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丰：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

摘要：20世纪80年代，在新一轮社会解放思潮的推动下，父亲本位的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在乡土小说中再次形成对父性权威解构和否弃的创作热潮。该时期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可谓是多元并存，既在启蒙视野下将父亲作为封建威权的象征进行解构和否弃，又在政治历史层面中展现出父子之间的权利让渡，还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表达了重建父亲权威形象的焦虑。而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利让渡并非单纯由现代商品经济观念所激发的金钱欲望使然，同时还交织着现代平等意识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复杂纠葛；其中的“寻父”与十七年红色经典里热衷于寻找“革命父亲”也有着明显差异，其目的是重新寻找理想信仰、精神支柱以及确认自我价值，从而重建社会秩序和人文信仰以摆脱精神失落。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父子伦理

早在五四时期，便有不少的乡土小说家对父子之间的伦理冲突展开过浓墨重彩的描绘，然而斗争的结果常常是子辈所崇信的现代伦理屈从于父辈所代表的传统伦理。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乡土小说家也对父子间的超常伦理压迫有所揭示，并且还“常常借助父子伦理展开革命叙事，使得父子伦理成为表现革命伦理、进行革命想象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形态各异的父子伦理表现也彰显出革命艰难曲折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乡土小说家的创作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创作自主空间不断扩大，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也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复杂形态，既在启蒙视野下将父亲作为封建威权的象征进行解构和否弃，又在政治历史层面中展现出父子之间的权利让渡，还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表达了重建父亲权威形象的焦虑。

一、对父性权威的解构和否弃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这是源于“当时的作家的思想还未解放到像20世纪中国作家这样敢于以‘子辈’的代言人的身份攻击‘父权载体’的程度，他们大多只能寄希望于由‘儿子’熬成‘父亲’，而不奢望‘反叛’”。直到王纲解纽后的五四时期，随着反封建、反专制的社会解放思潮的涌起，父子伦理问题方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五四启蒙话语对传统孝道话语的强势挤压下，父子关系开始朝着尊重人格平等和注重个体自由的方向转变，其群体性、依附性人格也向着个体性、自主性人格转变。自“五四”之后，每当进入社会转型期都会引发关于父子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一轮社会解放思潮的到来，父亲本位的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再次形成对父性权威解构和否弃的热潮，这在乡土小说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有众多的乡土小说对父辈进行了去势处理或者丧失生育能力的情节设定，以此来进行反向阉割，否定父性权威。

拉康在分析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父亲实际上就是传种者（géniteur）。但是，在我们从确定的来源知道这点之前，父亲的姓名（le nom du père）创立了父亲的功能”，“就父亲只是一种超我这一点是由神经症所构成而言，就神经症由移情来说明特征而言，父亲只是一种超我，只是一种‘无需言语的法则’”。由于父亲拥有菲勒斯(Phallus)，子辈要想进入父辈所代表的象征化了的法与规则就必须经历象征阉割，由此使得子辈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被阉割的心理焦虑。对于赋予父辈无上权威的中国传统家庭而言，子辈的阉割焦虑尤为严重，对此会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应对行为：一种是慑于父性权威的强大主动接受精神阉割，试图以此换取父法秩序的认同；另一种则是寻求反抗，通过反向阉割来获得自立。前者苏童的《妻妾成群》堪为典型代表，身为陈家长子的陈飞浦和父亲的四姨太颂莲情投意合，但怯于父性权威始终不敢逾越伦理界限。后者以莫言《红高粱家族》、刘恒《伏羲伏羲》、苏童《罂粟之家》等小说为典型代表，通过去势处理来消解父性权威，使得父辈显露出空洞、无力和低能的面相，从而弱化其精神威慑力。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父亲”豆官十余岁时便跟着“我爷爷”上战场打鬼子，经历过生死考验，但在与一群野狗打斗时被咬掉一个睾丸，此种近似于阉割的遭遇隐喻着种的退化和生命力的弱化。不仅如此，“我”越过“我父亲”向着“我爷爷”发起精神认同的做法，实际上也是要借此来消解父性权威。对于祖辈的推崇和赞扬，与“我”对“父亲”的蔑视和亵渎形成鲜明对照。“我父亲”相较于“我爷爷”而言就如同红高粱地里那块属于父亲的无字青石墓碑一样缺乏存在感，对于在他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的“我”而言丝毫没有感受到通常子辈都会有的阉割威胁。《伏羲伏羲》中年过半百的杨金山不惜花费重金迎娶年轻貌美的王菊豆，但终因丧失生育能力，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家族使命。《罂粟之家》中的刘老侠血气极旺，有着颇为强大的性能力，但是始终无法诞下正常子嗣，接连四个孩子都是畸形儿，第五个儿子演义虽然形体上基本正常，却在智力上有极大缺陷。凡此种种，都对父性权威构成了严峻挑战，也充分彰显出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对于当时人们反封建思想观念的影响之深。

