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奇案之酱园弄杀夫案

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一位柔弱女子凌晨谋杀亲夫，并将其大卸八块，案件血腥惨烈震惊了整个上海滩。但这位女子没被判死刑，出狱后在苏北生活并再婚，一直活到90年代，余生没有再回过上海。

导演陈可辛筹备多年的悬疑惊悚剧《酱园弄杀夫案》就是取材于此案，据说女主角将由章子怡扮演。今天，我们就来讲这起被称为民国四大奇案之一的“酱园弄杀夫案”。

酱园弄，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新昌路，1899年建成，原叫432弄，后因为著名特色老店张振新酱园开在这儿而得名。酱园弄当时有石库门房屋43幢，居民800余人，现在已改建为住宅小区。

（民国时期的酱园弄）

1945年3月20日清晨6点，住在酱园弄85号三楼的张氏准备下楼打水时，看见扶梯旁边有大片血迹。张氏受到惊吓，下楼去找二房东——绰号王瞎子的算命先生王燮阳。王燮阳发现血迹是从天花板滴落，就和张氏一起上楼去找住在该层的詹云影夫妇。

詹云影的妻子詹周氏打开了门，当时她浑身是血，披头散发，神情恍惚。看到张氏和王燮阳后，她直接瘫坐在地，一脸茫然地说自己“杀了詹大块头”。

詹周氏，丹阳人，她原姓杜，小名春兰，从小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长大，因此改名周惠珍。周惠珍从没读过书，9岁那年被亲戚卖到上海当铺做丫头，17岁那年当铺老板娘做主把她许配给自家伙计詹云影，两人随后订婚。

（詹周氏和詹云影）

詹云影是当铺里的朝奉，负责给典当物估价，他身材高大，长得方头大耳，人们都叫他“詹大块头”。

詹周氏21岁那年和大块头正式结婚，然后一起搬到了酱园弄85号，她自小孤苦无依，对婚姻很向往，觉得大块头是自己的依靠。

婚后，大块头离开了当铺，开始自己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酱园弄的邻居大多是这样讨生活的，詹周氏对这样的日子也很满意。

（詹周氏的居住证）

但是婚后两个月不到，詹大块头的种种恶习就开始暴露。一开始是出轨，后来又迷恋赌博，黏在牌桌上下不来，输到要当东西还债的地步，更无心工作，手上的小生意也荒废了，一个月最多能有两天带些小钱回家。詹周氏劝过哭过，但大块头无动于衷，她不敢也不会跟丈夫大吵大闹，家里等米下锅，她只能瞒着丈夫偷偷托人找工作。后来在纱场找到一份苦差，活重钱少，没人愿意干，但是詹周氏觉得有收入就不会挨饿，这份极苦的工作她干得很快乐。

没多久大块头发现妻子在外工作，一次他喝醉回家和詹周氏对质，确认对方在工作后他勃然大怒，骂妻子“工作是假，找男人是真”。詹周氏气不过辩白几句，大块头拳脚相加把她打得头破血流，好几天卧床不起。

后来詹周氏无奈去纱场辞工，微薄的收入也没了，家里揭不开锅，房东又来收房租，詹周氏只能拿家里的东西去当铺换点小钱。她跟周边邻居也借过钱，但总是有借无还，她也不好意思再开口去借，又想学邻居去弄堂口摆摊卖排骨年糕，可一来没有本钱，二来又怕大块头闹事丢人，最终还是作罢。

（詹周氏）

结婚以来，大块头赌博、出轨，对妻子长期进行殴打和辱骂，甚至用“把你饿死”相威胁，不给詹周氏饭吃。一次詹周氏饿得受不了，直接喝下来沙尔（煤酚皂溶液，一种消毒防腐药）自杀，被邻居发现后送到宏仁医院抢救才捡回一命。

