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受害者的沉默，无法换来安稳

这是 Figure 的第 224 支

原 创 视 频

哪怕是在旷别三年的假期，史航也一直挂在热搜上。

作为围观者，对事件真相尚未可知，难给定论。于是，不乏站队史航者，表示如果性骚扰属实，为什么受害者当时不反抗，而且事后也拿不出证据，分明就是「你可以骚我不能扰」。可多数情况下，男女之间，性并不是性本身，性是权力。受害者在性骚扰行为进行时，表面上很可能处于沉默状态……造成的后果是，维权取证困难。

更甚者，受害者以公开讲述等方式来保护自己权益时，还要承担其它压力。

但是，Figure几年前拍摄视频的女主角伊藤诗织，这位生长在与中国有相近文化源流、男女地位要不平等得多的日本，她站出来成为全日本首位以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的故事，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性伤害面前，沉默无法换来安稳。对性骚扰说不，也不是一句「靠法律」那么简单。

东京近郊的某处老年公寓，一位独居老人的尸体在猝死的一个月后，因邻居以不明气味报案被警方发现。

换好隔离服的伊藤诗织双手托着摄影机，蹑脚步入死亡现场。这一天，消毒剂的用量比以往多了好几倍，清洁队员在完成喷洒后下意识别过头，闭起双眼等待挥发，诗织则始终紧盯显示屏。为了确保拍摄素材的每一帧都对焦准确，她每隔几秒就得用力将眼睛瞪到最大，再使劲一眨，挤掉不断涌上眼眶的泪水，三层隔离口罩下面，是她憋红了的脸。

纪录片《Lonely Death》剧照

「这些苍蝇都是蛆吃了他的尸体长成的。」清洁队员转身走向窗前，指着地板上百余只苍蝇尸体，「它们想飞出去，却撞死在玻璃上，窗户上的那些小点，其实是死者的脂肪。」摄影机的镜头拉近特写，那是诗织有关「窗」的记忆中，最难忘的画面之一。

另一扇让伊藤诗织忘不了的窗，是2015年4月4日清晨五点，东京喜来登酒店房间里挂着薄窗帘的那一扇，那是她在一阵剧痛中醒来后看到的第一个画面，赤裸着的身体让她意识到自己被性侵了。

「恭喜你，合格了！」一脸满足扑过来的男性，是伊藤诗织尊敬的记者前辈、时任TBS新闻台华盛顿分台台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好友山口敬之。前一晚，即将毕业的诗织为了详细了解对方提供的工作机会，与山口在一家寿司店碰面，可是，她对当晚的记忆却只停留在寿司店的洗手槽，之后便断了片……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伊藤诗织挣扎着爬下床，穿回散落在房间各处的衣裤。

逃出酒店的那一刻，她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条轨道。

纪录片《日本之耻》剧照

「噩梦」不是梦

伊藤诗织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脱下来丢掉。

回到家后，她将淋浴喷头的水量开到最大，狠狠地冲了个澡，并要求自己如约和妹妹一起去喝咖啡，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地过周末，因为只有这样，前一晚发生的事情才有可能只是一场噩梦。

膝盖的疼痛却日益加重，连下楼梯都成了问题，这让诗织不得不接受了现实。在事发后的第五天，她走进了警察局。

之后发生的事情，让她一步步成为公众面前那位「日本第一位以公开姓名和长相控诉性侵的女性」。酒量不错的诗织坚信自己被下了药，却无法提供充足证据；她给山口发邮件，几番交涉，对方却对性侵只字不提；她尝试向强奸危机处理中心求助，却因处理中心人手不够，无法给予远程支援；她报案时，没有女性警察能负责受理此案；审讯过程中，三名男性警察要求她躺在垫子上，并拿人偶放在她身上，重现被性侵的过程；几轮审理后，警察局终于下发的逮捕令，却在逮捕执行当天被撤销……

纪录片《日本之耻》剧照

如此频繁地经历「无解」，令诗织沮丧至极，在她此前的人生中，几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16岁时诗织想出国读高中，即便自己听不懂英文，还是通过寄宿家庭福利制度申请到美国高中的留学机会；高中毕业后，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诗织到纽约的大学学习新闻，她就结合美国大学按学分收费的制度，决定先到不需要学费的德国和西班牙的大学，攒齐了毕业所需要的学分，又将学分提前转到纽约的大学，并顺利办理了入学手续。