《红高粱家族》话剧

其次，单就对父性权威构成挑战的强度而言，莫过于乱伦行为，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透过此种超越常规的性爱叙事，对传统父权制的既定秩序发起挑战。

父子伦理关系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乱伦行为因会导致血缘紊乱而对父权秩序构成极大的威胁。典型意义上的乱伦关系界定主要局限在直系血亲之间所发生的性关系，但通常意义上也会延伸到非血亲之间比如养父母和养子女，以及家庭内部其他亲属之间的性行为。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之后就存在着乱伦禁忌，乱伦行为在绝大多数社会群体中都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不道德行为。人类的乱伦禁忌，既是为了适应生物进化的需要以使得族群能够强盛不衰，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制约。乱伦关系会导致父性权威受到严重挑战，魏世祥的《火船》、苏童的《罂粟之家》、刘恒的《伏羲伏羲》等作品，便是将笔墨集中于对血亲之间乱伦关系的呈现，并以此来解构和否弃父性权威。

魏世祥的《火船》对老丁拐和水仙父女间的乱伦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惨剧进行了描绘，揭示出传统孝道观念扭曲变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此种直系血亲之间的乱伦关系因过于惊世骇俗，即便是勇猛挑战封建威权的五四作家也很少在作品中加以呈现。苏童的《罂粟之家》展现了翠花花与刘氏父子三人聚麀的不堪性史，她起先是被刘老信玩弄的妓女，后被当作寿礼送给刘老信的父亲刘老太爷成为姨太太。刘老太爷尚在世时，刘老信的哥哥刘老侠不仅与翠花花在野地媾和，还生下了白痴儿子演义。为了长相厮守，刘老侠害死了父亲和原配妻子，之后迎娶翠花花为妻。刘老侠为满足个人情欲而乱伦和弑父的做法彻底践踏了父性权威，他沉浸在本能欲望的旋涡中难以自拔，这也注定了其家族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刘恒《伏羲伏羲》中的杨天青被叔父杨金山收养，两人的关系类同父子，只是由于杨天青因父母和兄弟之死对杨金山心怀怨恨，因此并未正式确立父子关系。杨金山将杨天青视作赚钱工具，不肯帮他成家立业，导致杨天青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情欲，转而偷窥如厕时婶子王菊豆的裸体，最终与之野合。小说中对杨天青硕大“本儿”的细节描绘，与其叔父性能力退化和丧失生育能力的叙述形成鲜明对照。杨天青与婶子的乱伦行为无疑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对父性权威构成了挑战，因而无法得到族中长辈的同情和原宥。

无论古今中外，乱伦叙事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叙事母题，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家之所以对乱伦禁忌投注相当注意自然并非为了炫人耳目或者以此来满足读者的畸形欲望，而是有意赋予其强烈的时代色彩，借此来对传统父权制的既定秩序发起挑战。

最后，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教化传统和严厉的惩处制度，真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乱伦或者弑父者终究是极个别现象，子辈一般都不会以消灭肉身的决绝方式来反抗父权，但父子之间的矛盾依旧难解难分。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作品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缺乏像五四时期那样明确的弑父意识，除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之外，父子矛盾冲突也很少上升到“弑父”的激烈程度，最终往往会达成和解，认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方。《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盛佑亭、盛学文，以及《艳阳天》里的萧老大、萧长春等都存在着尖锐的父子矛盾冲突，但最终父辈都在事实教育下转变了思想观念。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探索的不断深入，中国知识界掀起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热潮，精神弑父由于有着颠覆话语权威和传统秩序的双重内涵而在作品中大量出现。作家们在非理性主义哲学影响下，颠覆传统父权所营造的伦理图景，将丑陋、猥琐和自私的父亲面相展示给世人，从而推翻带有神性色彩的父亲形象，使得绵延数千年的父系神话呈现出全面崩塌的趋势。