在这段婚姻里，她的精神和肉体都遭受了极大折磨，但是当时没有“家暴”的概念，离婚的人也很少，对身处底层的詹周氏来说更是遥不可及。

因为从小父母双亡，自己寄人篱下尝尽辛酸，詹周氏曾对婚姻生活有很大期待，但现实中她的婚姻极度不幸，她的心理落差巨大，她对生活的耐性也慢慢消失。

1945年3月20日凌晨3点，詹大块头回到家后又与妻子发生争斗，在他熟睡后，詹周氏举起菜刀将他砍死。然后就是开头那一幕，邻居张氏发现有血从天花板滴落，带着算命先生王燮阳来敲门，詹周氏直接承认杀夫，被巡捕带走。

据当时的邻居沈子可回忆，詹周氏说当晚她一直听见身后有声音在跟她说“杀，杀掉他，你才有超生的日子，不杀他你永远不会有超生的时候，你有得苦了。”也就是说她认为自己杀人时出现幻听幻觉，是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砍了大块头16刀，并把他分尸的。

但是当时的法庭认为，分尸有两种，一种是考虑藏匿，一种是怨恨太大，过度杀戮。

从詹周氏当时的情况来看，她杀人不是为了去奔向美好新生活，而是为了结束当下的生活，她对大块头恨意很深，符合“杀人过剩”。另外，杀人后她不躲不藏，邻居来敲门她就开门，在法庭上叙述清晰有序，对罪行供认不讳，说明她头脑很清楚，因此司法鉴定她不是精神病人，具有完全的法律责任能力。

此时另一个问题出现，法庭认为詹周氏身材矮小、势单力薄，即使可以趁大块头熟睡时砍杀，但要把这样一个高壮的男性分尸并不容易，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无奸不成杀”，他们怀疑杀夫案背后有他人的怂恿和帮助。

詹周氏先是供出一个共犯，同样租住在此处的邻居贺大麻子，原名贺贤惠，贺贤惠在案发后就失踪了。警方将他作为头号嫌疑犯找到并逮捕了。贺贤惠承认自己和詹周氏曾经逢场作戏，一开始出于同情，对方开口借钱他即使手头再紧也会匀出来一点，时间一长两人就好上了，但他不承认自己杀人。

（贺贤惠）

后来詹周氏又供出大块头的朋友小宁波，原名何宝玉。詹周氏自称和何宝玉有奸情，杀大块头是前两天和何宝玉商量好的，跟贺贤惠没关系。动手那天何宝玉趁大块头熟睡时溜进他家，詹周氏拿菜刀给他，他朝大块头脖颈猛砍一刀，她又在脑门补一刀。被指控杀人，何宝玉百口莫辩，后被逮捕。

（何宝玉）

不久后，詹周氏翻案，说自己和何宝玉没有奸情，更没有合谋杀人，之所以诬陷他是因为自己被捕后被打得太厉害，不得不“供出”奸夫。何宝玉是大块头的朋友，詹周氏一直认为是何带坏了丈夫，对他有恨，所以拿他交差。

詹周氏说，真实情况是大块头侧睡在床上，她对着其颈部砍了一刀，大块头跳起来连叫两声救命，詹周氏继续对着颈部乱砍，然后将其大卸八块放在箱子里，皮箱本来是放衣服的，衣服被当光了，所以是空的，血就顺着地板渗到楼下，引来邻居敲门。

（詹周氏家里的部分当票）

经过调查，法院决定不起诉贺贤惠和何宝玉，将两人释放。

1945年5月3日，也就是案发后一个多月，杀夫案正式开庭审判。由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詹周氏作为唯一凶手没有得到任何从轻发落的机会。初审法庭对詹周氏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没收作案工具“菜刀一把”。

这起案件在上海闹得满城风雨，各大报刊都在显要位置以醒目标题刊登这则特大新闻，案件背后詹周氏的悲惨人生也逐渐被挖出，舆论则明显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詹周氏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另一派对詹周氏持同情态度，觉得她是被封建社会逼到绝境的，要求当局法外施恩，免除死刑。

