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战场（19）回顾解放陕南的斗争

张邦英：陕南军区兼第十九军第一政治委员，1950年5月任党委常委，后任党委副书记。1949年10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行署主任。

陕南地区所辖范围，除了商洛、安康、汉中三个地区外，还有鄂西北的郧阳地区，南有巴山，北靠秦岭;汉水和丹江横贯全区，其绝大部分为崇山峻岭。因为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区生产落后，土地贫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广大农村被折磨得十室九空，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迫切要求解放。

我党我军曾在这个地区领导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多次创建革命根据地。1947年我人民解放军大反攻时，陈赓同志指挥的晋南部队，打过黄河到了豫西地区以后，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即令第4纵队第12旅、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第17师和陕南独立团共一万余人，挺进陕南，牵制了向陕北和豫西进犯之敌，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

创建了一块根据地，有力地配合我第1野战军粉碎胡宗南军对陕甘宁边区的侵犯和支援中原战场我军作战。这个地区还成为解放川北的跳板。当时，中央派往四川的干部工作队(简称川干队)，就曾留置在陕南地区工作待命了一年多。

1948年12月，中央决定调我到陕南区党委工作时，习仲勋和贺龙分别同我谈话，都非常明确地说明了陕南战略地位的重要，特别是贺老总讲得很具体，他指着地图，从古到今讲述史实和有关情况，并以他1931年率红 3军挺进鄂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亲身经历，恳切而又熟悉地说明了陕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这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感到去陕南的责任重大和工作任务的艰巨。

1949年春，我到了陕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郧阳。途经郑州时，见到了孔从周同志，接着又见了陈赓同志和汪锋同志，他们先后向我谈了我军进入陕南地区创建发展根据地的情况,到豫东商丘又参加了中原局扩大会议,听取了中原局书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当前形势及重大战略方针的指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我们到陕南地区一些重大工作，就是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而确定的。它的全部中心内容就是1949年新华社那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中明确指出的，人民解放战争将要夺取全国胜利，全党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领导人民军队，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全国的形势与党的方针任务，对尽快争取全国胜利有了更充分的信心。

到郧阳后，对经过向刘金轩、时逸之、陈先瑞、李耀等许多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认为，在大反攻之后，陕南地区的部队和干部英勇作战，艰苦斗争，共同努力,经受了严峻考验，不仅牵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而且在四面被敌封锁包围的鄂陕边区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和商洛山地游击区，壮大了自己，共新组建十几个县政权。

主力部队还参加了襄樊、淮海战役，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同时，也了解到，除根据地中心地区几个县区政权比较巩固外，很多地区还有国民党反动武装(包括土匪、夜壶队、棒子队，白带子会、红带子会等经常进行袭扰破坏活动，山阳、镇安、商南等县城多次发生拉锯战，得而复失，失而又得，敌军兵力在数量上大我几倍。一些群众存在的怕我军再次撤出(过去曾有八进九出)、怕“变天”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

特别是边缘区、游击区的群众顾虑更多，深怕国民党反动派报复杀害。根据这些情况和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区党委确定，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剿土匪，巩固已解放的地区，积极发展扩大解放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力争早日解放全陕南。

区党委着重抓的几项主要工作：第一、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巩固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当时12旅率四个团参加淮海战役。我们将留在根据地的两个主力团和五个独立团，相对集中兵力，剿灭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土匪特务武装。

3 月，12旅参加滩海战役返回后，经过短期休整。同两郧、商洛分区部队共同剿灭了一万多反动武装。这样不仅使我陕南已解放地区 得到巩固，为进军解放全陕南消除了后顾之忧，也有利于我南下大军顺利打过长江的后方安全。在剿匪中，我们把军事进剿与政治瓦解紧密结合起来，对首恶者严惩，胁从的不问，投诚归顺的一律从宽处理，对罪恶滔天、顽固不化的匪首坚决镇压，做到宽严有别，处理得当。