「只要身体健康、行动自如，没有什么做不到。」这条被伊藤诗织信奉了25年的座右铭，在自己被性侵的事件上失了效。在日本，只有4%的性侵受害者会去报警，警察却常以「这种事情太常见」敷衍了事，另外96%的受害者，甚至根本不会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而像诗织这种既报了案又不接受警察敷衍的人，少到会直接被忽略不计。「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么难，不知道我生活的社会原来是这个样子，更不知道人们对性侵事件竟然如此无视。」

纪录片《日本之耻》剧照

沉默无法换来安稳

当所有眼前的路都走不通时，她为自己凿出一条新路。

沉默无法换来安稳，诗织萌生了对全日本公开自己被性侵经历的想法，却遭到家里的全员反对。她对自己做的事情有信心，但她的家人却没有，父亲希望诗织能假装一切不曾发生，期待她未来能够稳稳当当地结婚，建立幸福的家庭；母亲却只留下一句「诗织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只是来告诉我们一声自己要去做了对吧？你总是这个脾气。」

诗织从小就不按牌理出牌。三岁时，曾因为讨厌一位欺凌弱小的男生，一记狠拳把对方打得鼻血直流，最后以妈妈拎着点心到男生家赔罪收场；家里也曾因找不到她而报警。那一次，诗织化身探险队长，带着一群小朋友徒步十几公里，直到天色完全黑透才回到家，连朋友的袜子都磨破了洞。在她的印象里，亲戚们总是不理解她的举动，最常说一句话就是「这孩子到底是哪来的？该不会是个外星人吧？」

图片来自窦霄

现在看来，亲戚们关于外星人的调侃，却像是伊藤诗织改写日本历史的预言。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召开了一场记者见面会，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位以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她期待以此换来整个社会公开讨论性侵的可能，尽管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在日本工作的机会。邮箱中的恐吓邮件雪片般地涌来，脑海中不堪的回忆也一次次被唤醒，诗织连门都不敢出。为了避免恐怖的人肉搜索，她不得不和自己的家人保持距离，那之后的一年多，诗织都没和妹妹说上过一句话。

在公开被性侵经历之前，诗织已经预想到自己之后的处境会非常艰难，而当这些代价被真实地具像化后，她才承认自己无法很好地消化它们，但如果能再重新选择一次，她依然还会站出来，诗织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我是一名记者」。

纪录片《日本之耻》剧照

「发声」是受害者伊藤诗织对公正的诉求手段，也是记者伊藤诗织受到性侵害后的反击武器。她根据自身经历写成的纪实作品《黑箱》，被翻译成法语、汉语、韩语在各国出版，并获得日本第7届自由报道协会大奖；她还想通过自己擅长的纪录片形式向外界传递这件事情的发生，便找到BBC合作拍摄了《日本之耻》，亲自担任纪录片的策划、完成在日本的采访和拍摄，出于要保持客观的原因，把定剪权交给了BBC。纪录片上线后，不出所料地引起了新一波的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舆论压力，让日本的司法部门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对待这起性侵案件。

作为一名记者

「记者」是伊藤诗织高中时的梦想，大学毕业后的职业，更是她被性侵后最重要的身份认同。她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化作更多在伤痛中沉默的人的声音，能够指向更遥远的时空，因此，无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讲座上，被问到一些更具社会意义的问题时，她总会以「作为一名记者」作为回答的前缀。

图片来自窦霄

事件发生后，同为日本知名记者的山口敬之，曾利用自己在日本媒体界的权力和人脉，让诗织失去了在日本任何一家媒体工作的机会。「就像是有人突然在我开车的时候，把方向盘给夺走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操作才能往前走。」好友May邀请诗织以摄影师的身份加入了自己独立制作的项目，拉诗织跑到距东京1100公里之外的北海道夕张市拍摄，成为诗织伤后重建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她不断地鼓励我去工作，因为她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北京的一场讲座活动上，当诗织看到现居北京的May就坐在最前排时，激动得哽咽：「May，谢谢你！」这个传递着勇气和力量的女生，第一次在中国读者面前落泪，鼻头一红，又为了忍住泪水，目光急转向后排观众，「她真的帮了我很多！有这样的挚友，我真的，真的非常开心！」

May却对诗织的反应感到惊讶，「我完全没想到她会哭，因为关于我们的回忆，我能想起的更多是争吵。」在北海道夕张市拍摄的项目是May的毕业作品，主题是日本第一个宣告破产的城市。两人在专业上彼此欣赏，却在拍摄节奏上各持己见，May想在最短的时间里拍出一个片子回学校交差，而诗织却觉得这个选题的意义在于漫长时间里的变化。吵得最激烈的一次，她们从市政人员办公室拍摄的关机一刻开始，一路吵到市政府广场上，都忘了和拍摄对象道别。