众多为詹周氏辩解申诉的人里最具影响力的是上海女作家苏青。她作为离婚后从家庭出走的女作家，从女性角度出发给予詹周氏很多同情和理解。

（苏青）

在苏青主持的《杂志》六月刊上，她发表文章《为杀夫者辩》，她提到，“唯有常受委屈和难堪的人，才是永远心怀毒狠的，久而久之，化为厉气，才必须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做出来的结果，使万人流血，便是英雄；使一人流血，便是犯罪。”

苏青认为詹周氏之所以杀人，完全是因为生活悲惨和精神郁伤，她长期受虐待又无处申冤，日积月累心理变态才出此下策。为了结束现状，她也试过自杀，但是没有死成，又无法离婚，所以只有选择杀人。这篇文章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分析詹周氏的困境，引起广泛讨论。

在《杂志》七月刊上苏青又开了《杀夫案笔谈》专栏，共刊登《武大郎与詹云影》、《法理人情》、《我以为》、《詹周氏和潘金莲》四篇文章。她认为“谋杀亲夫”类案件的主题就是死里求生、拼命求活，女性是因生活的压迫而杀人，为此自杀的女性更是不计其数，所以詹周氏杀夫未尝不是整个社会问题。

关露也在专栏文章《詹周氏和潘金莲》中提到，“为何只有淫妇，而无淫夫？既然淫妇皆曰可杀，则为何淫夫就不可杀呢？”

（《杀夫案笔谈》专栏）

另外，社会上也有许多律师提出义务为詹周氏辩护，来自公众的怜悯和理解让她看到一线生机，于是提出上诉，但被高等法院以“情节恶劣”为由驳回。

后来一位天主堂嬷嬷替詹周氏作伪证说她已经怀孕，按照法律必须等生完孩子才能执行死刑。拖了几个月后抗战胜利，蒋介石大赦天下，詹周氏也因此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

解放后，詹周氏被准许取保出狱，她托人带信请当年的二房东算命先生王瞎子王燮阳保她出狱，王没答应。

詹周氏举目无亲，找不到其他人，只能按照安排来到苏北大丰的“上海农场”劳动改造，直到刑期满后重获自由。

40岁那年詹周氏再婚，生活很安定，因为喜欢孩子又终身未孕，所以在幼儿园做阿姨，一直做到退休，后来就留在大丰县川东农场安度晚年，未再回过上海。

1990年，上海记者徐平曾去苏北大丰农场采访她，当时她将近80岁。据记者描述，詹周氏身体硬朗，身高一米五左右，三角眼，看上去很凶，可能因为承受的苦难过多，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她当时仍穿着大襟的衣服，说着40年代的上海话，只是她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特征。当时詹周氏工资100多元，生活没问题。平时喜欢打打小麻将，和左邻右舍关系很好，认了很多干儿子干女儿，平时受他们的照顾，日子过得不错。

在酱园弄杀夫案之前，还没有“家暴”这个概念，当今社会虽然已普及“家暴”，但全球范围内受家暴威胁的女性仍不在少数，我们曾写过发生在香港的惨烈案件天水围案 。

天水围案与酱园弄案有诸多相似之处，身陷家暴和贫困囹圄的妻子希望以工作换取生活资本，丈夫因偏执的控制欲千方百计阻止，但这两个案件最终走向不同结局。天水围案中的受害人金淑英及两个女儿被丈夫李柏森在家中杀害，李柏森还撒谎说是金想杀死他，他只是自卫；而酱园弄案中的詹周氏在丈夫睡梦中杀死了他。

这是一个吊诡的选择，是像金淑英一直被丈夫打，打到说不定某天他把自己杀掉，还是像詹周氏一样无法忍受干脆杀掉丈夫？

或许这两种选择都不该存在，应该有那么一天，如果有人在家中受到暴力威胁，她可以确定，走出门来，她就能获得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