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墩春秋窑址：岭南东江流域陶瓷重要源头

羊城晚报《惠州文脉》5月12日版面图

策划/统筹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骁鹏

【编者按】

在惠州博罗园洲镇田头村，梅花墩窑址于1973年被发现，距今已50年。其间历经两次发掘，出土遗物丰富。这是广东省目前发现时间最早、最先进的一座龙窑，为研究陶瓷工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如今，这一重要的“人文宝藏”却深藏于农田鱼塘，几乎无人问津，当地老百姓也知之甚少。“这里都是农田山地，保护传承需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才能充分调动民间力量！”专家认为，要由政府、市场、民间三股力量来驱动发展，才能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李海婵）

惠州市博物馆《东江流域的文明》展厅，陈列着梅花墩窑址出土文物 王小虎 摄

文/余小伦

博罗梅花墩古窑遗址，是历经考古发掘得以验证的岭南春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以出产几何纹硬陶器为主的核心窑口。

就制作工艺和生产技术而言，该窑器型种类多，生产数量大，产品质量好，在生产工具、纹样、龙窑烧制技术的运用乃至原始青釉瓷的出品等方面，均超越以往的制陶水平。

它在岭南古陶瓷研究中所呈现的学术价值以及文化意义，影响了人们对先秦时期岭南文明状态的重新认识，并证明了百越时期的东江流域已迈入稻作农耕文化的新阶段。

广东为数不多的春秋时期遗址

惠州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遍地。从出土文物考证，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这里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东江流域古越时期生产印纹陶窑遗址最多、出土数量最大、制作工艺最优、种类最全的地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博罗园洲梅花墩窑与博罗龙溪银岗窑。

据惠州市博物馆编写的《惠州文物志》介绍，梅花墩古窑于1992年—1995年两次发掘、清理龙窑一座，窑体长15米，出土器物丰富，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动物模型三种类型。

在生产工具方面，有陶纺轮、陶网坠、陶拍、陶垫。陶纺轮有菱形、算珠形两种。陶网坠有圆柱形、方柱形、扁圆形三种。陶垫有蘑菇形、梯形、椭圆形三种。陶拍有蘑菇形、椭圆形和拍面长方形三种，拍面有方格纹、斜方格纹、凸浮夔纹等。

出土文物陶豆 莫树华 摄

生活用器主要是泥质硬陶器，泥质灰陶居多，次为泥质红褐陶、夹砂陶器和釉陶很少。纹饰最常见为方格纹、夔纹、菱格纹、篦点纹和重圈纹等，菱格凸块纹、方格凸点纹、篦刻线纹、云雷纹、弦纹等也较多见，此外还有少量编织纹、曲折纹、水波纹、指甲纹和小圆泥成对粘贴后压圈而成的附加“目”纹等。

动物模型种类以牛、羊为主，另有鹿、鸡、鸟、狗、鼠等。大部分动物模型光素无纹，少数见有圆圈纹，附加“目”纹、羽状纹、刻划纹、篦点纹和刻画符号。

梅花墩窑址出土的陶羊，由村民捐赠，现存放在园洲镇文化馆 莫树华 摄

梅花墩窑址是一处以夔纹为主的文化遗存，也是经正式考古发掘的广东为数不多的春秋时期遗址，根据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院无机材料系和应用化学系有关专家对梅花墩遗址第三层和第四层出土陶片和瓷片所做热释光（一种陶瓷烧制后时间的测量技术）年龄测量，大约在距今2800年（春秋早期）。

梅花墩窑址出土的陶罐，纹路清晰精细 莫树华 摄

春秋岭南手工业的“高端制作”

梅花墩古窑所生产的陶、瓷器，是春秋时期岭南手工业“高端制作”的代表，并作为先秦时期岭南文化符号之一而载入史册。

弦纹灰瓷豆 莫树华 摄

古窑陶瓷器皿的文化内涵，主要以器型和纹式为主。在器型方面，据刘成基教授和杨少祥教授撰写的《广东博罗县园洲梅花墩窑址和发掘》介绍，“陶器种类有罐、豆、瓮、釜、碗、钵、杯、簋、盘、壶等”，其中，“簋 可分二型。”“（1）型：1件。泥质灰陶。”“（2）型：均残。弧腹，圈足。器表饰夔纹、方格纹、篦点纹和刻划符号。”；“鼎足可分三型。”“（1）型：兽路蹄形足，足尖内勾，根部有二按窝。”“（2）型：圆柱形足外撇，断面呈圆形。”“（3）型：锥形足。足根部有两个深压的小圆窝，足内侧有一小槽。”《周礼》有曰：“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古越人虽不可能完全照搬《周礼》制度，但古越等级制度反映在器物上的相仿或相似性是符合时代特征的。

在纹式方面，岭南印纹陶的起源与陶器盘泥制器有关，盘泥法因完成制作后陶坯粗糙，痕迹明显有碍美观，故需使用陶拍打平修整。多次使用或品质较差的陶拍，其拍面粘连陶泥凸起或碰到硬物凹下，成为“坏拍”，本应废弃不要，但某工匠在未知的情况下依然继续使用，在连续拍打过程中，坯体表面即形成规整纹状“线条”，尽显出凹或凸状美感。由此，这一“废拍”得以保留并继续使用，这一偶然之失成就了印纹陶时代的到来。在漫长的制陶工艺生产实践中，远古陶匠在“凹”“凸”点状纹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摸索，衍生发明了云雷纹、方格纹、水波纹，直至繁复精美的夔纹。由此，形成陶瓷历史发展中的独特现象——印纹硬陶的文化标志。