同时很强调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军队进行剿匪，针对匪徒的危害和群众的思想顾虑，召开各种不同类型人物座谈会，用多种方法进行宣传工作，因而促使广大群众都主动地向我军报告匪情，争当向导，积极参加剿匪斗争。这是我们迅速取得剿匪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抓紧培训干部，积极进行解放全陕南的接管、建政等项准备工作。当时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广大新解放区急儒大批干部，中原局给陕南先后派了300多名干部，但远不能适应全区的需要。为了不减弱部队的战斗力，不再从主力部队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地方工作，决定加强陕南公学和开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军区也成立了陕南军政干校和各团的随营学校，大量吸收在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进步知识分子入校培养。基本上做到了每解放一个县城，都有配备好的县、区级干部架子，随军进入城镇，及时进行接管工作。

第三、大力动员群众，做好解放全陕南的支前工作。1949年5月初我陕南军区12旅、17师等部队奉刘邓命令， 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下辖55、57两个师。又以各县县大队、独立营为基础，组编了四个独立团，我军区人民武装有了进一步扩大与发展。并且很快出动，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歼灭据守在秦岭巴山地区的胡宗南军及保安团队，为了保证部队顺利西进，区党委决定，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支前作为中心任务，尽一切力量支授部队作战，一切工作都要为支前让路和服务。

为了加强前方作战指挥和后方支授联系，区党委还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及支前勤务司令部，抽调陕南行署、安康地委、专署等负责人参加支前工作，并派陈先瑞、祁果二同志去西安，向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汇报陕南地区的情况。

记得部队西进通过郧阳城关时，居民和职工倾城出动，夹道迎送，热情慰问，大批青年踊跃参军，成千上万的群众积极投入支前行列，四万多名民工随作战部队抬伤员、运送弹药粮食等军用物资，保证了部队作战的胜利进行。对烈军属、支前民工家庭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当地干部和群众都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鼓舞了战士作战的情绪，消除了支前人员的后顾之忧。

第四、组织农村工作队，进行反霸、 减租、减息和建立人民政权。区党委工作队首先在郧阳县长岭村一带搞发动群众的试点，经过将近半年时间，从访贫问苦，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恶霸斗争，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权，到实行统一累进税率(即合理负担)等系列的艰苦工作， 将这里的农民群众组织发动起来。

并将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工作队完成试点任务后，召开了茶店区全区农民代表会议，长岭村农民代表在大会上系统地介绍了他们组织起来翻身闹革命的经验。大会经过诉苦、挖穷根、交流经验，代表们的阶级觉悟普遍有了明显的提高，热烈地讨论了回去如何组织发动本村群众起来进行斗争的问题。大会之后，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在茶店全区开展起来，经过几个月斗争，基本上完成了在长岭村一带进行的群众斗争和工作任务。

这样，由点到面，由早解放区到新解放区，逐步地波浪式地先后开展了农民运动。直到1951年春，陕南区党委撤销时，才基本上完成了全区的减租反霸和民主建政的任务。

1949年下半年， 我陕南军区主力部队经过英勇顽强斗争，首先解放了安康地区各县，紧接着配合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迅速西进，于1949年12月 8日解放了陕南主要城市汉中南郑市，这个地区所属12个县也相继解放。商洛分区部队，积极主动出击，穷追猛打境内保安团队，也于同年内先后解放了全区七县和宁陕县。

逃窜在陕南到川北巴山一带的敌军两万余人，经过我军远距离奔袭包剿，将其全部歼灭，敌“川鄂豫陕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和其他军、师以上军官约有30多人被活捉，解放了川北通江、万源、南江等县城。

此外，我陕南军区部队还西到甘肃的成县、康县，南到四川广元、剑阁，北到周至、眉县等地区。配合当地群众和地方武装，广泛开展剿匪斗争，这使陕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生产的顺利进行。

我军在胜利完成这些战斗任务中，发扬了不怕艰苦困难，不怕流血牺性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涌现了大批战斗英雄模范，近万名指战员为夺取战斗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那种为革命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可歌可泣,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颂扬。

他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陕南区党委很重视做好团结工作，经常强调团结对敌，强调向前看，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工作，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大胆开展工作。事实证明，由于加强了团结，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团结，对于加强领导和推动各项工作的不断发展，对于夺取解放全陕南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陕南地区的解放，是在党中央、中原局、 西北局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支持下，经过同志们的艰苦斗争和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而取得的。

下期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