比如，余华作品中的父子往往互相敌对，父辈以剥夺、侵害子辈的权益为乐，传统的父慈子孝消弭得无影无踪。《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将毫无社会经验的“我”推向危险四伏而又不可理喻的现实世界去经受磨难；《现实一种》中的皮皮之所以表现出暴力倾向，与父辈的熏染不无关系，虽然他摔死堂弟是意外所致，但在此之前对襁褓中的堂弟打耳光、掐喉管等恶劣举动，已然暴露出他因受到家庭影响而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残雪《山上的小屋》中的父亲每天夜里都会显出狼形，在“我”的房子周围不停地嚎叫。张炜《秋天的愤怒》中的肖万昌是李芒的岳父，却以“父的名”和“父的法”实施菲勒斯雄性惩戒，从身体和精神上对李芒进行双重压榨，最终激起李芒的反抗。张承志《阿勒克足球》《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中的儿子对于父亲缺乏情感认同，经常出于蔑视和仇恨心理公然挑战父亲的权威，甚而潜意识中还有着弑父的冲动。《阿勒克足球》中的儿子为毫无英雄气概的父亲感到羞耻；《黑骏马》中的儿子和父亲始终若即若离，甚而故意违逆父亲；《北方的河》中的儿子对背叛母亲和抛弃家庭的父亲充满仇恨，从小就立誓长大后要教训父亲。

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精神弑父意识的萌生，不仅是以现代价值理念反思和批判封建蒙昧意识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得到主流意识形态一定限度内的容许和支持，这是因为“冲决传统文化藩篱的个人意识的觉醒与国家进步之间不仅没有必然的冲突，而且正是符合民族与国家利益的”。

二、现代观念引发的父子权利让渡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实施，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接连不断地涌入，中国乡土社会迅即迈向“后喻文化时代”。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技能和生产资料等主要通过“父子相传”的形式来进行传递，此种子承父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得子辈不得不依附于父辈来谋取生计，并以相继传承为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充满生机活力，子辈拥有了选择多样化人生道路的可能，不必再承续父业也能够生活下去且活得更好。父辈积累的生活经验对于他们而言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由此使得长者为尊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失去了根基，父辈逐渐丧失家长权威。子辈则因着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接受新事物的领悟力较强，逐渐取代父辈成为新的话语权威，开始进入文化反哺阶段。然而，在传统家庭中惯于发号施令的父辈们的余威尚在，他们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旧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从而导致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常发生。子辈在获取财富的同时也逐渐聚合起向父辈权威发起挑战的资本，从而突破尊卑有序的父子伦理囿限。

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韩玄子和王才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双方之间主要因观念不同展开了势同水火的较量，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王才由于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向而逐渐占据上风。在这一过程中，二贝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他碍于父子情分并未和父亲韩玄子发生正面冲突，但他正是王才背后不可或缺的谋划人和支持者，而且也正是在他的指引下王才得以创办起食品加工厂，并最终取代他的父亲韩玄子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木丽春《山外的声音》中的纳西族汉子蛮子与父辈有着明显的观念分歧，他不仅违背父亲的意愿没有遵照纳西族的传统风俗将猎获的熊肉均分给全寨人，而且对于未来岳丈乌伯因其败坏风俗而提出的退婚也不以为意。他对未婚妻石花说：“阿爸他们要的是古老的情义，他们做梦也怕富，不怕穷哩，我们同他们恰恰相反，怕穷不怕富。”蛮大对儿子甚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感慨魔鬼般的金钱“使他的儿子走上了亵渎山里人道德的邪路，使山里人的道德，像寒风蹂躏下的秋叶一样败落”。卖完熊肉进入寨口后，蛮子与石花不仅在牛车上故意紧挨在一起，还按下新买的录音机的播音键播放路上录制的两人的笑声和采石场上的石炮轰隆声。这些声音如同炸雷般震撼着这座古老的寨子，反抗着父母包办的婚姻，捍卫着自由恋爱的权利。

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利让渡并非单纯由现代商品经济观念所激发的金钱欲望使然，同时还交织着现代平等意识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复杂纠葛。