May | 图片来自窦霄

「扎身进工作中的时刻也是在帮她逃离出被性侵的伤害吧！」那些争吵并未引起May的不悦，反而让她敬佩起伊藤诗织，「她是天生的记者，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绝不会放弃。」

May毕业快五年了，诗织却还坚持着每年去夕张拍摄好几次的频率，这座日本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人口数量从一万锐减至七千多，并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从日本的行政区划上消失，她打算用镜头为未来写备忘。由于没有和任何机构合作，制作经费为零，她甚至不确定积攒的素材能否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出来，却也并不悲观：「实在不行，我就把它写成文字报道。」

余生

「我已经做好和被性侵的伤痛度过余生的准备。」

四年过去了，伊藤诗织内心的痛苦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减轻，但她的状态，已经从「与伤口和平共处」进化到「负伤前行」，一部部职员表上写着伊藤诗织名字的纪录片作品，见证了一个「受害者」蜕变。

性侵事件发生前就在调研的「孤独死」选题，被伊藤诗织拍成了纪录片处女作《Lonely Death》（中译：《老年公寓清洁队》），她举着摄影机和清洁队员一起进入死亡现场，推测那些与他人切断了联系的人生前如何生活、透过无人认领的遗物寻找那些失联已久的亲人……

纪录片《Lonely Death》剧照

「那些老人孤独而死，并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他们在家里没有自己的位置。」这部表面看起来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纪录片，反思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裂缝。诗织作为导演跟踪拍摄了近三年，一路拍到社区管理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挨家挨户地去敲门，了解每位独居老人的情况并定期进行心理疏导工作，这支纪录片才终于成立。2018年，这部作品在纽约国际电视电影节上获得了纪录片单元社会类银奖。

被性侵经历让伊藤诗织的选题视角更多地聚焦在了女性身上，她正在拍摄的最新作品关注的是非洲塞拉利昂的女性「割礼」（注：割除女孩的一部分性器官以免除其性快感。当地人认为这样能够确保女孩在结婚前仍是处女，婚后也会对丈夫忠贞）。在这个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倒数第六位的国家，「割礼」是被视为神圣且禁止讨论的传统习俗，也从未有过外国媒体深入报道。

诗织从不介意做那个冒险的人。她只身一人边采访边拍摄，一路被警告这件事情的危险性。但开拍一年半以来，一切都意外地顺利，从没遭到过拍摄对象的反感或拒绝。「我在那里和他们同吃同住，把彼此的关系拉得非常近，我是认真地和当地女性一起思考如何面对这件事情，怎么解决问题。」

在塞拉利昂时，诗织听到过无数次「这就是我们的传统，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又能怎么样呢？」但她用自己的经历鼓励自己做下去：「外来视角是必要的，我被性侵后，一直都没有机会在日本谈论这些事，最后是海外的BBC帮我发了声。所以我想，虽然我拍的纪录片没办法被塞拉利昂人看到，因为那里连电视都没有，但它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当地情况，给予各方面的帮助。」她还和当地女性一起制作了电台节目，讨论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以传统之名伤害身体、伤害生命的事情。

持续地报道这些选题，是她救赎自己的方式，因为她总会在那些无声者的故事中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割礼’，但我和许多女生都经历过‘心灵上的割礼’。我们被迫接受社会强加给我们的要求，成为他们眼中女性应该有的样子。」

某种程度上，东亚和非洲在感受着同一种痛苦，她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探讨的，是「女性究竟何以在这个社会中存在」，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而回避它。

在采访的尾声，我们问伊藤诗织「想象一下十年后，你希望人们在提起‘伊藤诗织’这个名字时，会如何介绍你？」她沉默许久，脑海中的时间线不停回溯，最初人们叫她「受害者」，然后慢慢知道了她的名字，后来很多人说她是「幸存者」，再到「打破沉默的人」……

「那些标签都只是我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而不是我的专业！」她抬起头，开始憧憬一个未来的画面，「我真的很喜欢自己的记者工作，也对自己的专业有自信！只要我坚持做有价值的报道，贴在我身上的‘受害者’标签，总有一天会被‘记者’或‘纪录片制作人’所取代，而我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被大家所认识。」

特别鸣谢｜摄影师窦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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