关于梅花墩古窑的现实意义，博罗县博物馆杨爱清作《博罗县古窑址考略》一文写道：“梅花墩春秋窑址的发现，填补了广东无春秋时期龙窑的空白。同时，把广东省龙窑的上限，从晚唐推前到春秋时期，成为广东地区最早的龙窑，也是全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龙窑之一，在广东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4月，被列为博罗县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园洲梅花墩窑址的发现，为研究广东先秦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依据，进一步证实，越人的祖先有自己的文化。窑址以及出土器物决不会是外地传入的，是地地道道自身的产物，足以反映自身的文化。同时也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是比较先进的。”“其次，园洲春秋窑址的发现，填补了我省无春秋窑址史料的空白。根据广东省目前考古史料介绍：在广东，已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及西周、战国时期的窑址，唯独春秋时期窑址是空白的。而这一时期窑址是否存在，对研究广东陶瓷业历史又至关重要。因为历史不能断线，究竟春秋时期广东的陶瓷业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不前？梅花墩窑址的发现，正好为研究春秋时期的陶瓷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夔纹内涵丰富，以此拓展文创产业

从考古资料可知，约在缚娄国时期，夔纹陶广泛分布于东江流域，东北至龙川，西南至增城、东莞，东南至惠东、海丰，中部在深圳、惠阳。不过，生产窑址至今仅见于博罗梅花墩窑、博罗龙溪银岗岭窑以及增城金兰西爪岭等古窑，由此可见梅花墩窑在夔纹陶器分布的特殊地位。

夔纹在中华传统典籍中，是中国龙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概念。如：《庄子·秋水》：“夔。一足兽也……其状如牛。苍色无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风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书·舜典》：“伯稽首。让于夔龙。”《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龙经》：“夔龙为群龙之主。饮食有节。不游浊土。不饮温泉。所谓饮于清。游于清者。”

由于先秦时期岭南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因此，图案便被赋予了社会功能，如不同的器型、不同纹样的陶器局限于不同阶层人物使用，这样既可以区分等级次序，也显示出资源效能“节俭”的状况。此外，夔纹因其“复杂”生动的造型构图，被许多考古专家学者视为脱胎于商周青铜礼器中夔纹的样式，并且属出土地聚落族群、部落或国家的图腾标志，成为统治权威的象征。夔纹陶在东江流域出现的文化内涵，因缚娄国的史实依据，被赋予了“国器”或“缚娄之陶”的概念。

因此，夔纹实乃“百越陶纹”中最具代表性、最经典的样式。就其内涵而言，夔纹样式要比陶器本身更加具有象征意义。梅花墩窑址出土陶片标本以夔纹为多见，在工艺制作上，夔龙纹样的施用既有单一，也重复和组合，十分讲究。

春秋时期的梅花墩古窑，被视为岭南东江流域陶瓷艺术源头之一。建议打造“岭南夔龙”陶瓷品牌。可追寻源头，仿效母本。“岭南夔龙”可以梅花墩古窑出土陶片标本上的图案为原形，通过现代设计技术和手段，使陶器无论在器型还是装饰的审美效果上都达到一定高度，打造成实用与美观兼具的器具。

同时，景德镇湖田窑、浙江龙泉窑、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河南钧窑等，都呈现“古窑新烧”的特点。惠州当地可以效法，打造以夔纹为主题的“岭南夔龙”品牌，引领手工业制作领域的潮流，让古老的龙窑重现生机。

村民捐赠梅花墩窑址出土文物

【文脉走访】

梅花墩窑址被农田“吞没”有待关注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实地走访园洲镇田头村发现，农田鱼塘几乎将梅花墩窑址掩盖，在外观上看来与普通农田区别不大。如果无人带领，难以找到。当前，该遗址尚待合理保护、活化利用。

梅花墩窑址被农田鱼塘“吞没” 王小虎 摄

当天，记者在半人高的杂草中翻寻好一阵，才看到文保碑。经过风雨剥蚀，上面的字迹早已斑驳不清。“什么古窑”“这里哪有文物”……记者询问好几个村民是否知道古窑址的情况，却都得到了反问。田头村的老村主任冯有兴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知情人，当年他曾配合考古发掘工作。“那时有大批的考古人员驻村，阵仗很大！”冯有兴回忆当年，仍记忆深刻。然而，现在平日除了干农活的村民，鲜有人寻来。“你认真看看，遍地都是上千年的碎陶片！”现场，他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纹路还很清晰的碎陶片说。“可惜的是，虽然有历史研究价值，但是没有经济价值，没有受到重视，”冯有兴直白地说道。

博罗古遗址众多，距离梅花墩窑址不过10分钟车程，人们还能看到龙溪银岗遗址公园。如今，古窑场遗址主体是几堆再普通不过的黄土，随处可见散落的陶片。人们难以想象，眼前这一公园，是广东省迄今所发现规模最大的先秦陶器制作工场，还解决了夔纹陶和米字纹陶的“孰早孰晚”的学术争议，并于2002年被公布为省文保单位。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梅花墩窑址、银岗窑址都普遍存在政策资金支持不足、基层文化硬件设施跟不上、群众参与度不高等现实问题，这也是不少古遗址的缩影。“这些宝贝不应该只是放在博物馆、也不是书本，而是需要鲜活地呈现出来。”华南理工大学广东旅游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数字乡村与文旅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导吴志才认为，“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是最根本的理念。同时，将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的法律法规，立法保护文化。解决好理念、立法两大问题后，开展“四化”活动，即有形化、项目化、活动化、产业化，推动文旅创新融合。

吴志才认为，未来的文化市场一定是政府、市场、民间三股力量来驱动发展，“这些古遗址原先都是农田山地，保护传承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如此一来，才能实现政府主导，有情怀有理念的市场参与，民间力量保护传承，充分活化“人文宝藏”。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朱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