张炜《秋天的愤怒》中的李芒当年因着出身地主家庭备受歧视和虐待，在阶级斗争年代经常遭受肖万昌等人的欺辱。他和小织自由恋爱却不见容于肖万昌，不得不一起私奔。两人辗转逃往东北后，幸得一位老者收留并跟他学会了黄烟种植技术，当两人获悉家乡正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决定回到故乡。改革开放搞活的新时代，为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李芒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然而他应该获得的一切荣誉和绝大部分种植收益却都被肖万昌以合作种植黄烟的名义窃为己有。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有着极强平等意识的李芒下定决心与岳父肖万昌彻底决裂，并在经历一番曲折之后取得胜利。阎强国《红色的云雾》中的朱家解放前是地主，岳家始终靠给朱家做工为生，直到土改时地位才发生翻转。然而到了新时期又再度翻转，朱明贵和二儿子朱文俊通过养殖致富后又购买了磨面机、榨油机、手扶拖拉机和割草机。反观岳家，虽然劳力众多，家境却始终不见好转。朱家产业扩大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人手经营，年事已高的朱明贵和大儿子朱文山想请岳家人帮忙放羊和管理机器，另外朱文山夫妇还想请岳常生的妻子来家里当保姆。朱、岳两家为此都引发了严重的内部分歧。朱明贵虽然禁不住大儿子的反复劝说同意雇工，但坚决反对雇佣保姆。岳常生的妻子、老大岳世东和老二岳世方同意给朱家做活，岳常生和老三岳世红却秉持着阶级观念极力反对。岳常生为了阻止家人到朱家做活，登门造访朱家，之后朱、岳两家同时召开了家庭会议，结果朱明贵和岳常生都在子辈的强烈反对下失去了在家里做主的地位。朱明贵下了狠心，哪怕机器废掉和卖掉一些羊也不再雇佣任何人，但当即遭到大儿子反对，直白地对他说：“爹，你老了，家里的事你就……少管些”。朱明贵不由得感到愕然和失落，“儿子的话已经明显地不把他放在一家之主的位子”上了。当二儿子朱文俊提出要和岳玉兰结亲时，朱明贵又重拾一家之主的威严明确表示反对，不料二儿子却背着他自己找媒婆到岳家提亲，并最终违背父命和玉兰私奔。岳常生也摆出一家之主的姿态郑重宣布，从明天起谁都不准再到朱家做活，不料老二和老大媳妇相继提出分家另过。岳常生想以在村中喊冤叫屈讨饭的方式逼迫妻子和两个儿子不再到朱家做活，结果毫无作用。最终，朱明贵上吊自杀，留下遗嘱让大儿子将卖羊钱转交给被磨面机主轮砸伤小腿的岳世方，并让他快回城里去，同时交代私奔在外的二儿子要好好待玉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并非简单地将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设置为新/旧、现代/传统、激进/保守的二元对立关系，代表着时代新潮的子辈有时会走弯路，而抱持着传统观念的父辈也并非一无是处。

王润滋《鲁班的子孙》中的木匠父子围绕木匠铺究竟是要注重金钱还是良心的经营理念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父子间的权利让渡关系也呈现出曲折的态势。小说开头，秉承鲁班遗训、恪守手艺人良心的老木匠由于忽视经济效益，加之制作工艺落后导致年年赔本，在商品经济大潮来临之时，终因无力维持被无情淘汰，撑过了二十多个年头的木匠铺不得不关门大吉。在木匠铺倒闭之后，老木匠曾经有过反思，“照说也该给大伙挣几个钱了，社会主义也不能光吃柞树不绣茧儿！像以前那样开木匠铺，也没劲……”，但长期形成的道德观念阻碍着他付诸行动，只能将重开木匠铺的希望寄托在从省城回来的养子秀川身上。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熏染的秀川，不仅凭着关系弄来大批廉价木材，而且还通过安装电锯、电刨子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老木匠看到小木匠熟练有力地操作机器，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同时，他也在反思自己是否真的落后了，隐约感觉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儿子捏得变了样，而他自己也自知扳不过这只手，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后最终决定改变自己“随了儿子”“顺了世道”。自此之后老木匠真诚地支持儿子开木匠铺，“过去把这叫做资本主义，扯他娘淡！咱凭劳动，凭良心，走到天边也说得过去”。木匠铺卖出去的头一批家具，由于综合了父子俩的所长，不仅样式新颖漂亮，而且严丝合缝，在当地引起轰动，订货的人络绎不绝，单是这头一批家具便挣了三千块。然而急功近利的小木匠在老木匠住院期间开始偷工减料，结果导致第二批家具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买主们纷纷要求退货，小木匠无法应付干脆一走了之。老木匠出院之后，请了三大桌客并承诺重修、重做或者当场退钱方才化解危机。

