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内乱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启示

文 | 王海滨

作者系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经济师

2023年4月15日，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苏丹正规军与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Rapid Support Forces）之间的激烈冲突。虽然迄今为止冲突还没有对苏丹和南苏丹的原油生产和出口形成严重冲击，但不能完全排除冲突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并危及两个苏丹石油业的可能性。

苏丹是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的第一站。不过，多年来南北苏丹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多次冲突，对中国石油公司在两个苏丹的石油开采以及中国与它们的石油贸易造成了较大干扰。苏丹最近的内乱再次提醒我们迫切需要对中国石油进口策略和能源安全保障战略等做系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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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两个苏丹的石油利益
面临较大风险

1995年9月，苏丹总统巴希尔访华时向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希望中国参与苏丹的石油勘探开发，帮助苏丹建立石油工业。同年9月25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苏丹政府签订了石油合同。

从1997年开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较多工作人员云集苏丹，高质量、高速度和高效益地开发苏丹石油资源。他们在苏丹取得了卓越的工作成绩，主要包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石油勘探开发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仅用了11个月的时间就铺设了从苏丹石油产区到苏丹港的输油管，该管道长达1,506公里，是非洲最长的输油管；用一年半时间建成喀土穆炼油厂，等等。

1999年8月30日，在红海之滨苏丹港，一艘油轮满载苏丹60万桶原油启程横渡印度洋驶往新加坡，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第一个大型海外新油田的原油流入了国际市场。这是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的里程碑事件之一。中国石油公司在苏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苏丹是当代非洲最动乱的国家之一。中国石油公司在苏丹的工作几乎一直受到动乱的干扰。2011年南苏丹正式从苏丹中分裂出去。分家后，两个苏丹相互间的斗争以及各自内部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虽然两个苏丹的经济都比较严重地依赖原油出口，但是近些年来它们的石油行业仍然明显走衰。相应地，中国与两个苏丹的原油贸易量也大幅下降。2011年中国与苏丹的原油贸易量高达1,299万吨，而到2022年已下降至7.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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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进口多源化不能“包治百病”

不只是苏丹，近年来其他一些非洲产油国的石油业波动明显，导致中国与它们的石油合作受到了较大影响。

20世纪末、21世纪初，伴随着原油进口量和进口开支的大幅攀升，中国政府对保障国家石油安全的重视程度上升。针对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而带来的安全风险，中国政府决定推进石油进口多元化，并把它视为能源安全的对外保障手段之一。

非洲是中国政府石油进口多元化策略的重要目标之一。经过艰辛努力，中非石油贸易、开发等方面的合作曾取得突出成就。比如，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原油数量曾连续大幅增加。非洲原油在中国原油进口总量里的占比也有较大提升。2007年中国从安哥拉、苏丹等非洲各产油国共进口了5,304万吨原油，在那一年中国的原油进口总量中，非洲原油的占比高达1/3。非洲成为仅次于中东的中国第二大原油来源地。通过拓宽和加深与非洲等地区的石油合作，中国石油公司在摆脱对波谲云诡的中东的石油依赖、实现石油进口的多源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然而，一些非洲石油大国内部冲突多发，不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比较错综复杂。内外部原因导致利比亚、安哥拉、南北苏丹、尼日利亚等重要石油国家的石油业多受干扰，它们保持和提升其石油产量和出口量的难度比较大。

根据bp数据，2008年非洲原油产量为1,029万桶/日，创历史最高纪录，且在世界总产量中的占比接近1/8。然而，之后非洲原油产量及其全球占比均明显下滑。2021年，非洲原油产量下降为729万桶/日，世界占比下降为8%。

图1 非洲原油产量及其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

Source: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

与非洲原油产量下降相一致，近年来非洲原油在中国原油进口总量中的占比明显下滑。2019年，中国从非洲进口了9,250万吨原油，创历史最高值，但在中国原油进口总量里的占比已从33%的峰值下降到18%。2022年，中国从非洲各国进口的原油数量降至5,000万吨以下，回到大约2006年的水平。非洲原油在同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里的占比已经跌到10%以下，创1998年以来最低。

图2 近年来中非原油贸易量以及非洲原油在中国原油进口总量里的占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bp Statistics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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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安全战略需要重构

中非能源合作的已有成就值得充分肯定。对中非双方来说，能源合作是一项互利互惠的事业，它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也改善了非洲民众的福祉。尽管近年来中非能源合作出现了一些起伏，但这些只应激励中非政府和企业更加充分地发挥创造力，努力解决各种困难，继续加深和扩大各类能源合作，并借此促进中非的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最近的苏丹内乱也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来深入思考未来中国的能源安全方略。

首先，世界正从资源为王的时代向技术为王的时代转变。中国能源安全方略需要与时俱进，及时做出相应调整。人类的能源史先后经历了传统生物能（以人畜力和薪柴等为主）为王、煤炭为王、石油为王的时代。其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对能源资源的获取。在许多时候，为了争抢看起来日益短缺的资源，人们之间发生激烈的资源冲突，其结果往往是反过来加剧了资源短缺。

而我们正渐入的新能源时代，与旧能源时代有本质区别。在新的能源时代，稀缺的不是能源资源，而是能源开发的先进技术。具体到中国，我国有丰沛的风能、太阳能、水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规模、电动汽车的产量和销量等在全球范围内领先。但是，中国在提升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制造更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新能源产品等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只有在经济性和便利性等诸多方面均超越传统能源的技术被大规模推广后，可再生电力才有可能成为主流，电力在中国终端能源消费里的占比才有可能大幅提高，中国民众的能源需求才有可能被高质量地满足。

其次，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要保障自身能源安全、实现能源独立，必须以我为主，主要依靠国内的努力。中国能源消费量太大，没有哪一个或哪些外国能够满足其能源需求。为保障能源安全，中国已经采取了铺设跨国进口油气管道、保护本国海上能源运输线、“走出去”投资国外油气田和争取份额油气、扩大与能源出口国的能源贸易规模等多种对外手段。

回顾历史，其他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基本上都采用过这些手段，但效果均不彰，它们顶多能治标而无法治本，很多时候甚至连治标都做不到，无法真正让能源进口国摆脱能源安全困境。而美国等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一个能源消费大国要坚守能源安全，应该对内对外手段并举，且须以对内手段为主。中国能源业不断进步和实现能源独立的希望在国内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良性的社会参与、先进能源相关企业经营模式的优化和政府能源政策的持续改进等方面。

最后，中国需要除旧立新，加快建立更先进的能源体制机制，以推进其可持续的固有能源安全。在现行的能源体制机制下，能源供应保障是重点，能源主管部门发现问题的洞见力以及制定和实施明智能源政策的能力是关键，而国有大能源企业的支持不可或缺。现行的能源体制机制仍然带有比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在现行体制机制下，能源消费等重要方面被重视得远远不够，绝大多数企业、民众、社会资本等无法充分地为中国能源事业的进步做出贡献。有时候，它们甚至会无意识地阻碍能源进步、给政府的能源保供出难题。比如，部分民众出于其本能或个人理性，过度消费能源商品；社会资本从逐利的本能出发，投资建设高能耗、高排放、负社会效益的工业等项目。

为了持续推进能源进步，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国政府应该加快推进旧能源体制机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体制机制的转变，更充分地调动企业、民众、学界等各方面力量，更大力度地打开国门、吸收更多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鼓励和支持国内外各种新力量积极为中国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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