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樊锦诗，捐千万给北大！守护60年，她的爱情和敦煌一样美

前天是5·4青年节，也是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日。

庆典之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现身，宣布将她多年来获得的奖金和部分个人积蓄捐出，共计一千万人民币，用于支持敦煌学研究。

捐赠仪式上，她说道：

“做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一定要使所得奖金，用在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业上。”

不难看出，她和敦煌渊源颇深。

老人名叫樊锦诗，曾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被称为“敦煌女儿”。

她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大，在敦煌待了半个世纪，让敦煌成了自己血脉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们、我们的后代能看到今天的敦煌，得感谢她。

01 阴差阳错，敦煌情难舍

1962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求学的樊锦诗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出于喜欢和好奇，她一到敦煌就看完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然后被深深地震撼。

然而，更令樊锦诗震撼的还是生活条件。

当时的宿舍是一间不足20平米的土屋，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

没有水、电，更别提卫生设备。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绿的大眼睛正瞪着她。

她被这头“狼”吓得心乱跳，赶紧关上房门，瞪着天花板等天亮，第二天一早上才敢出门。

哦，原来那不是狼，是头驴。

樊锦诗的父亲是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她从小生活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优越，哪里吃过这种苦？

几个月下来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她只得提前结束实习。

当时心里念着：

“不想再回来了!”

可世事弄人，待到毕业分配工作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4个实习生都要！

父亲心疼女儿，写了厚厚的一封信要女儿交给学校领导。

或许是觉得没面子，樊锦诗把信截了下来。

不久后，她背起行囊，再次奔赴注定与她纠缠的敦煌。

毕业一年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的彭金章来到大西北看望他心爱的姑娘。

这一见面，他发现她变了，变土了。

吴侬软语里夹杂着砂砾，哪还有那个俏皮的上海姑娘的样子？

02 不称职的妻子与母亲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婚。

他们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

这对新婚夫妻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其实初分配到敦煌研究院时，北大的老师曾承诺三年后就帮忙将樊锦诗调到武汉大学，让他俩夫妻团聚。

但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他们的期待搁置了三年又三年。

期间，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

樊锦诗工作忙，只能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宿舍，用绳子系着。

每天下班回来，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她心里就放心了：

“今天没事。”

要是听不见孩子的哭声，那就得提心吊胆。

樊锦诗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工作，一直未果。

有意思的是，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点头，她却犹豫了。

爱上敦煌不是一刹那的事情。

无意间，这份爱早就融进了那一个个洞窟里。

她任性地对丈夫说：

“反正我不走了！

要不，你来吧！”

风沙漫天的大西北，分居近二十载的家庭终于团聚。

彭金章先生追随妻子，扎根大漠31年，为中国留住了1600余年文化遗产的珍贵档案。

多年后，樊锦诗在节目里还原了这段历史，几度哽咽：

“我先生跟我是同班同学，他在武汉，我们俩分居了19年。

为了孩子着想，他不想来敦煌。

就这样拉扯来拉扯去，最后再不团聚，就要退休了。

最后还是我的先生理解我，爱护我。

他知道我喜欢敦煌，他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

就这样，他到了敦煌，从商周考古改成了佛教考古。

本来我想，我们都老了，就到处游一游、看一看。

可惜还没等看了几处，他就去世了。

但是我心里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所以我有时候走路关门，我会轻一点，不要影响他睡觉。

结果一想，他走了呀……

但是，我感觉他到今天还没走，还在支持着我，看着我！”

03 年近古稀，10年建数字化敦煌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

在任期间，她首提国际合作，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洞窟环境监测，抵御沙漠侵袭。

她牵头改善研究院的住宿条件，为研究人员家庭团聚四处奔波，为年轻人争取出国进修的机会。

慢慢的，这个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数量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

而她最值得说道的功伟，当属数字化敦煌的建设。

随着莫高窟对外开放，一年数十万游客参观，令狭小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不堪负重。

不让看是不行的，看坏了也不行。

为此，她夜夜难眠，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2003年，研究院正在搞数字化。

樊锦诗也开始琢磨，莫高窟能不能数字化？让游客在洞外看？

虽然凭借当时的技术实现不了，但无知者无惧。

10年的探索与坚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还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两部电影。

仿真电影+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方式，减少了参观时间，提高了洞窟承载量。

虽然这缓解了洞窟承载压力，但是，“敦煌最终是要没有的。什么时候呢？我希望它还能存在1000年。”

为了能将莫高窟更好地保存下来，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16年4月，网站“数字敦煌”上线，不必去敦煌即可参观30个经典洞窟、4430平方米壁画。

网站提供了全景漫游体验，点击洞窟，镜头就跟着鼠标走。

每一尊佛像、每一根线条都清晰得仿若人就在现场。

莫高窟终将逝去，但这些数字影像将长留人间，延续着莫高窟的神秘传说。

谁能想到呢？这个现代化+高科技的成品竟是出于一个不怎么懂互联网的7旬老太太之手。

04 淡泊身外事，只重敦煌

樊锦诗身上有着老一辈学者才有的毫不做作的学术范儿：

生活琐事毫不讲究，却对学术怀着一种执念。

对于她来说，这世界上只有两件事：

敦煌和其他。

2006年，第一卷考古报告初稿完成，樊锦诗拿到北京交给90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过目。

先生觉得不行，她干脆就推翻重做。

如此又反复修改了几次，六年后才正式出版。

2009年，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她诧异，“我怎么就感动中国了？”

她被评为双百人物，摇摇手说，“我哪有资格！”

她从不喜记者采访：“我的故事很简单，不要写我，多写点敦煌！”

前些年，一席邀请她讲讲自己的经历，她开口就是：“我想还是先讲莫高窟和它的文化价值”。

几年前，年近80岁的樊锦诗先生卸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担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

然而，荒漠戈壁里的洞窟仍牵着她的思绪。

一生不喜名誉，独想着敦煌，念着敦煌。

“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有一天我成灰了，历史在这儿。”

25岁只身前往敦煌，

30多岁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敦煌文物，

40多岁敦煌终于通电，

60岁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76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

84岁为敦煌捐出多年积蓄……

做了这么多，但樊锦诗先生说，“我很普通。”

这个简单而又倔强的老人，在青葱岁月只身赴荒漠的故事，怎么也说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