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王润滋的此种情节设定，绝非有意要嘲弄现代而回归传统，从理性上他十分明了农民唯有顺应现代化进程才有出路，但从情感上又对青年农民进城之后沾染社会不良风气而背离传统美德的行为深感痛心。王润滋透过小说所要表达的现实忧思，并非指向取消大锅饭之后的乡村现实改革，而是对于为了金钱而背弃重义轻利、热诚助人、扶危济困和精益求精等“善”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忧虑。他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思潮必然会改变传统的伦理版图，旧有的价值体系面临着重估和再造，但长期积累沉淀下来的优良文化传统依然有存在的价值，而不能简单地归为封建糟粕一弃了之。

三、“无父”语境下的寻父之旅

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者大都是在超越血缘关系的“革命之父”的精神引领下成长起来的，唯有如此方能完成思想蜕变，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而，新时期子辈的成长却是在审父乃至弑父的精神历程中完成的，他们在人道主义、新启蒙主义以及非理性主义观念引导下，对于父辈进行了大胆的精神反叛，“伦理之父”的形象不再是高大伟岸而是猥琐低能，“精神之父”的形象则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迅速坍塌。与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者所走过的路径颇为相似的是，年轻一代在反叛家庭后遭遇挫折或者当青春激情耗尽之后，又会重新感念起家庭的温馨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进而去“寻找”父亲。余华在《父子之战》中就曾说过：“儿子总是不断地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去对付父亲，让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无可奈何；让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其实是短暂的，而失败才是持久的；儿子瓦解父亲惩罚的过程，其实也在瓦解着父亲的权威。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使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当儿子长大成人时，父子之战才有可能结束。不过另一场战争开始了，当上了父亲的儿子将会去品尝作为父亲的不断失败，而且是漫长的失败。”父亲的存在让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时刻面临着精神阉割焦虑，而失去父亲又会产生“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身份认同焦虑。男性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健全的父子关系场域的熏染，“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主体在经历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的过程中获得了性别和主体性”。十七年时期《青春之歌》《红灯记》《红旗谱》等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者的成长过程也是寻找“革命父亲”的过程，政治伦理代替血缘伦理成为革命者在脱离个体家庭之后走向革命的必由之路，而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寻父”却是重新寻找理想信仰、精神支柱以及确认自我价值的过程，从而重建社会秩序和人文信仰以摆脱精神失落。

20世纪80年代，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导致的失语现象，使得中国本土作家产生了寻根的强烈愿望，渴望以回归传统民族文化的方式来取得与世界文学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克服单向输入所导致的文化焦虑。大批乡土小说，譬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阿城的《棋王》、余华的《现实一种》、洪峰的《奔丧》、张承志的《黑骏马》、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张炜的《古船》等等，集中呈现了儿子缺失父亲，或者在成长过程中父亲缺席的情形，从而揭示出“无父”使得“自我”处于无根漂泊的状态。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在出生后即遭到父亲遗弃，由于长期处于“失父”状态备受欺凌。天生白痴的他学会的两句话之一便是“爸爸爸”，并且通过对寨中男性喊“爸爸”的方式来缓释思父之情。阿城《棋王》中的倪斌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只有借着沉迷棋艺的方式来填补由于父亲缺失所带来的情感空缺。余华《现实一种》中缺失父亲的山岗和山峰兄弟非但没有享受到摆脱父权束缚的心理愉悦，反倒因着父性权威的缺乏而导致精神病态，陷入骨肉相残的嗜血暴力泥潭中难以自拔。也正因此，寻找“象征之父”来填补精神空虚并重构自我主体以获得心理平衡成为必然趋向。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绵延千年的民族精神，以及带有文化象征意蕴的自然物象，不期然地成为新的“象征之父”。

正如同古人所总结的那样“伤于外者，必返其家，故受之以家人”，作为生命起始之地的“家”凝聚着血浓于水的宝贵亲情，“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庭是最古老的、最深刻的情感激动的源泉，是他的体魄和个性形成的场所”。“家”不仅是能够为子女提供遮风挡雨和衣食来源的处所，而且可为在外遭受挫折打击的子女提供精神抚慰。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起初并不愿像父亲那样老实巴交地种地为生，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但经过一番挣扎之后铩羽而归，“我的亲人啊”的深情呼唤包蕴着对于古老土地神圣文化传统的认同。不仅如此，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张炜的《古船》、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都将寻父之旅深入到家族历史深处，透过对先辈不无传奇色彩和神秘意味的独特经历的讲述来满足个体寻父的心理欲求。

