中可以说找到了自己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得到了认可，因此他在这其中是有创作的热情和快乐的。因而可以看出，在“文革”中，汪曾祺既有对于政治的恐惧，同时也有对于参与“样板戏”创作的热情和归属感。

一个文人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汪曾祺是有着入世的苦心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文人，也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的姿态。“文革”时期江青有意提拔汪曾祺，让他上天安门，但汪曾祺没有政治上的野心，只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做自己的写作工作，杨毓珉评价汪曾祺说他一生都弥漫着士大夫气，书生气，成败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