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豆官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私生子，但他对亲生父亲的态度与《伏羲伏羲》《罂粟之家》中同为私生子的杨天白和刘沉草大相径庭，非但没有拒斥心理，乃至弑父之举，反倒从内心深处极度渴望得到父亲余占鳌的认可。弗洛姆曾经说过父亲最喜欢的是与他最相像的儿子，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同，豆官自觉地以父亲为榜样，“爹”，“你别愁，我好好练枪，像你当年绕着水湾子打鱼那样练，练出七点梅花枪，就去找冷麻子这个狗娘养的王八蛋算账”。在戴凤莲不幸中弹牺牲后，豆官终于和余占鳌父子相认，在失去母亲的同时找回了父亲，“从一个母子完满的想像世界突然进入了父与子的象征世界”。在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当年狗崽瞒着母亲偷偷逃离家乡，踏上了“寻父”之旅，虽然因此侥幸躲过了瘟疫，但父子俩因争夺祖传的大头竹刀和女人小环而让父子情感产生难以弥合的裂隙。多年以后，“我”秉承着父亲的精血之气，一心想要弄清家族的血缘脉络，毅然踏上了精神寻父之旅。同时寻父的过程又并非要展现家族的辉煌历史，而是伴随着对于祖辈、父辈的道德审视和灵魂拷问，“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了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张炜小说作品中对于母亲的赞颂和大地的依恋是一以贯之的，而关涉父亲的叙述却经历了从弑父到寻父的情感演变过程。张炜《古船》中寻找父亲是为了找回为剧烈的政治变动所遮蔽已久的家族精神，透过对碎片化记忆的重新整理呈现出的父亲形象不再是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动资本家，而是敢于担当、勇于赎罪的道德标杆，通过对父亲形象的重新建构使得子辈得以摆脱道德重负走向新生。韩少功《爸爸爸》中的鸡头寨人作战失利后被迫迁居，他们途中所演唱的古歌寄寓着对于远古父亲——刑天的哀思和呼唤，渴求从中获得精神力量，以便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张承志早年失怙，父爱的缺失促使他对具有理想品格和崇高价值的英雄人物或者自然物象产生拟血缘的父亲认同，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赋予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金牧场》《青草》等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在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驱动下，有着自己成为父亲的内心渴望，从而给家庭中的女性提供保护，然而这一愿望往往因主人公离开草原化为泡影。这些深爱着草原和额吉的男青年之所以最后别离草原奔向城市，表面上看似无法适应草原文化习俗，以及无法抵御城市现代文明的强烈诱惑，深层次看却是根源于对“父之法”的文化秩序的寻觅和皈依，正如同《青草》的主人公杨平那样“他爱草原，但不愿在马背上终生颠簸；他爱牧民，更爱牧民的女儿索米娅，但没有勇气永远做一名普通的、常年劳累的、远离一切城市生活的牧民”。拒绝和草原恋人组建家庭，也就意味着他无法真正成为草原上的父亲，最终在“父之法”的影响下告别象征着滋养、保护和帮助的母性意识的包围，转而从高山、大川、风暴等象征着权威、力量和尊严的父亲原型意象中获取成长的力量。《大坂》《金牧场》《顶峰》等作品中孔武有力、坚韧不拔的男性主人公为崇高的自然景象所折服，大坂和汗腾格里不再是纯然的自然物象，而是人格化的值得崇敬的父亲。张承志《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和《北方的河》中的“他”都面临着父爱缺失的生存状态，白音宝力格在年幼之时就被父亲送给蒙古额吉抚养，但在长大后因无法认同蒙古文化习俗而远遁城市，在城市之中又感受到情感无依和心理隔阂，始终处于“无父”的精神状态，无法安放灵魂。《北方的河》中的“他”“从小……没有父亲。我多少年把什么父亲忘得一干二净。那个人把我妈甩啦——这个狗杂种”，父亲抛弃的明明是他们母子，但在话语表述中单独提示出母亲——这个最需要呵护的弱者，从而更容易激发读者对于“他”憎恨父亲的同情。父亲缺失对于“他”而言是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因此始终无法原宥父亲，多年来的愿望“就是长成一个块大劲足的男子汉。那时我将找到他，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狠狠地揍他那张脸”。“他”“从小不会叫‘爸爸’这个恶心词儿，也没想过我该有个父亲”，转而寻求有着男子汉气概的自然物象——黄河作为自己的父亲来寻求精神安慰，“这黄河像是我的父亲”，“他在暗暗地保护着他的小儿子”。敢于只身两次横渡黄河的“他”本身就有着不畏艰险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搏击风浪的豪情，而黄河则有着威严、豪放、博大和深沉的父性品格，在浪漫想象基础之上主人公与黄河相互对立又相互接纳，构成了带有浓郁理想化色彩的父子关系。自居黄河之子的“他”，为奔腾不息的流水所蕴含的骇人力量，以及孕育出的灿烂辉煌的文明所折服。“他”真切地感受到古老文明所迸发出的旺盛生命活力，让自身能够有勇气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落，重新以饱满的激情、昂扬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心迎接新生。张承志和同时代的知识青年一样对于伟人毛泽东和革命英雄无比崇敬，“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已然成为带有崇父情结的父子精神认同，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开始转向对有着神圣象征意蕴的自然物象的父子情感认同，投身黄河或者攀上神山则是儿子的认父仪式。张承志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历了从渴望征服黄河、大坂、汗腾格里等有着崇高色彩的自然物象以满足征服欲望，到对这些自然物象产生父亲认同而顶礼膜拜的心理转变过程，从而让人格化的自然父亲填补了世俗社会中精神导师缺席后所留下的空白。也正因此，虽然《北方的河》中的“他”有着健壮的体魄和无畏的斗志，敢于徒手两次横渡黄河，在常人眼中“他”无疑是真正的男子汉，然而在精神上、情感上“他”却更像一个渴望得到父亲庇护的活泼健壮的婴儿，尚未从自然和社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走向成熟和独立，对于精神父亲的渴求甚至远远超越了对爱情的渴望。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他”之所以将黄河指认为父亲，背后隐含着的是对于伟大民族光明灿烂文化的皈依和认同。“他”在“黄河父亲”面前显得极其谦卑，而对于女性却又极尽歧视，不断告诫自己“跟女的少那么饶舌”“你怎么能把这样的秘密随便告诉一个女人”。由此可见，“黄河之子”的身份认同实际上是父权的继承，以此来填补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意识形态“象征之父”倾屺而导致的“无父”结构性空白，企图通过对于传统父子等级秩序的重新认定来完成男性主体地位的再度建构。在张承志的作品中，承担着国家和民族双重责任的男性承续了传统父子等级秩序而试图重建现实的菲勒斯秩序，也正因此在女性面前有一种俯瞰般的优越感，“是在制造一种女性对男性的崇拜……在描写河时，小说赞美了一种男性的寻父意识；在描写两性交往时，小说又倾向一种女性的‘寻父意识’——寻找男子汉”。

四、结 语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之所以会在“亵渎父亲”之外呈现出如此之多的缺失父亲或者父亲缺席的情状，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语境不无关联。“文化大革命”的戛然终结所造成的历史与文化的断裂，使得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青春理想的颓败和精神信仰的失落，以至于在神话破灭后的废墟上“寻父”又成为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在新时期开启之际，他们陷入短暂的精神空白期，在从对以往神性父亲的崇信中解脱后面临着精神无处安顿的迷惘和惶恐。“寻父”遂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父亲的追寻不单是一种物质上的需求，更是一种普遍的精神需求，因为所有的人都想知道自己是谁的孩子。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虽然父亲形象长期受到贬抑，以至于“亵渎父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母题，但深究下来发现，其实不仅不同阶段父亲被贬抑的角度和方面有所不同，而且也并非尽然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就呈现出多种父子关系模式同场存在的形态，时而阉割父亲，将其作为封建权威的象征进行解构和否弃；时而逼迫父亲，在父辈逐渐丧失家长权威后将父的权利向子让渡；时而又寻找父亲，试图重建父亲权威形象。之所以如此，与进入新时期之后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僵化走向开放的时代语境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推进和异域文学思潮的逐渐传入，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文学创作的自主空间逐步扩大，相应地，对于父子问题的思索更为开放和深入，由此使得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父子伦理书写也蕴涵着不容低估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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